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结构变化分析 李强

　　主报告人：清华大学人文科学院院长李强

　　提要：1978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开始实行一套全新的改革开放政策。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增加市场调节的成分并逐步形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农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又如在政治上，逐步健全了法治，调整了社会各群体的关系，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单位制改革，城市又出现了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四大体制的变革等。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社会群体本身和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分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社会结构听起来是一个很学术的概念，实际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社会是怎么构成的。在中国，13亿人口很难管理，但是如果有了良好的社会结构，就能得到有效的管理。
　　13亿人的构成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所以在结构的要素构成里面就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民族结构，甚至家庭结构。结构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北京的人口为例，解放初期的人口是220万，到了2009年2月，北京的常住人口是2150万人，但实际上有户籍的也就是1200多万人，剩下的900多万人都是外来的，这也反映出当前北京市人群结构的巨大变化。
　　研究社会结构意义重大。比如中央要求扩大内需，之所以要扩大内需，主要还是因为生产过剩。生产过剩不是因为老百姓东西多的过剩，而是很大一部分群体还处于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没有足够的购买力，这是核心问题。换句话说，扩大内需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是结构性问题，如何能够减少处于中下层的老百姓数量，是中央目前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中央的提法是要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中产阶级多了，社会结构自然要发生变化。时至今日，中国还只能算是一个中低收入者为主体的国家，因为国家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属于中低收入者。这就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社会结构，为制定政策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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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以前，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实验，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旧式的农民起义成功之后，恢复的还是王朝结构。比如朱元璋出生贫苦，最后当了皇帝，他还是重复过去的一个结构——维持封建所有制或者称为地主占有土地。而只有毛主席真正打碎了封建的社会结构。葛优主演的电影《活着》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化。葛优饰演的角色解放前是个大财主，很有钱，可惜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把家底都输光了，解放前三年什么财产都没了。解放后，他成了贫下中农，可另一位赢房、赢地，把葛优家全赢过去的大地主，解放后反而成了“反革命”，最后被拉出去枪毙。
　　之所以要举这部电影做例子，主要是说明土改这事情是真的。地主有那么多地，而广大农民手里没有地，所以就用暴力剥夺的方式完成了土地改革。用土地改革的方式去改变农村的社会结构，虽然方式比较激烈，但是比较世界各国历史之后，凡是完成土地改革的国家，其后来的包袱都比较小，发展得很快。凡是没有实行过土改的国家，发展就相对缓慢一些。所以，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打碎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并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来发展。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它是制度大变的前奏。
　　全国解放之后，不仅是在土地所有权上进行了改革，还包括资本。解放以前，毛主席在延安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新民主主义论》。在解放初期的时候，他主张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因而，他设想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允许有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设计国旗的时候，四个小星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毛主席本来是想构建一个四大阶级共存的社会。
　　在1956年，毛主席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设想发生了改变，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的消灭资产阶级。当时的私人资本还是很多的，商业资本80%多还是私营的，改革上遇到的情况非常复杂。1956年夏天，毛主席和当时工商业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一次座谈，他问包括荣毅仁在内的所有大资本家，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是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所有的老板都向毛主席说公有制好，社会主义好。因此，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速度出乎意料的迅速，原本以为社会主义改造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结果没想到在夏天的座谈会之后，到了下半年，全中国、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完成了。一开始叫公私合营，但是后来逐渐就演变成了国营。
