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应当分三步走 张林江

   当前，全国各地正在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稳妥地开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社会建设的短中长期目标分别是什么，应当分几个阶段或时期等重大问题，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笔者认为，我国的社会建设应当分为三个阶段，可以简单概括为“近增福利、中调结构、远建社会”。
    近增福利    
    即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社会建设的重心是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改善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
    1.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为此，在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现阶段，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等问题，具有极强的必要性、现实性和针对性。当前，虽然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发展是不全面、不协调、不均衡、不可持续的。为了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并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不断加强社会建设，不断提高民生和福利水平，对于凝聚全国人民力量、对于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对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2.这是由我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解决13亿多人的温饱问题，实现全民小康，对国内治理是天大的事，对全世界也是很大的贡献。另外，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变革过程中，由于农业所能提供的经济财富有限，农村居民人口与财富的错配，导致农民群体普遍性的经济资源不足；约2.5亿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但城市并未能及时、充分地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各项基本生活条件；城乡、区域、部门、单位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分配不公现象比较突出；家庭结构普遍的“倒金字塔”化，使得家庭传统的经济互助、家内养老、住房集约等功能或特点发生变化，必须转由家庭外部力量来承接；我国发展的不均衡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差异性，使得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等方面的结构化矛盾突出，等等。在这样一个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必须通过制度变革、体制创新等国家行为，来实现全体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实现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
    3.这是世界各国普遍经验为我们提供的启示。西方主要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协调阶级关系，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民众福利的措施和方法。西欧国家更是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福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没有走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言的“灭亡道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国家主动根据社情变化，及时出台大量社会政策，提高全体民众福利水平，从而保证了上百年的社会基本稳定。即使近20多年来，西方福利国家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但也不敢轻易地放弃这些福利制度。
    中调结构    
    即通过调整社会结构，改变我国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现状，为国家长期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32年来，我国“两阶级一阶层”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社会阶层结构由简单化到多元化，由封闭转向开放，但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远未完成。根据陆学艺教授的研究，我国社会结构大约滞后经济结构15年，主要表现是，社会中下阶层比重仍然很大，中层比重偏小，与现代社会应有的“橄榄型”仍有一定的距离。
    “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即中产阶层占人数大多数）的社会结构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中产阶层是一个稳定的消费群体，对于形成良好的经济运行状态具有积极意义。从现代国家看，中产阶层普遍是消费的中坚力量，是各类消费物品和服务的主要购买者。这是因为，处于社会上层的少数群体，虽然消费能力强大，但其消费总额并不大，因为就个人而言，消费意愿往往是随着财富的极大增长而下降的。处于社会下层的群体，则往往受制于消费能力和消费环境所限，购买力严重不足。只有中产阶层既具有购买能力，也具备购买意愿。其二，中产阶层是一个稳定的政治群体，对于社会稳定运行具有积极意义。由于中产阶层不同程度地占有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为了保护其权利，多数持相对保守的政治立场，一般不会支持以政治诉求为目的的大规模、破坏性的社会运动，愿意通过议会斗争、民间结社等相对温和方式实现个人意愿。相反，从国际上看，占有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较少的弱势阶层，特别是当这个群体的人数比较巨大时，经常成为社会动员对象，倾向以民粹主义、激进方式、大规模群体运动来表达意愿，从而威胁执政党和现政权的统治。其三，中产阶层是一个稳定的文化群体，对于全社会主流文化形成具有积极意义。由于中产阶层多数受过较好教育，又因为利益差异较小，具有了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达成共同价值和共同文化的可能。
    当前，党和国家已经注意到中产阶层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要“持续扩大中间收入群体”。但是，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功能、主流文化形成功能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全社会特别是国家管理层应当尽快实现理念的转换。在具体工作中，应当积极地调整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辅之以财税、法律、经济等手段，不断扩大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白领工人为主体的中间阶层，并采取相应措施规范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优势阶层行为，帮助、扶持蓝领工人、农民、失业和无业人员阶层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尽快实现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优化。
    远建社会    
    即在社会建设的第三个阶段，逐步扩大社会自我治理和运行空间，全面建立起与国家、市场并存，三者功能互补、良性互动的和谐社会。
    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这是因为，第一，一个外在于国家、市场的社会客观存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确实形成了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的，能够自我组织资源、派生资源、分配资源的社会机制，而且国家认可其为社会进步所做的各种努力。第二，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社会具有自我组织功能，社会建设应当推动这种自我组织功能的发挥。第三，由于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特殊性，其中许多需求政府和市场无法提供。
    笔者曾经著文强调社会建设要实现三个基本功能：一要促进社会团结，二要促进社会合作，三要促进社会分享。这可以理解为是社会建设的最低目标，因为，这三个基本功能的缺失，会导致利益的极大分化、群体的互相隔裂、社会的动荡不安。
    从社会建设的长远目标看，也应有三个基本的维度。其一，从结果上看，“好的社会”应当是建立在善治基础上、治理方式得到大众真心认可、秩序和活力良好的社会。社会成员可能存在阶层、群体、资源占有、行为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但由于制度具有包容性、整合性，从而治理效果良好，制度的认同度较高。其二，从关系上看，“好的社会”应当是各阶层、各群体、各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各尽所能、大家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社会。一是各社会主体都能认可自我地位，善意理解和相信社会安排，乐于、敢于接受行为结果。二是各社会主体都能通过自己努力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从而对未来充满希望。然后，全社会为每个社会主体提供自我努力空间，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并对结果不公平进行适当的干预和调整。三是公共资源分配是公正的，各社会主体间的关系是协调的，能够良性互动的，并能通过适当机制化解社会仇视和对立。其三，从功能上看，“好的社会”是与国家、市场一起，能够通过各自不同的机制，满足不同社会主体的多样化需求。国家主要通过行使权力、以制度和政策来实现治理；市场主要通过经济资源配置、以市场交换为中介来实现经济增长；社会主要通过整合各社会主体、以实现多样化社会需求来实现社会团结。三者共同功能的发挥，就是广义的共同治理。
    社会建设近中长期目标的关系    
    社会建设三阶段的划分，只是根据社会建设的一般规律，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的理想型发展模型。其一，社会建设和社会进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分三步来完成，对于把握每个阶段的工作重心，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笔者认为，到建党100周年，即到2020年左右，我们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主要解决了第一阶段的社会建设问题。第二阶段的社会建设大约到2040年完成。根据测算，到2040年左右，我国广义的白领工作者应当占到全部就业人口的50%以上，高校毛入学率超过50%，城市居民占到总人口的60%以上。届时，社会结构将趋于合理，社会建设重点工作逐步转移到“远建社会”阶段。到建国100周年时，即到2050年左右，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财富的进一步增加，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逐步到位，社会领域的空间将极大增加，社会领域的资源将实现多元汇聚，社会现代化将逐步实现。其三，社会建设三步走的思想建立在全国分析基础上，对于局部地区而言，其三步走的时间和具体方式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其四，虽然可以根据国情、社情把社会建设人为地分为三个阶段，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三者不可分割，应当统筹考虑，应当避免目标引起的措施互相抵消效应。比如，当前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由于城乡制度分设、福利有别，对于社会结构调整就十分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