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化解要坚持走群众路线

当前我国的社会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用一句话表述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趋于多元化”。这和毛主席在50多年前提出人民矛盾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是“三大阶级、一大阶层”，而现在的问题不仅是阶级、阶层的多样化，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利益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因此，在三个地区尤其是在新泰调研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现在人民内部的大量矛盾(包括一些群体性冲突事件)，实际上表明了现在人民群众内部存在着一种利益博弈。过去我们往往讲官僚主义是造成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原因，但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群众中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一些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来进行利益的博弈，是造成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以往的人民内部矛盾中是不多见的，而现在已司空见惯。在精神层面上，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导致现在人民群众中存在着一种价值观冲突问题。人们对于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些是处于对立状态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有很多的矛盾是由于现实的利益冲突引发的；另一方面还有更多的矛盾是由于人民群众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所引发的。在各种社会矛盾当中，现实利益的冲突与价值观的冲突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利益的冲突，它往往借助于舆论的力量来进行扩散和动员，然后再转化成利益博弈的动力和条件。在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当中都能看到这个现象。比如说一个事件出现后，马上通过网络舆论的发动形成一种态势，然后再转化为对某一个社会群体的动员，最后再转化为某一个社会群体的行动。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党和政府的机关部门在矛盾处理中往往就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今天三个地方都报告了很好的经验。这里我重点谈一下自己的一个思考一一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总书记在七一讲话当中非常强调的一个主题性问题。当下时期对党执政能力的考验跟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过去我们是带领人民群众革命的党，而今天我们是一个执政党，而且是长期执政的党。这个党和人民群众虽然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没有变化，但是实际上有了变化，就是党群之间客观上是会存在紧张关系的。尽管我们讲以人为本，要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但是实际上我们又是社会和人民的管理者。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但在人民群众当中有大量的群体所关注的是个人利益、眼前利益或者是局部利益，这两个方面就是一个客观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要在理论上阐述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验性(用学术语言表示就是“分析性”)的关系。比如说“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个论述，在人民群众看来，这是不是真理?是真理。是不是事实?也是事实。但是这种真理和事实需要分析。这对应的就是经验性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不是人民群众的直接经验，甚至人民群众的直接经验可能和它相反。实际上这是一个执政党和它所代表、所服务的人民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因此，我们党的执政观念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总体上看，今天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复杂了，这就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开展中做好下列几个区分:



一是要把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具体政策加以区分。意识形态是党的目标和宗旨，但是它不能直接等同于社会政策。在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宣传工作要看对象、要有分寸、要掌握时机。“想法、说法、做法”这三法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在实践中不能是一般粗。现在工作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和这种传统型、粗放型的理念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比如在一种复杂的问题面前，对于理念的宣誓恐怕就不会取得所期望的效果。也许理念是真诚、正确的，但是不仅不会获得好的效果，反而会给基层施加更大的压力，使问题和矛盾更加尖锐化。因此，在人民群众利益多元化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讲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恐怕都不是过去所谓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那么简单的问题。我认为在工作中需要内外有别，我们的理想、信念以及宣传都是要分层次的，做不到的就不能够说或者不能够多说。说什么、怎么说、怎么想，这些都需要探索一种新的方式。



二是要在群众工作中注重刚柔相济。在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和教育群众、管理群众中，如何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和平衡问题，是我们党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在杭州、开远以及新泰地区的成功案例中，有两个特点特别重要:第一，依托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逐步扩大人民的各项权利，包括提高社会福利。这三个城市所处地域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城市规模不同，但是都因地制宜地掌握了这个原则，从各自实际出发有序地扩大人民的权利，改善人民的生活，促进社会建设。第二，这三个地区尽管路子、做法、经验、特色等不完全一样，但都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一一民主管理(或者叫民主治理)。简单说，三个地区都提到“多主体”的问题。现在群众利益诉求非常强烈，维权意识非常强烈，往往使我们感到难以面对。但是责任是不是在群众呢?也未必。现在的问题是几乎所有责任都落在党和政府身上，而人民群众没有责任，自然追求的是权利最大化。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推动社会层面发生了四大变化: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群众自然是主张他个人的利益，因为他也知道政府有钱，蛋糕做大了当然就是要来分这个蛋糕。但实际上这是不理性的。杭州、新泰、开远的做法就是把一部分社会的责任转移到了群众身上，把责任和义务关系建构起来了。一旦责任到了群众这边，就会对他产生一种义务和约束。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机制问题，而且这个机制成本很低。在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花钱买平安是真正的执政隐患。花钱是买不来稳定的，那是买祸害、买隐患。对于这个问题，三个地方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探索，而且己经被实践初步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实际上就是用民主的管理办法，党领导人民一道通过法治的方法来化解这个难题。



三个地区的实践和创新都非常宝贵，需要我们进一步来探索和丰富。这无疑也是当前中央提出的“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中一项非常切题的工作。（杭州2011年 房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