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在上海论坛2011上的主旨演讲:中国经济再十年

讲座人简介：　　张军 1963年生。 “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文汇》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联合国大学经 济 发 展 研 究 院 （UNU -WIDER）等从事研究工作，担任国内外多种经济学期刊的编委或学术委员。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增长，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数十篇论文。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以及《这样的故事最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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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经济学家很不善于谈论未来，也缺乏做预测的能力。不过，我今天还是选择了这样一个“朝前看”的题目，希望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做一些探讨和展望。特别是希望知道，中国经济从现在到未来数年是否可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势头，增长主要依靠什么；如何才能在超越日本经济总量之后不断缩小与美国经济的距离，并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也顺便讨论一下，达到这个目标大概需要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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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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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投资有没有过多、过度，不能只简单地去看投资率是不是上升了，最好的答案在于投资是不是帮助了结构变化，是否加速了劳动力与资金跨部门和跨地区的流动与转移，是否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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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现有的增长能力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能够利用高储蓄而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这是一个核心，其他的东西，比如开放与自由贸易、金融与企业改革以及教育的普及等，都是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而不是相反的。不过，很多人对过快的资本积累还是忧心忡忡，担心快速的资本深化会拖累经济的增长。从理论上说，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资本积累太快，会导致投资的回报递减，阻碍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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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在2000年前后，海内外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对中国经济后续的增长势头都并不看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资本积累的速度越来越快于它的产出速度，这样就导致年度的资本对GDP的比率，在1995年以来从1.6持续上升到 90年代末的 2以上。而且同时，GDP的增长速度一度有放慢的迹象。于是，在2002年我自己也发表了论文，认为资本的快速深化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增长出现长期下降的趋势。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都错了，因为中国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平均而言不仅持续高速增长，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真正的实质性的变化反而是发生在过去15年里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张五常先生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为真正的中国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一定是经济学家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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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错在什么地方呢？我反思了许久，终于有所明白。被我们忽视的事实是，年复一年的高投资在事后却产生了长远和持久的回报，不断放宽着资本的瓶颈。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点并没有被更多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其实到现在为止，多数人还是认为，不改变高投资的模式，中国经济未来就不能持续增长。可能大家注意到了，纽约大学的卢比尼最近说中国经济2013年就要崩盘了，原因就是投资过度。还有，大家最近谈论较多的所谓消费不足，或者说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包括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似乎也都预示着我们的增长不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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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持上述观点的人称之为结构主义者，因为他们把所有这些“结构变量”都看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在我看来，用这些比例尺度来检验增长是否可以持续的做法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这些比例变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改变的。关于这一点，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库兹涅茨在上世纪60年代通过对跨国经验的研究就发现了。他指出，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存在双向关系：经济增长会引起经济结构的改变，而结构的改变也会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当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很多经济变量的原有比例关系就会出现改变，甚至包括今天特别关注的收入的分布状况也会出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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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兹涅茨教授发现，收入的差距跟经济增长之间似乎呈现出一个倒U字形的关系。换句话说，收入的差距扩大往往发生在人均收入增长强劲的阶段。根据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来考虑问题，我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就没有那么悲观。我们需要调整的是看问题的时间尺度，把眼光放远一些，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了。当前的这些结构性变量 （投资比例高、消费比例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等）本身不应该看作未来增长的障碍，相反，今天的这些比例关系，恰恰是因为经济的增长引起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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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个例子吧。统计上看，最近十多年以来劳动者的收入与GDP的占比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大多数人把这个现象看得很负面。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其实这个现象背后反映的是经济结构的良性变化。为了揭示这一点，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发现工业部门的劳动者收入占比是最低的，而农业部门最高，服务业介于两者之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业是更加劳动密集型的。当经济增长引起农业的份额逐步下降而工业的份额上升的结构变化时，就会出现总体上的劳动者收入占比的下降趋势。可以肯定，将来随着服务业的份额在我们的经济中大幅度上升之后，劳动者收入的占比就会逐步上升了。所以这些现象是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如果我们计算一下各个省的劳动者收入占比，我们发现上海是最低的，而西藏最高。这就再次证明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化是解释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占比关系的改变。只要我们不是静态地去看这些结构变量，它们就不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障碍。

 

　　过去15年，我们的投资的确比GDP增长得快，导致投资率较高，几乎占GDP的一半。这么快的资本积累是否必然导致投资回报的下降和投资无效呢？不一定！关键是要分析每年新增的投资用在了什么地方。其实你到中国各地去看一下就会明白，我们每年的投资大多数是在新增基础设施上的，其次是更新或替换旧的资本设施和设备的。对扩大和更新基础设施的投资，虽然短期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回报，但中长期看却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它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流动，也有助于吸纳更多的生产性资本的投资。所以，从中长期来讲它有助于明显改善投资效率和经济整体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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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中国的投资有没有过多、过度，不能只简单地去看投资率是不是上升了，最好的答案在于投资是不是帮助了结构变化，是否加速了劳动力与资金跨部门和跨地区的流动与转移，是否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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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有效提高人均资本水平

 

　　只要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和资金能够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不断转移，我们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和人均收入就会大幅度地提高。这就要求未来的政策鼓励生产要素在部门和地区之间进一步流动。

 

