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应该成为一种制度 汪玉凯

   前不久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带领五位省委常委，以“共议社会建设，助力幸福广东”为主题，与网友在线交流并现场回答网友的问题。这是自2008年6月汪洋第一次开始利用互联网与网民在线进行交流对话以来的第四次网络问政。前三次的主题分别是：“解放思想”（2008年）、“珠三角规划纲要”（2009年）和“文化强省”（2010年）。
    广东省委领导以团队式的形式与网民就一个关系广东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网络问政，带有明显的创新性，也反映了领导层的诚意，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笔者以为，广东省委的上述举措，决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作秀，而是他们切实地想听听普通民众对省委的某些重大工作部署的看法，并吸取来自不同社会层面的民间智慧。正像一篇新闻报道中报道这件事情时所说的，通过网络问政，“上传的是民意下载的是民主 撬动的是民智”，这一概括既形象，又深刻，耐人寻味！
    其实，就在汪洋率众领导进行网络问政的前3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也特别强调了“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以及“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施政理念。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些观点，与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工具、手段，成为普通民众最重要的公众参与形式，更富有时代特征而已。
    网络问政虽然从地方首创，但如果没有中央领导的带头垂范、实践，也许很难快速地形成气候。记得2008年就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胡锦涛总书记于2008年8月在人民网和网民进行了在线交流，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胡锦涛总书记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利用互联网这个新兴媒体与民众交流？仔细一想是有深刻原因的。在此之前，2008年中国接连发生了三大事件：年初的西藏骚乱、紧接着是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以及5月的汶川大地震。在这三大公共事件中，中国的网民扮演的角色、发挥的积极作用，甚至超出了高层的想象。比如当奥运火炬在少数地方传递受阻时，是中国的网民在网上率先号召全球华人起来保护奥运火炬，在全球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在汶川大地震后，又是中国的网民第一时间利用网络动员全球华人向地震灾区捐赠。正是网民的一次次壮举，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我们的官员，使越来越多的官员认识到网民、网络的巨大力量。而总书记与网民的在线交流与对话，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网络的参与热情。
    无独有偶。继总书记上网之后，温家宝总理在随后的几年内都在两会之前，在网上进行网络问政，专门听取网民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由此获得大量的民意反馈。温家宝总理谦和的心态、务实的风格，赢得了数以万计网民的广泛赞誉。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互联网时代，网络问政正在逐步变为各级党政机构和政府官员治国理政的一种常态，也成为政府获取民意，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最有效的途径和手段。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如何使网络问政规范化、制度化，使之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而变成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在这个方面，我们还需要进行认真的探索。按照笔者看法，在把网络问政制度化方面，至少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要确实解决党政机构和官员对互联网本身的认识，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偏见和误解。在笔者看来，互联网之所以有这样大的魅力，应该说与网络本身具有的属性和特征是分不开的。按照我的理解，网络至少有三大属性和三大特征。三大属性即公平性、开放性和无疆界性。这就是说，所有参与网络的网民，不分身份贵贱，都是平等的，在这个虚拟世界，网民认可的是你发表的观点、见解，而不是等级、身份；网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平台，只要你不违反法律，遵守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谁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愿和观点；而且这个平台是跨疆界的，不受地域、时空限制的。互联网的这些属性，是它诞生以来能够飞速发展的关键所在。作为一种新型媒体，互联网还有自身的三个显著特征：即信息的快速传递、排山倒海式的响应、瞬间被放大。互联网的上述三大特征，可能使一个小小的事件，只要引起网络、公众的关注，就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放大，掀起轩然大波。这些年发生了一系列网络事件，几乎都具有这样的特征，也确实对我们的公共治理、政府管理提出严峻挑战。如果我们所有的党政机构、公职人员能够认识到互联网的这些属性和特征，也许就会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偏见，增加对利用网络的信心和主动权。这一点至关重要。
    第二，要把需要进行网络问政的议题、形式、时间等，通过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对于不同层级的政府机构而言，选择网络问政的内容等一定会有差异，如中央层面的政府及其部门更多的是有关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而对于基层政府来说，除了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之外，对于那些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尤其需要纳入网络问政的范围。如果有了这样的制度，还可以事先向社会发出公告，让感兴趣的网民进行认真准备，这样就能大大提高网络问政的质量和成效。当然，网络问政的形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网上直接对话的，也可以有直接进行民意调研的，如本次个税起征点的网络民意调研就很有代表性，关键是要将之纳入网络问政的制度框架之中。
    第三，要通过网络问政这样的形式，培植和引导网络舆论的健康发展，并及时向社会反馈政府改进、吸纳的情况。同时，对于那些热心参与、提出有重要价值的政策建议、并被政府采纳取得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要给予重奖，并在社会上进行广泛宣传，这样就会在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网络参与和网络表达的氛围，形成政民互动、官民互动的网络参与环境，这种氛围和环境，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网民都是至关重要的。要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一味地对网络的控制，形成官民心理上的冲突和情绪上的对立，构建和谐的网络空间。至于对那些利用网络进行的各种网络违法和犯罪活动，当然是必须严处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惩治，不应该影响对绝大多数遵纪守法网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网络是最廉价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