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应“知史”、“鉴史” 侯且岸

   最近，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开学典礼上，专门谈到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的问题。他郑重地向领导干部发出了“读点历史”的呼吁。领导干部为什么要学习历史？有何益处？如何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如何真正树立起历史的观念？作为领导干部，对这些问题都应有清醒的认知。
    治者知史   
    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有着“治者知史”的文化传统。历史是治者不可或缺的知识源泉。中国历史上的治者、执政者、领导干部都努力从历史知识中获取精神养料，开启智慧，探求为政之道，思考长治久安之良策。
    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来看，作为治国安民者的吏（早于官，秦以前统称官为吏）本出自于治史者。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认为，“我们知道的最早的史吏便是老子，他是周朝的征藏史，对于人事变迁，看得明白。因此，《汉书?艺文志》有‘道出于史官’的说法。”太炎先生的见解，有助于我们理解官（吏）与史的内在关系，以及史官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治者知史提供了一个文化上的佐证。
    从史学意义上分析，“治者知史”，知类通达，明辨是非真伪，必须努力构建“史识”。“史识”本是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一个特殊概念。我国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学专著《史通》中提出了这一珍贵的思想命题。实际上，刘知几所讲的具有“通识”意义的“史识”包括“博采”、“善择”、“兼善”、“忘私”、“探择”等诸方面内容，体现了理性的修史方法和历史判断能力。它对于史家固然重要，然而习史者亦可从中获益，明了习史的方向和路径。我们的领导干部自然就是学步的习史者。
    在中国现代，李大钊全面开启了对于历史认识论的探究。李大钊对历史认识论的探讨所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史观、史观与历史、史观与人生观、今古论与历史之价值。他提出，要探求“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活历史”的内涵就是：历史的进步性、历史进程中的人性、历史学家的自律性。他指出，“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记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的”。在他看来，历史的进步性从史观的演进也可以体现出来。“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退落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
    对今天的领导干部来说，实现真正知史，就要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实现理性的复归；在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追求；从历史知识中发现社会发展变化的本质，完善自我的思想修养。
    以史为鉴   
    我们强调读史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要进一步明确读史的基本目的，这就是“以史为鉴”。
    值得引起我们深思的是：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专门提示领导干部重视读史、习史的目的。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落实在提高领导工作水平上。而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只有“知古鉴今、古为今用，这样才能在我们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中发挥历史知识的积极作用”。
    真 正 做 到“以 史 为鉴”，就要“以史为戒”、“以史为训”。因此，必须建立起理性的文化自觉。所谓自觉，就是要有深刻的反省和反思，学会以历史为镜、观察现实的方法。从现实当中发现问题，回到历史过程中进行思考，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我看来，要将“以史为鉴”的理念转变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需要进行必要的训练。这种训练又需要和党性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真正落在实处。
    党性训练是党的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在今天，党性这个政治概念应该如何界定？党性是否包含着理性和科学性？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党性不仅表现在党员对党的忠诚，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性，严格的纪律性，还应该体现在党员应具有理性修养和科学态度，善于思考，具备分析、判断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能力。应该说，这样概括共产党人的党性，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政党健全发展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然选择。
    假如这个定义成立的话，自然就引出党员干部的理性修养问题。其实，关于共产党员的理性修养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是历史问题。理性修养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刘少奇当年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提高共产党员的理性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对党员开展必要的历史文化教育。在这方面，我们有历史的经验，也需要有所探索、有所创新。当年，党的中央领导群体对党员的历史文化教育格外重视。张闻天在考虑马列学院的课程时曾经专门谈到增设历史课程的问题。他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以西洋史为基础。今天看来，这个论断仍有其特殊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通过历史和文化的教育，对党员注入不可缺失的认知理性，使他们的理性得以生成。他们掌握了判断、理解和分析问题的历史观、方法论，才能对所遇到的问题本身产生深刻的认识。那么，历史和文化教育究竟应从哪里入手呢？这恐怕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我认为，针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现实思想状况，尤其要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观念和思想原则，深入进行党的“历史决议”教育、中西文化史教育、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