　　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土地、资本和房产都进行了重新配置，这些变革直到今天对共和国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比如说土地，在解放前买一套房子，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是一起出售的，到了1956年，财政部通知禁止土地买卖，一律归为土地划拨，直到1990年，李鹏总理才批准出售土地使用权。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资本和资产所采取的措施是计划手段，地主被消灭了，资本家的财产也变成了共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非财产性的社会分层结构。没有土地、资本、房产这些基本要素，但社会还存在一个不以财产为本位的体系，比如说当年把人分为“红五类，黑五类”。“黑五类”包括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右派、资本家，这些都是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红五类”就是那些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这种对社会地位的思考同现在的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政治分层结构。以报考大学为例，当时考大学首先要问出身，“黑五类”出身不能去，“红五类”出身就可以报考。当然分数也很重要，但是有两层标准，一些人经常考高分，却因为出身不好，一直不能上大学。
　　这种社会政治地位的不同，造成在资源的享有上存在很大的地位差异性，它也被称为社会身份分层体系。比如企业分为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当时人们最想进的企业是全民所有大型国企，如果是进街道企业，就反而要差一点。干部和工人也不一样，比如大学毕业，档案就归为干部档案，如果没有达到大学以上，一般就被归为工人档。
　　在改革以前的结构中，身份是存在的，改革以后总的来说流动性就强了一点。改革以前农民要进城打工是不被许可，农民必须在农村公社中工作，在农村里生活，这就是户籍身份造成的。其实，时至今日，户籍身份一直还影响着我们。
　　第二，比较均等化的收入分配。虽然当时的工资是分级别的，但是个人其他方面的收入基本不存在，人们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有别于今天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包含有奖金、加班费等，当时的收入基本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工资体系，人们虽然也有工资级别的差异性，但总的来看，财产均等化程度比较强。其他的东西都是通过计划体系配置给全体人民，比如说住房，由于不存在房地产的概念，家庭住房是由单位分配的，申请者不仅要是无房户，还得计算家中的人口数。当时每个单位都有一套分房标准，比如工龄、贡献、家庭人数等。还有，各类商品也并不丰富，过年过节分配的比如花生之类的零食，也是一人一包，均等化非常突出。
　　第三，冲突型的社会聚合体。毛主席比较强调阶级斗争，认为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主张使得社会的总体张力比较强，在文革时期，没有一个单位不是分裂成两派的。当然，毛主席的一些社会实验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探讨的，比如“两参一改三结合”，强调工人、技术人员应该参与到工厂的管理中去，厂长也应该参与到一线的生产中。这种建议非常符合我们现代的民主管理方式。

　　改革以后发生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在进行一场恢复社会结构的实验。恢复不等于重复。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改革之后还是要允许经营的自主性，所以允许有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存在。这就形成了类似于改革前的工商业阶层。
　　一个社会结构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自身的社会记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从1917年到1991年，它的社会结构在解体之后就恢复不了了，因为老一辈已经逐渐离去。而中国能够恢复，是因为我们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1956年才开始的。1956年到1978年，也就是20多年的时间，这一批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仍然健在，在恢复社会结构的时候，人们还留有社会记忆。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在50年代就曾被农民多次尝试过，刘少奇很支持，但过去我们批判这是“三自一包”。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段社会记忆，我们才能在70年代迅速恢复到原来的结构。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由政治分层逐渐转变为经济分层。个体私营阶层，或者称为新生社会阶层得到了发展和壮大。1978年，个体工商户大体是1534万，到了2007年达到了2621万，注册资本是7000多亿。私营企业在1992年时大约是13万户，到了2007年是520万户，注册资本大概是8万3千亿。户数并不代表所有者人数，中国的私营企业平均注册的股权所有人大概是2.88人，由此可以得出大概是1300万人。企业所有者叫老板，所以改革以后，应该说这是一个新产生的社会阶层。当然对这个阶层，中央也有很多新的精神，包括十六大时，允许私营老板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中央政策一次很大的调整。总的来说，还是鼓励这个社会私人经营。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身份的弱化。虽然还存在着户籍的限制，但总的来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松动。比如一些地方尝试推行的蓝页户籍制度，只要工作达到一定的年限，就可以有当地的蓝色户口本。再比如，改革以前，受单位制影响，跨地域打工基本是很少见的，改革以后流动性增强了，允许个人到各个地方工作、经营。
　　当然，原有制度的惯性和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比如，一个农民进城办企业获得了成功，我们把他称之为农民企业家，企业家就是企业家，为什么还给加一个农民的头衔呢，这就是因为户籍的原因。
　　我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80年代末，这是中国城乡差距缩小到最小的时候。因为改革的初期，主要工作是在农村展开的，农民获益，而城市并没有获得太大的益处。农民可以卖粮食，收入突然就提高了，造成社会核心群体特别不满意，当时有种说法叫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一位做脑科手术的大夫，可能一夜的手术下来，只有加班费两毛五，这种现象当时被称为脑体倒挂。所以，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是边缘群体受益，核心群体受损。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初至今。这一阶段的特点包括结构定型化、利益碎片化、流动性变化加快。
