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三明民间剧团的生存困境与改善途径

乐工作者对三明地方戏曲的关注和研究最早见刘春曙、王耀华的《福建民间音乐简论》（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但是，20多年过去了，并没能形成以三明地方戏曲作为整体优势的在全省有影响的文化品牌。三明民间剧团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却更是无人问津，也未能引起相关部门和相关专家关注，三明地方戏曲与三明民间剧团生存状态的研究均处在初步阶段。
为不辜负各级组织、各界人士的关心、爱护和支持，在明知自己学浅识寡、难有作为的被动的局面下，本人历时三年，不分寒暑、假日，二十余次的田野跟踪调查，行程数千公里，足迹遍布三明9县2区的城乡，对三明地方戏剧和业余剧团的现状进行了跟踪调查，现将本人对三明民间剧团的生存困境与改善途径所作一阶段性的总结，对三明民间剧团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及解决途径进行探讨，愿为三明民间剧团的健康、有序的发展起一个抛砖引玉的功效。
一、三明民间剧团生存困境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地方政府重申报，轻保护，文化部门重利用，轻管理；人才断层、经费困难，三明目前仅存为数不多、形式各异、人员相对稳定的采茶戏、汉剧、祁剧、越剧、木偶戏和梅林戏等民间剧团，生存情况令人堪忧。
1.已失传、已无法恢复的剧团、剧种。
（1）建宁宜黄戏。自2002年6月16日大水把戏台冲倒后，基本没有什么演出。目前还会演宜黄戏的还有20多人，年龄大的70多岁。小的20多岁。大多数演员外出打工。目前以“宴堂乐”的形式，是在婚丧喜庆，祝诞拜寿时为烘托热闹气氛的打击伴坐唱的一种文艺形式，保留其古色古香的音乐。
（2）尤溪、沙县、大田大腔戏。尤溪的黄龙、沙县的盖洋、大田的泰华与广平尚有大腔戏的遗迹：乐器、剧本、老艺人，但因艺人的年龄也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已经作古，健在的几位老艺人大多年高体弱、口齿不清、记忆衰退，加之息艺已久，已无法恢复。
2.善能恢复演出，但失去商业演出能力、频危的剧团、剧种。三明现存失去自然生存能力、频危的剧团有：泰宁（朱口）梅林戏、永安（青水）大腔戏、尤溪（南芹）小腔戏等地方戏曲剧团，其业余演出活动仅限于有限大型文艺演出时很有限的象征性的表演，以及少许的民间庙会等民俗活动。
（1）泰宁（朱口）梅林戏除了参与县里的象征性地文艺调演外，由于无法恢复民俗活动的需求，更无法与泰宁县梅林戏（专业）剧团“分一杯羹”，从2008年起已被迫转型为“鼓乐队”，苟延残喘。
（2）本人曾调查了青水民俗庙会的组织、策划人员，曰：大腔戏太古老，难听。老百姓听不懂，觉得不好听。永安大腔戏在自己的发源地失去了赖于生存的根据地，失去了民间民俗庙会的载体，永安大腔戏的生存危在旦夕。
3.适应现代社会与民俗活动需要的、目前尚有一定活动空间和生存能力剧团、剧种。目前尚有一定活动空间和生存能力剧团、剧种有：大田汉剧、永安（青水）木偶戏、沙县肩膀戏、宁化采茶戏和将乐南词戏等。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夹缝里求生存，最重要的原因在以当地较快的恢复了民俗的活动，他们逐渐适应了现代社会与民俗活动需要，且剧团的形式与组织灵活、多变，很多都以半班、四季班的形式顽强的生存。其中又以大田汉剧的剧团及人数为最多。而沙县肩膀戏、将乐南词戏、永安木偶戏主要转向民俗的需要，甚至是自娱自乐的形式，回归了“乐”的本意。
总而言之，地方经济状况较好，民俗活动活跃，能恢复、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剧团、剧种，目前尚有自然生存能力。而人员不齐、老化、活动经费困难、民俗活动缺失、演出疲软，加之文化部门的不作为，三明业余剧团没有摆脱频危的现状。
二、三明民间剧团的生存困境的原因分析
1.传统文化的破坏和断裂。由于众说周知的原因，从五四时期的“打到孔家店”，特别是文革浩劫期间，戏曲与民间民俗活动被当做“封资修”的代表被打入冷宫。直接造成了我国许多的传统文化生态的破坏和断裂，教训是惨烈的。传统文化生态的恢复还需要几代人艰苦的努力。
2.宗族、家族势力的衰减。改革开放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人们淘金心里。“有钱就是草头王”。 宗族、家族势力的衰减失去了权威，而遍布城乡的民间民俗活动的减少，甚至停止。民间剧团的生存基地的消失直接威胁了三明民间剧团的生存。
