老记谈人物通讯的采写方法

以通讯的形式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人物，再现其精神境界、人生轨迹和生存状态，达到教育启迪的目的。人物通讯的这一特点，可通俗地概括为：“讲述新闻人物真实而感人的故事”。

( g: u1 z  R/ C+ c去年10月以来，援藏工程师陈刚毅的先进事迹吸引了众多新闻媒体的目光。继《湖北日报》率先推出这个典型后，今年4月上旬，由50多位记者组成的中央新闻采访团，赴武汉，经云南昆明、迪庆，驱车由214国道滇藏线进入角笼坝大桥进行了实地采访。接着一篇篇精彩、上乘的人物通讯相继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国内权威媒体强势推出，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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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些通讯报道进行一番比较解读之后，笔者发现，人物通讯采写方法的共通性和个性化差异特征，在这些优秀的新闻报道中大多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印证和体现，这也反映出不同媒体在应对同质化新闻中的各种策略与技巧。

一、人物通讯采写方法的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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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现实针对性强。这里所说的针对性关涉通讯报道的主题。南振中在《记者的发现力》一文中强调，记者要“善于发现和表现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对人们有较大激励和鼓舞作用的典型人物”。这就是说，新闻人物的选择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能体现时代精神，二是对人们有激励和鼓舞作用。

8 k3 `. a) z8 g4 h' ]8 Z陈刚毅一直战斗在交通重点工程第一线，20年勤耕不缀，由一个中专生成长为懂技术、会设计、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从2001年开始，他多次援藏，担任过湖北最大援藏项目山南湖北大道总工程师。2003年4月担任交通部重点援藏项目——国道214线角笼坝大桥项目法人代表。其间身患癌症仍心系工作，7次化疗，4次进藏，直到将这座现代化大桥交付使用。审视他的人生轨迹，人们能感受到一种精神力量，这就是“拼搏、进取、创新、爱国、敬业、自律”的刚毅精神。正如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批示中所说：“推出此典型，对推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对维护民族大团结，对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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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 {( E: I& e) O6 L其二，事迹可信度高。长期以来，“树立榜样”是典型人物报道的“经典性”法则，也是人物通讯采写成功与否的根本价值尺度。然而，这一“榜样法则”很容易导致新闻人物的真实性产生偏差，使报道的可信度下降。研究者认为，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是否写榜样，而在于怎样写榜样更符合传播规律、更有效果。新闻采写实践中普遍性的偏差在于：先验地以某种绝对化、纯粹化、理想化的标准，预制一种理想的榜样模式，然后用这种模式来“套”现实中的人物。

2 j  ?) C. P8 {9 m3 z此次中央媒体对陈刚毅事迹的报道，有意规避了这种“模式化”、“脸谱化”的写作倾向与痕迹，记者笔下主人公和他的事迹是那么的鲜活和逼真，文本娓娓讲述的陈刚毅就像与我们朝夕相处的邻居家的大哥，非常亲切、友善，又非常普普通通。当然，只有记者深入采访，才能挖掘出真实、可感的“血肉”来。参与本次采访报道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采访前拿到介绍陈刚毅的材料时，并没有太强烈的“感觉”，因为材料上的事例也只是概括性的，但在与采访对象的接触中，他感到陈刚毅是性情中人，“有某种阿某式的气质，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是最认真、最努力的”。在沿着陈刚毅进藏的线路实地走了一趟后，那种超乎想像的艰险更让他感到陈刚毅进藏的不易：“‘刚毅精神’不是记者的笔下生花，而是他用脚一步一步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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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能引发读者共鸣。典型报道能否立得起来，人物的“核心事迹”是关键，这也是激发读者共同情感体验的“原点”。从既往成功的典型报道来看，作者都会不惜笔墨，对“核心事迹”作立体的、多侧面的充分展示。烈火烧灼下的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作者虽无法现场观察，却通过事后的采访，将当时的情景、氛围、细节，战友的反应、心理活动展示得细致入微，产生撼人心魄的悲壮感。读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人，可能多少年后，都难以忘怀与肝癌“搏斗”的焦裕禄，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用茶杯盖顶住肝部的情景。