　　首先是结构定型化。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阶层之间的流动率很高，跨阶级的流动很快，而结构定型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开始形成结构，出现了所谓的上中下层，甚至连文化差异、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比如北京现在房价越来越高，有些小区被称之为富人区，学术上说就是区隔化。出现这样的现象，值得我们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什么样的结构合理进行一番思考。我曾经经历过居住结构混杂的时期，一个居住区域不分阶层，单位扫地的员工和单位领导都住一个楼里。
　　其次是利益碎片化，与它对应的是冲突性整体的聚合体。当代社会虽然有很多利益上的矛盾问题，但基本上是比较碎片化的，换句话说，大家可能为了土地、房产或是小区的什么问题而上访，大规模的群体性矛盾比较少。
　　最后是流动性变化加快。比如说引起社会流动的原因，通过计算教育的受益率显示，过去，越上学收入越低，叫脑体倒挂，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干脆不上学了，到90年代以后，发现教育是正收益，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多上一年学，将来他比接受教育较少的人的收入就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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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根据世行的报告数据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变化，在改革前，城市家庭人均基尼系数是0.16，农村是0.31，全国是0.33。改革以后，到目前的水平大致是0.5，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0.47，应该说和0.5差距不是特别大。一般来说，如果你了解美国的数据，美国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低于其他学者计算的基尼系数。但是大体上目前就是估计在0.47到0.5这个水平上，应该说符合大多数学者的意见。0.47到0.5在国际上属于比较高的不平等程度。一般基尼系数是以0.4为界，0.4以上进入了高不平等程度，低于0.4就属于中等或低的不平等程度。
　　为了说明这个情况，我们就得拿到国际上比一比，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是塞拉利昂，基尼系数是0.629，从地区上而言，南亚地区的基尼系数也是偏高的。
　　有基尼系数高的国家，同样也就有基尼系数低的国家，比如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德国。贫富差距是可以直观感受出来的，在这些国家，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社会是中产主体社会，我们称之为高福利型国家。这些国家的税收很高，因而造就了完善的公共福利体系，全体国民共享。有人因此会觉得他们这是社会主义性质，其实这些国家过去是社会民主党执政，他们也是主张搞社会主义的。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我们也有过一场争论，就是关于怎么来看待社会民主党。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马克思建立第一国际，恩格斯建立第二国际，后来其中的一部分欧洲党派就演变成今天的社会民主党。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国情与欧洲国家差异很大，比如，我们曾经在芬兰进行过座谈，就问当地官员芬兰的人口有多少，芬兰官员很自豪地说，芬兰有290万人。要知道就海淀区而言，就有人口450万。如果按照管理人口数而言，芬兰的最高领导人也就只能是海淀的街道界别。这当然只是个玩笑，主要还是想借此说明我们的国情差异非常大。
　　我们去欧洲做调查时，除了挪威以外，其他的社会民主党也都下台了。原因在于均等化搞得过了，造成了整体税负水平很高。有一次去瑞典一座大学搞座谈，这所大学我没听说过，以为是很普通的学校，可到那之后，我服气了，就这一所大学就出了2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我问参加座谈的瑞方代表，你们一年交多少税，对方说，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交税高的时候税率是84%，现在的税率是66%。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理解每个国家之间体制的差异。那天座谈的时候，有一位教授的话让我感受深刻，他说可能你们并不太理解我们的体制，老以为这是社会民主党，搞的是社会主义，其实这个体制是受长期的宗教印象。这句话令我恍然大悟，民情的差异，会使这套制度在中国行不通。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基尼系数在改革前比较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基尼系数高涨的呢？针对这一问题，目前学界主要有两大学术派别在争论，一派叫新自由主义派，另一派是新左派。新左派认为贫富差异大是政策出了问题，而新自由主义派认为同改革开放前相比，国家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增长非常迅速，不能因此而否定我们的政策。
　　贫富差距过大，理论上有很多解释的原因，大体上是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造成的。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一个最主要的不同，就是计划体制是由行政力量来调控社会资源，而市场如同亚当·斯密说的那样是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这种形式就容易造成在竞争中强势一方同弱势一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最典型的一个理论就叫做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库兹涅茨是大经济学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收集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数据，然后做了一个聚类分析。他的方法是，先收集一个国家的人均GDP，然后再查看这个国家的不平等系数，比较典型的是基尼系数，把这两个做相关分析，统计学叫聚类。他试图说明的是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当国家或者说当年人均GDP很低的时候，均等化程度很强。
　　库兹涅茨是一个实证经济学家，他用数据证明了这个理论。通过这一理论来探讨我们国家贫富差距的问题，这里面可解释的原因就很多了，比如在市场经济刚建立的初期，有很多的漏洞。再比如，从2007年开始，凡年收入超过12万的人，必须向国家报税，2007年第一次数据上报，全国报了160万人。有一天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请嘉宾分析一下这个数据。政府部门的嘉宾说话比较谨慎，认为数字差不多是这样的。我当即反驳，私营企业主就有1300多万人，结果怎么只有160多万年收入12万以上的，而且主要是都是工薪阶层，老板基本都没有上报。那天的节目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老板在每年报收入的时候会告诉会计人员把自己的收入做成12万以下。
