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谋划“十二五”

——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吴瑞林

(江苏省原副省长，省政协原副主席)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也是“十二五”规划的基础年份。在举国上下共谋“十二五”规划之际，个人有如下思考与感悟。

一、充分认识形势，把握谋划方向

对2009年的主要工作，概括为四句话：应对危机、企稳回升、好于预期、潜藏风险。

一是应对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一轮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全球，中国难以幸免，对我们有很大影响。对我们2009年的经济工作而言，从中央到地方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可以简单归结为“应对危机、及早复苏”这八个字。

二是企稳回升。这一轮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经济学家对经济走势的预测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英文字母。第一种预期是“V”型复苏；第二种是“U”型；第三种是不太乐观的“W”型，也就是认为二次触底的危险依然存在；第四种是“L”型。把我们2008、2009年8个季度经济总量的增幅走势图形勾画出来，呈现一个“V”字型，中国实现了一个漂亮的“V”型复苏。

三是好于预期。2009年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是超出预期，原来预期GDP全年增幅保住8%就不错了，最后结果是，全年经济总量达到34.0507万亿元，增长幅度达到9.1%。

四是潜藏风险。2009年取得的发展成就，特别是以理想的“V”型复苏实现，动力何在？用通俗语言概括，可以说主要是“靠钱堆出来的”，实际上基础并不牢固，背后潜藏了一些风险。单从贷款角度看，我们用40万亿元贷款投入换来34万亿元GDP，这种投入产出严重失衡，任何单个企业、家庭或个人是“玩不转”的。

2010年是我们进入新千年、新世纪以后第二个10年的开启之年，今年的工作重点：

一是转方式。对于中国人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们在“九五”期间就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十七大扩展为“经济发展方式”）要从粗放转向集约。结果经历了15年，我们丧失了主动转变的宝贵时机，第二个根本性转变未能实现。到了今天，内外环境逼得我们被动地到了非转不可的地步。

二是稳增长。2010年，全国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8%，同时要将CPI涨幅控制在3%以内，归纳为“保8控3”。稳增长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宏观上最重要的就是财政与货币政策。全球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普遍实施了“有形之手”行政性经济刺激措施。现在已经有部分国家宣布“退出”，而中国已向国内和全世界郑重宣布，至少在2010年“不退出”，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三是重民生。就是要把民生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来对待，“国计”须以“民生”为第一位目标。海内外对我们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评价很高。假如再完整一点，笔者认为可以再补充一句“权为民所授”。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之所以需要有一个政府，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家庭之间、企业团体等一些实体之间，会发生各种社会联系，需要有一批人提供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政府所有的权力都是老百姓授予的，是要你为老百姓办事的，当政者应该具有的最为重要的理念就是“重民生”。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到“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其中有一条最为重要的红线就是“重民生”。所以，应该把“民生”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继续推出与实施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举措，这样既能拉动即期消费，又能安定民心、促进社会和谐。

四是防通胀。当前对此争论颇为激烈。一种观点认为，存在通胀预期，但2010年不会产生通胀。另一种观点认为，存在通胀预期，通胀即将到来。笔者持第三种观点，我们实际上已经处于通胀区间。因为目前社会上流通的硬通货已经大大超过社会经济活动对硬通货的实际需求，加上赖以判断通胀的CPI样本构成已不科学不合理、数据本身不可靠，同时现在判断是否出现通货膨胀不能完全依赖CPI。所以，2010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治理通胀。

二、全面解读背景，拓展谋划视野

第一，经济背景。“十二五”期间最大的经济背景是我们进入“后危机时期”。“后危机时期”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行政性经济刺激措施要退出。2010年，我们已经宣布“不退出”。但是，在“后危机时期”，靠打“强心针”不可持续，不想“退出”也得“退出”，“退出”以后中国经济会是什么状态，这是“十二五”期间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当然，“后危机时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再只把追求速度放在首位的“喘息期”、“窗口期”，大家可以把经济结构调整得更为合理一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对发展方式彻底地加以转变。

第二，政治背景。宪法规定，我们的行政领导层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但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这样就产生了五年一次的“小换届”与十年一次的“大换届”现象。而恰恰在“十二五”期间，我们会遇到十年一次从上到下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换届”。为什么把它作为“十二五”期间的一个重大的政治背景？因为我们正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框架过程，离实现真正的法治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一些法律在执行过程中仍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地方领导集团尤其是主要负责人的变动，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必将产生重大影响，普遍存在的“一把手”现象不容回避。

　　三、认真研判环境，确定谋划重点

“十二五”面对的环境因素特征，假如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变”。“十二五”期间，内外环境会发生许多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会导致我们的一些重大战略方针、甚至于重大战略选择的调整和转变，我们将继“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又一个战略调整期。内外环境初步分析有“三大关系变化”，会带来“五大战略调整”。

（一）三大关系变化。

第一，与世界上发达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五”期间，我们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将会从现存的货币形式的严重不平衡变化到贸易、经济、金融领域的全面再平衡。这一变化会导致我们国内战略路径选择的重大变化，就是中国从2010年，最迟从“十二五”开始，会从改革开放以来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转变为以内需扩张型为主。

第二，与其它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

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与新兴国家和资源型国家的关系。新兴国家中最为突出的是“金砖四国”，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平台。我们未来的长远战略发展有三大瓶颈制约因素：人口压力、生态环境容量的压力和资源短缺。对于前两个因素，我们只能“自我消化”，但针对资源短缺，需要资源型国家支持。“十二五”期间，我们与资源型国家要从过去友好互助关系，转变到互助互补、互惠互利，防止同质化竞争。