身患癌症，心系事业；七次化疗，四次进藏。陈刚毅的核心事迹，切合正面典型报道的一个基本母题：以超常的意志力，挣脱肉身的痛苦与羁绊，完成某种精神上的超越。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用大量篇幅，对陈刚毅患病后的诊断、妻子隐瞒病情、得知真实情况后陈刚毅的心理活动、生理反应、病床上与工地的交流、带病进藏的艰难作了深入细致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面对面》、《新闻会客厅》几乎不约而同地请到了陈刚毅的妻子毛细安，通过她的视角，展示陈刚毅与病魔抗争的画面、细节。一位接受采访的观众说：“从他身上，我知道了一个人的潜能有多大，一个人的意志有多刚，一个人对事业有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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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报道人情味浓。人是社会的动物，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被社会所改造，典型人物，英雄人物也概莫能外。如果将正面典型“非人化”，使其行为和思想脱离“人之常情”，就会引起读者的怀疑和反感，减弱其社会示范作用。

“平民英雄”几乎是媒体对陈刚毅的共同定位。在中央媒体对陈刚毅事迹的报道中，记者通过叙述手段和文本信息，把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戏剧性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赋予它人格化的魅力，这样写出来的新闻报道通篇洋溢着浓郁的人情味。从报道中读者获知，陈刚毅对修路架桥的热爱，可追溯到每天往返4小时，从不通汽车的村庄到镇里求学、脚上长满厚厚老茧的中学时代。他之所以借钱也要兑现民工的工资，是因为“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知道那些钱意味着什么”。在写西藏条件之艰苦时，许多记者不是直写，而是使用“曲笔”：“妻子刚下车，望了一下驻地，泪就下来了。”

众多媒体都讲述了“两块石头”的故事：离开角笼坝，离开西藏的前一天，陈刚毅特地从大桥下捡回一块普通的石头，带回武汉，放在家里的床头，“想念大桥、想念西藏时，就看看它！”陈刚毅在武汉治病期间，当地藏民寄来一块象征吉祥的玛尼石，为他祈福，祝他早日康复。在这些报道中，两块不能说话的石头，是承载丰富人情的什物，最生动地言说了陈刚毅和藏族人民之间的情谊。

二、人物通讯采写方法的个性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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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X% J: }0 r; L' j7 `# v. v其一，提炼的主题不同。主题是记者从对材料的分析中确立起来的，它又是对材料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的一种独特的发现、发掘和提升。然而，主题又具有多元性，同一题材可能产生多个相互并行不悖的主题，特别是一些重大题材。加之各家媒体拥有自己的个性以及不同的目标受众，记者在报道材料的选择和主题的提炼上往往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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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它的目标受众以党政干部为主，政策性和导向性都非常显著，权威性和严肃性是它最大的特色。在陈刚毅事迹的报道中，它的主稿《路桥人生》以澜沧江、梅里雪山、茶马古道、鄂南小镇等地标志为标题和“叙事原点”，结构陈刚毅的人生篇章，挖掘一个“体现共产党员先进性”、“维护民族团结”、“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楷模的精神特质，高屋建瓴。《光明日报》作为一份以知识分子为目标受众的国家级媒体，以陈刚毅的“自创格言”——“快乐在岗位上，生命在事业中”为主题，着重展示他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成才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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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监察报》、《农民日报》、《中国妇女报》、《中国交通报》等媒体，则从新闻素材中各取所需，分别从“廉政先锋”、“农民的儿子”、“一个负疚的丈夫”、“勤勤恳恳的交通人”等角度切入，构成了此次战役报道中主题多样性的“别样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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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9 `+ _( o) X其二，取材的路径不同。由于报道主题的差异，必然导致取材的路径、方法和范围有别。此外，随着媒体间业务竞争的加剧，不同媒体即便是对同一题材进行采访报道，往往也想方设法找到一些不同于其他媒体的东西，因为一味地“炒冷饭”，受众是不会买账的。实践表明，这也是媒体能够成功地推出独家报道而取胜的法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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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Z) j  Y$ V- D" H  n  z# I, @报道的主题决定材料的选择。拿《中国青年报》来说，它始终不忘自己为广大青年朋友说话，给全中国亿万青年朋友树立理想信念的办报宗旨。在采访陈刚毅时，记者从侧面突破，重点采访了角笼坝大桥项目办的年青人，挖掘他们与陈刚毅交往中的“误解”、“认同”、“感动”、“传帮带”等细节，其中不乏“为一个错别字训人”、“替年青人牵红线”等“独家故事”。