　　前面我已经讨论过，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依然需要资本的快速积累。这意味着快速提高人均资本水平，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的唯一途径。那么，在未来的数年，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来提高人均资本水平呢？让我算笔最简单的账。中国跟美国在经济总量上目前大约是3倍的差距。具体来说，去年中国GDP的总量将近40万亿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来换算差不多是6万亿美元，美国的GDP去年是15万亿美元，我们其实是美国的40%左右，而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6.5%。按照人头计算，我们去年是4400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1。但是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要赶上美国的经济总量，我们只需要把中国的人均GDP提高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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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到美国的四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呢？差不多就是提高到现在上海的人均GDP的水平。实际上，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所以，中国要能够把全国的人均GDP提高到上海今天的水平，就需要考虑如何提高全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3倍以上，因为上海的人均GDP是全国人均GDP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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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3倍呢？一种可能是，各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都提高3倍。但考虑到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已经很高，在很多制造业行业，其生产率水平与高收入国家的类似行业差距很小，所以在不远的将来生产率大幅度提高3倍的可能性不大。务实的方案是把希望寄托在生产率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生产率落后的那些行业，比如农业和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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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在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分布非常不均匀。不仅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落后得多，而且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与沿海地区相比也显著落后。不仅同一个行业在中国的地区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非常之大，而且在不同的行业之间生产率差距也非常大。比如说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要比工业低两三倍，服务业也要低40%。

 

　　这么大的生产率差距当然就会反映在人均GDP上。不可否认，中国的人均GDP在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动态来看，这些生产率的差距包含着未来人均GDP增长的一个源泉。因为只要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和资金能够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不断转移，我们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和人均收入就会大幅度地提高，而且这个提高的过程是各地区和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与收入不断缩小的结果。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3倍以上的这个方案，从总体上来讲就要求未来的政策应该是鼓励生产要素在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进一步流动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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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需要大幅度地提高。这个提高靠什么呢？前面我谈到，在相当长的发展阶段上，中国是要依靠提高人均资本水平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而提高人均资本水平就特别需要不断改善中西部地区物质基础设施的水平，需要加快落后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步伐，需要不断提升农业跟服务业的资本装备水准。按照这种方式来改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助于缩小我们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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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猜想

 

　　已经过世的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先生曾经复原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1820年占全球28.7%，而200年以后，到2020年，中国经济如果能够回到25%以上的占比的话，我想这件事情对所有中国人来讲都是值得激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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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想来做一个简单的预测。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了，最近国际国内关于中国何时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预测接连不断。而早在2003年，“高盛”就有一个预测说，中国经济的规模在2039年可以接近美国，2041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预测今天看起来是太保守了，因为它当时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降低为大概5%，之后只能增长3%。显然，这是一个被证明是错了的预测。当然，它也没有估计到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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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尽管对投资过多的诟病一直不绝于耳，但中国经济在2003年之后的增长速度依然强劲，着实让很多经济学家汗颜。按照名义值计算，GDP每年增长14%。根据指数增长的“70法则”， 14%的名义增长率就使得我们的GDP总量每五年翻一番。扣除价格因素的GDP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经济总量基本上7年就翻一番。再加上人民币从2005年开始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升值，结果， 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超过了英国的经济总量，2007年超过了德国，去年又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根据“70法则”这样一个简单的原理来推算中国需要多少年能赶上美国，就要考虑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经济在未来的增长速度可能是多少。要估计未来的增长速度，就要考虑“雪球效应”。经济总量越大，未来增长越慢，人均GDP越高，增长越难。前一个问题是自然规律，基数大了，增长率就会放缓。而后一个问题，即人均GDP越高增长越难，则是更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之后，未来还有多大的可能性能继续保持比较快 （如7%-8%）的增长率，这对于我们预测未来中国何时赶超美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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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之后，关于一个经济进入到中低收入行列之后，如何还能朝中高收入乃至高收入行列迈进的讨论开始多了起来。 “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是，一个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是否还能在未来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率。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当然不可回避这个可能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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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经济学界似乎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劳动收入占比过低、城市化率过小、收入差距过大、工业比重以及贸易依存度过高等等，很可能让中国跌入 “中等收入陷阱”。那么，这些看法是否有道理？那些结构性的问题是否必然把中国拖入这个陷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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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的蔡洪滨教授最近做了一个研究。他用跨国数据的回归来考察什么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能否成功摆脱 “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而言，他想了解，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了3000美元之后，什么因素会影响其接下来20年内是否进一步增长至15000美元。他的研究结果显示，以上我提到的所有的结构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说明没有一个今天所看到的结构性因素能够决定一个经济能否摆脱 “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他认为简单地看一个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甚至更简单地用一两个国家的经验说明某个结构因素的重要性，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甚至还可能误导政策。根据他的分析结果，如果把中国当前的特征代进去，可以计算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的第20年，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的概率大概是64%。很容易推断， 20年内人均GDP从3000美元提高到15000美元， GDP的年均增长率是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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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这样的分析，未来10-15年的中国经济可以保持7%-8%的增长率应该不算太离谱。那我就暂且接受这个结论。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最简单的推算。假定中国经济未来平均增长8%，美国是2%，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3%的升值速度。另外，我们假设中国的CPI通胀水平小于5%，美国小于2%。这样的话，可以推算出中国在2020年之前就可以达到和美国一样的经济总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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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假设未来 10年的头 5年，中国经济保持8.5%的增长率，后5年降至7%，那么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7.75%。假设美国头5年增长3%，后5年增长2%，那么美国未来10年的平均增长率是2.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这样推算下来中国在2019年就赶上美国了。这其实就是《经济学人》年初的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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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拜读，很好！！！

挺不错的，收获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