第三，我们的内部环境变化。

内部环境要从过去突出“一部分”转为兼顾“全体”，以期实现新的利益平衡，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现在我们越来越注重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与经济建设的阳光雨露，如在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方面，国务院相继把海峡西岸、长株潭、鄱阳湖、皖江经济带、海南国际旅游岛等十几个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大部分在中西部地区。同时在居民养老、医疗保障向农村拓展等方面都有一系列政策出台。

（二）五大战略调整。

中国从2010年乃至“十二五”开始，由于内外总体环境的重大变化，将会面临一些重大的战略调整。简要归纳，大体上有五大战略调整，这对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将带来更多机遇与挑战。

一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战略路径选择将转向内需扩张型为主的道路。

二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基本“以苏为师”、改革开放以来30年经济领域“以西为师”，将转向下一个30年中华民族新的“以我为主”的伟大复兴。

三是国内关系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盯着“一小撮”，到改革开放突出鼓励“一部分”，转向兼顾“全体”、全局的平衡。

四是处理民生、生态环境将扬弃“人定胜天”、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速度型发展，转向“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质量型可持续发展。

五是归结到经济发展方式将从“九五”至今主动转变未能实现，变为刻不容缓地被迫转变必须实现。

四、正确看待基础，消除谋划误区

对基础条件的分析分为两个方面：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一）有利因素。

一是平台高。

中国许多经济指标已经上了万亿元级的台阶。2009年的经济总量是34.0507万亿元，折算成美元是4.98万亿，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万亿元，进出口总额2.2072万亿美元，财政收入6.8477万亿元。到今年1月底，全国银行业的总资产是80.5万亿元，银行支付结算总量是1208.06万亿元，其中用电子手段支付结算的超过100万亿元。我国的股市流通量超过20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超过21万亿元。

二是门类全。

世界上现有的经济门类，中国基本齐全，有些还处于前列，比如现在最前沿的物联网，中科院与无锡合作设立了研发基地，很快要进行产业化。制造业30多个大类，我们已有一半以上生产规模位于全球前列。

三是余地大。

我们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与较多的发展空间。一个是城市化，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是45.68%，2009年达到46.6%，而世界平均水平已超过50%，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的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有1000多万农民变成市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会发生变化。同时，现在中国广大农村市场还不发育，服务业在不少村镇还有空白点，农村有非常大的发展余地。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内需消费市场发展潜力巨大，13亿人口每人多花10元钱就有130亿元市场潜力。

四是有优势。

我们有一个体制优势，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公共财政实力雄厚，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很难做到。当然，今后财政体制改革要合理划分事权和财权，先理事权、再定财权，干多少事，财政分多少比例的钱。

（二）不利因素。

归纳为“三不”和“两大压力”。

一是结构不稳定。

无论是供给、需求还是要素结构都积累了不少矛盾与问题。这一轮经济刺激措施一定程度上还加剧了“结构病”，凡是与速度有关的指标比较好看，而与结构有关的却经不起推敲。2009年经济总量增长92.3%靠投资拉动；三次产业结构，存在典型的“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足”现象。“十二五”期间，总体上要从供给结构调整为主转向需求结构调整为主。

二是基础不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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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轮通货膨胀处于相对低速增长期，因此很可能成为“滞胀”。而在宏观经济运行的四种状态中，“滞胀”是杀伤力最大、最难治理的一种，它给出了许多两难选择题，容易“按下葫芦起来瓢”，因此要高度重视、及早动手治理。

五、深入探讨思路，创新谋划理念

（一）选对战略发展路径，坚持科学化取向。

其要害在于对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内容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一直建议加上一条，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和要害在“科学”。

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继承，但同时又有突破和创新。改革开放30多年来，“要不要发展”这个历史课题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基本解决，中国人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是“发展什么”、“如何发展”。用这个眼光来看，我们应当对发展进行分类，分为对的发展和错的发展，好的发展和坏的发展。

判断好坏、对错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所以，自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只有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科学的发展不再是硬道理。要坚持选对路径、“想好了”再干，不能再靠“试错式”前进。

（二）坚持“两个深化”。

一是继续深化国际化取向。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

第一个因素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忙于自救，导致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受到严重冲击。第二个因素是出口导向型为主的道路对中国这样的巨大经济体而言不可持续，要走内需扩张型为主的道路，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开放。第三，现在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也越来越离不开世界。无论是技术、人才交流，还是巨大产能的消化都需要世界市场。而且闭关锁国带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依然不可淡忘。因此，我们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坚持全球经济一体化取向。

二是深化“双改革”取向。

第一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市场化取向。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阶段，出现“滞进”状态，阻力加大。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有形的手”非常强势，容易产生“行政化取向依赖症”。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注重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

第二是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民主政治为核心，但现在是民主政治体制内制度不健全、已有制度执行不到位，试图靠“体制外”来补充。有一个补充就是“网络民主”，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又有一定偶然性，必须对网络依法进行必要的管理。还有一个渠道是号召全民举报，现在许多案件就是通过群众举报出来的。但不能全依赖这些来推动民主监督。我们要着力构建与完善以执政党党内民主带动行政民主、社会民主的体制内民主政治，同时以体制外来源作为有益补充。

龚仕文点评：该文站得高，看得远，思考有观点，感悟有深度，值得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