　　改革以来，资源的配置方式有很大的变化。改革以前可以说基本上是政府的作用，各级政府来配置资源。改革以后就有一个重要的杠杆叫做市场的作用。当然，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也是应该有多次分配的，包括税收，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等等，但是市场的作用就意味着承认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那里去运作。那么，竞争过程中确实有很成功的，也确实有很失败的，如果真的是凭市场的作用而变富了，那么我们得承认，这个人有本事。比如联想总裁柳传志，就很有本事。
　　改革开放后，突出了市场的作用，并不是完全忽略了政府的作用，而是政府的作用因素比较复杂。比如房地产价格越来越高，政府出台了这么多调控政策，结果是越调控，房价越高，所以说市场经济不完全听政府的。
　　贫富差距的扩大，其中还有权力的作用。权力的作用包含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另一种是不合法的。一个人动用公共权力去贪污受贿，自然是不合法的。但也有所谓的合法手段，比如平安保险公司的老总，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千万年薪，理由是薪资水平是通过董事会决议的，进而在法律上被认为是合法的。但是它合法不合理，因为保险公司的高盈利是国家垄断地位提供的。这就是凭借一定的权力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作用是关系。中国人常说关系社会，社会学也专门研究关系的作用，它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在分析关系的过程中，实际上涉及了一个如何看待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如果改革之后，真的是凭借市场竞争获得成功，那么社会公众不会对此有什么过多的抱怨，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人并不如此。
　　纵观整个30多年的改革开放，总的来说，在这场资源配置过程中应该是具有合理因素的，否则就不会有改革30多年的进步，但也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
　　当代中国正处于库兹涅茨所说的倒U曲线的前半段。世界各国在这个过程中都出现过很多的不公正现象。比如美国的洛克菲勒，马克思当年就呼吁要剥夺剥夺者。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中央也一直在思考，并做出一些调整。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上要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一提法已不同于十六大报告中所要求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低收入者要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要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然后有效调整高收入。
　　在十七大中，胡总书记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就是说初次分配有时候干涉不了，因为初次分配是依靠市场竞争，它可以使企业成功和失败。再分配就是政府把财政收入再分配的时候，就不能再向有钱人倾斜了，应该把它做得更公平一些。十七大报告里还有句话，就是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这句话讲得也是很原则，就是现在差距扩大得很快，要想使用政策进行干预，迅速停止它，再次把财产重新分配是不可能的，30年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必须逐步扭转趋势，而不是彻底打碎再建。
　　在社会学理论上探讨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书很多，比如陆学艺的《当代中国阶级阶层》，他是中国社科院社学所的所长，用十阶层论来解释改革以后和改革以前的不同。再比如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断裂》，他更多的是向社会一个警告，告诉大家，如果这样运作的话，社会有可能断裂。换句话说就是穷和富之间，或者有一个社会群体被抛弃在外，如果那样的话，扩大内需就很难实现。我曾经提出一篇文章叫《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也是说改革要考虑到任何一个政策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改革总得对多数人有利，一个政策才真的能够往前推进。
　　改变目前差距过大的方式之一是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重。扩大内需，是要扩大哪一部分消费者的消费，以消费能力而论，当然是中产阶级有消费能力。一个社会的中间阶层包含五类人，一是管理人员，二是专业技术人员，三是新中产，四是效益比较好的各种企业的职工层，五是个体私营。
　　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曾经进行过概算，发现所谓中产阶级在我国全部就业者中的比重，大概每年不超过16%。中国就业者大约是8亿人，就是说13亿人里面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就业者是8亿人，8亿人的16%就是1.2亿。那么1.2亿是就业者，其中还不包含中产阶级家庭成员，而这部分就业者挣的钱给谁花了？孩子花了，那孩子也是花钱的。所以我们大体上加起来，就是比较有消费能力的人算起来两亿多人，人数超过日本人口总数。改革开放30多年，原来设想的是富民政策，既然要富民，那就要让大多数人能够进入到一个中等收入的水平，使得他们有消费能力。
　　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因为整个社会运作受到突发性事件影响太大，所以有的时候不好预测。胡总书记说要大力建设民主法治，我们要走法制社会的道路。因此，中国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建设，进入一个按常规运作的社会，那么对于未来就可以做出一定的预测了。预测实际上叫外延法，预测仍只能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来推测将来怎么发生，所以按照中国现在的变化，到2038年，我们的农业劳动者在全国劳动者中所占比例就达到10%，换句话说，1978年我国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是70.7%，如果到2038年下降到10%，那将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东亚国家走的道路来看，农民群体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变化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当然社会变化从结构上看，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城市化。城市化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到2038年，我们的白领人数在整个比例上就要超过蓝领劳动者，应该说那是社会结构的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中国有一个好处就是政策在实际上构建社会结构，因此，如果能够有效调整政策，使政策能够调整出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结构，那么，这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走向是极其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