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道德修养 学习时报

 当今的世界正处在历史的大变动之中，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而中国更是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全世界瞩目的伟大变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发展到了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改革面临深层矛盾和问题，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难度加大，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中，既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流，也有这样那样的非主流思想意识和观念存在，甚至还滋生了一些损害社会肌体的病毒。所有这些，从另一个侧面警醒我们，对投身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革开放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由此，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要在灵魂深处牢固树立道德担当意识。
    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期。从国外许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来看，都离不开国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的约束以及行政手段的调节。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不仅植根于国家制度中，而且有它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基础，这是转型期经济决定的。当发生大量制度性变化时，人们通常难以适应。市场转型不仅涉及规范和价值转变，还包括资源和权力的重新分配。因而在市场经济正在形成的国家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更加明确地、大范围地执法以培育和强化新的道德观。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更应充分体现其公平、合理的竞争性，以维护国家和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即使在转型中产生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也要通过规范市场的行为、合理的税收机制予以调节。但从意识形态和道德基础上考虑，则要通过市场经济的实践，培养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台湾著名学者傅佩荣最近推出的一本书《国学的天空》引起广泛关注。他认为，今天的时代，问题出在群体对个人的影响太大，使个人忘记自己的生命有“身、心、精神”这三个层次。因此，他强调在当今生活中，人生的价值必须归结为生命的转向，转到正确的方向，则生命进入光明境界，然后对于此生的具体遭遇，就可以不怨不尤，然后接受而安然修行了。所以，他认为这个安然修行，便是实践儒家所谓的“善”道。判断“善”的方法有三：内心感受要真诚，对方期许要沟通，社会规范要遵守。三者若有冲突，则以真诚为准，如此则心安而自信。这样问题就十分清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摆在我们面前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强调道德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就会提升全民族和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道德担当的自觉性，从而减轻转型期的反市场倾向和行为对改革的消极影响，推动国家繁荣、进步与和谐。正如刘少奇同志指出的：“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
    用法律和纪律来规范制约人们行为的调节方式是带有强制性和惩罚性的，是被动的。而用道德规范调节自己的行为则是自觉的、主动的，因而也是最积极、最有效的。美国有一本曾经很畅销的书叫《关注灵魂》，书的作者托马斯愠摩尔有句名言：“活出自己的人生和尊严的人性”。讲的是要道德地生活和工作。摩尔还认为：“人生的过程永远是灵魂的关注过程，也是个人生命的成长与完善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永远渗透着缺失和不足；在创造的成果背后，永远凝结着苦闷与困境；幸福的出现也伴随着煎熬的泪迹；而强者的产生，是无数软弱和恐惧的演变”。他还指出：“当一个社会被金钱的阴暗所腐蚀时，社会就崩溃了；反之，一个坦然承认金钱的暗影的社会则会滋生成长。”在这里，我理解对灵魂的关注过程也就是一种自我修养过程，只有自我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时，人的生命才得到了完善。非常有趣，我读《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也有某种这样的感觉，这就是人必须精神地生活（可理解为道德地生活）。历史和现实都证明，高尚的道德情操来源于科学理论的指导，社会传统美德的熏陶，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启迪。长期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的人就能时刻使自己处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律之中。即使在某种特定条件和环境中，一旦萌发杂念就能被自己的自警力量所克服。可见，道德修养能使自己的行为有严格的“灵魂约束”。同时，道德修养也是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学识风度等基本素质在生活工作和处世中的集中体现。我们的祖先把“修身”放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面也就是这个道理。特别是共产主义的光辉信念和道德情操，它可以激励人们去忘我献身于伟大的事业。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江姐、刘胡兰、吴运铎、雷锋、欧阳海、焦裕禄等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典型人物身上就使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光辉。因此，“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
    道德是人格的自律机制。它是依靠社会舆论与个人内心信念来调节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恩格斯说：“外部世界对个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我理解，恩格斯所讲的“理想的力量”，就是道德的力量，是从社会存在中吸取的正确观念，通过心灵的调节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力量，它是自觉约束自己的思想、意志、言论和行为的内心力量。
    刘少奇同志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极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不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道德意识薄弱，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各种腐朽思想渗透及消极文化思想的侵袭面前就会丧失立场，成为商品交换的俘虏，有的甚至堕落成人民的罪人。事实证明，只有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确立正确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规范，才能时时处处保持清醒的头脑，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律的“理想力量”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塑造自己的形象。
    现在有些人认为讲道德的人吃亏，讲道德无用，讲道德很难。甚至还有人把今天某些道德沦丧的现实归于引入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针对这些思想认识上的偏差，我们必须澄清两个问题：首先要明确，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道德都在下降；其次我们要弄清楚在哪些方面道德水平在下降。事实是道德建立不起来，道德常常被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容易因为自己和小团体的利益去否定别人有同等的权利，去侵占和损害别人的利益。而自己反而没有丝毫的廉耻感和“灵魂约束”。社会上常有人议论说：“当人们发现为‘打假’而获得利益远远比不上所付出的艰辛，发现傍大款有车接送，‘花枝招展’不受鄙视，发现坚持原则得不到支持、鼓励和奖励的时候，社会就会假货横行，在行贿受贿享受堕落的现象面前表现出不该有的冷漠，因为遵从道德就意味着吃亏。”在这里，根本的问题是以什么标准作为人生价值取向的问题，也就是道德的规范问题。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罪犯虽然躲过了法律的制裁，但在心灵深处所受‘负罪感’的斥责让他们一生也难以安宁。不要小看了道德这种灵魂约束，好多时候你不做坏事并不是因为害怕惩罚，而是因为你心理上不能接受这种行为。
    人类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人的出自生命本原的欲望不断冲破阻塞得以实现而又不断“宰割贪欲”得以规范人的道德行为的历史。周初的统治者在灭纣伐商的过程中，多少认识到了人在历史变革中的力量。他们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的观点，认为历史并非绝对地由天命决定，“人德”对历史发展有重要作用。后来儒家把历史的演变与道德价值的转换结合起来的思路，也是对这一观点的发挥。中国古代贤哲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并非纯粹的主观反映客观的超情感超利害过程，而是受人的爱恶之情、利害之心、苦乐之趣、取舍之志的影响过程。故孟子提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适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荀子提出必须从“公心”出发认识事物，他强调：“公生明，偏生暗。”明末清初王夫之提出的：“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就是说人的生命承担了道义，所以生命是可贵的，道义确立了人生价值，所以道义是可贵的。由此可知“舍生取义”的深刻人生意义就是修身的真正内涵。这些道理都深刻说明，讲道德并非吃亏，讲道德对安身立命、于国于家都有益，讲道德固然很难，因为要“宰割贪欲”，甚至坚持原则还要遭到非议和嘲讽，但毕竟这是高尚人格的显示，虽难虽险也必须为之。康熙帝非常赞赏进士张伯行的清正，谓其为“天下第一清官”。张严于律己，很讲究道德修养，于衙门自题一匾明志“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得益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前人尚能如此自律，今天我们还不能有此认识，难道不心愧么？
    （作者系：中央党校省部班学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