3 U' R- G! V# ~% Z中央电视台几名记者，在武汉采访时不满足于看先进事迹材料，听先进事迹报告团的汇报，他们对采访团的集体采访兴趣不大，而是单独行动，“偷偷”找到陈刚毅的同事、故交，几次“暗访”陈刚毅的家、他治病的医院，意外获取了其他媒体难以得到的一些鲜活材料。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对陈刚毅的访谈中，才会抛出被其他记者忽视的“敏感问题”，增强了节目的厚度和锐度。如《面对面》主持人王志的发问：“你一次次离开妻子到西藏，即使是她刚调回武汉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你的家庭生活不够幸福？”“大家知道，搞工程可是一个‘肥差’啊，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动因？”“有人提出质疑，你连续两次援藏是不是为了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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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 S- b( ~1 q$ I7 t其三，结构的类型不同。结构是通讯的外在形式。通常所说的“谋篇”、“布局”等，也就是指结构安排。如果说主题是通讯的“灵魂”，材料是通讯的“血肉”，那么“结构”则是通讯的“骨骼”。通讯的结构多种多样，最常见的结构思路有纵式结构和横式结构。此次报道，各家媒体均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横式结构。有的选择了故事组合型结构，有的选择了分类组合型结构。故事组合型是横式结构最基本的类型，在人物通讯中采用的频率最高。无论是写个人还是写群像，只要围绕主题及报道思想，选择人物经历的几个最突出的故事，将它们有机组合在一起就能成篇。新华社就选择了这种写作类型，主稿《刚毅人生》紧紧围绕“刚”这一主题，精心挑选了发生在陈刚毅身上的9个故事进行组合报道。而《人民日报》以事件发生的地点作为分段依据；《党建》杂志围绕“一个大写的人”、“一条幸福的路”、“一座连心的桥”谋篇，则是按照报道对象不同特性的几个表现方面，立体地展现人物较完整的面貌，属于典型的分类组合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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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发稿的模式不同。发稿模式往往受多方面的因素制约，比如媒体的性质、出版、播出周期、媒体的个性以及媒体的目标受众等。《人民日报》的党报性质，决定了它们必须把政治思想性和舆论导向性作为报道的首要任务，因此，报道中的观点和思想倾向就非常明显，在发稿模式上采取边述边评的写作方法，均在一版显著位置开辟专栏，连续多日滚动报道，配发相关主题的评论文章，进一步强化报道的主题，提升报道的水平，扩大报道的影响。中央电视台采用的是“集束轰炸式”，在短短一周内，多个栏目轮番上阵，“新闻联播”、“焦点访谈”、“面对面”、“东方之子”、“新闻会客厅”各显其能，声势浩大。新华社则根据媒体用户的需要，在一个主标题《时代先锋：陈刚毅》的统率下，连续一周播发各类通稿，包括消息、通讯、采访综述、记者感言等。而《中国交通报》等相对“专业”的媒体，或转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或只报道不评述，秉承用事实说话的新闻话语立场。上述这些报道形式各异，精彩纷呈，彰显出面对同题、同质新闻事实时不同媒体各自独特的运作方式。张晓峰 张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