3.乡村经济的相对滞后。由于三明属福建省的内地，比起沿海城镇，交通、经济的相对滞后，农村经济更是如此，大部分的青壮年外出寻找打工的机会，三明民间剧团活动的恢复缺乏经济基础。
4.戏剧观众的衰减。城市化的建设，青少年人口为了生存纷纷向城市的转移，戏剧观众的衰减，而懂得戏剧艺术的老年观众，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微。戏剧观众的培养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5.百姓兴趣爱好的多样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内容的不断丰富，百姓兴趣爱好的多样化，电视、电影、卡拉ok甚至电脑已走进千家万户，与新兴艺术相比，戏曲对当代人的吸引力小，当地百姓对地方戏曲的兴趣逐年递减。加之年轻的一代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没有学戏的积极性。戏曲表演能力的衰退，戏剧艺术没有与时俱进，演员队伍就会断档、变质加速了三明地方戏曲的危机。
6.有关部门的漠视。有关部门的漠视主要表现在：
（1）重申报，轻保护。这种特有的现象被解读为“中国式申遗”，其特征有二：一方面不遗余力大造声势，不计成本地将申报项目进行包装；另一方面却是对“申遗”成功的项目漫不经心。
（2）重利用，轻管理。“申遗”前后的极大反差，不只是少数干部追求政绩的表现，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心态。遗产地丰厚的经济回报，使人们趋之若鹜——只要打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签，随之而来的是享有知名度，迅速跻身于“旅游热点”。至于花费多少钱，会不会导致环境破坏、文物快速毁灭，也许并不在考虑之列。
（3）重小我，轻大局。在一些地方，“申遗”者为了争夺准入证做出应景式的保护和承诺。“申遗”成功后，应景式的保护没有了，承诺也化为乌有。在“非遗”的金字招牌下，遗产保护的承诺却弃之脑后。旅游部门有旅游部门的考虑，文物部门有文物部门的考虑，建设部门有建设部门的考虑，地方有地方的考虑，大家的屁股，长期坐不到一条板凳上。遗产保护成为空话。
三、三明民间剧团生存环境的改善途径
面对这样的境况，难道我们真的可以泰然处之，让祖先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任其自生自灭而无动于衷？难道这许多珍贵的、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的可以用一句“适者生存”而不去抢救、保护，让其在我们这一代手中断根？离开了传统文化的根基，我们又能用什么去创造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 有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理论问题却依然困扰着我们，对这些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新的认识。 
1.地方戏曲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世纪性的工程，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机构的责任在于宏观调控社会各界的有生力量，调拨相应经费，建立健全的保护机制和管理体制，监控整个保护过程，使保护工作由局部、零散、自发、随意的工作状态步入全面、规范、有序的正常化轨道。地方政府要分清“文化遗产保护”和“地方保护”的关系，分清保存、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确实处理好“申遗”和“申益”的关系。
2.正确引导和恢复民间庙会活动。民间信仰是民俗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地方戏曲来说，如果没有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地方戏曲失去了赖于生存的基地。对地方戏曲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就是对地方戏曲最好的保护。
3.努力营造地方戏曲与旅游文化相结合的良性循环的社会生态环境。地方戏曲是开发旅游市场的重要资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命题日益引起越来多的人们重视的同时，对于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也逐渐被社会所关注。
4.加强对三明业余剧团的引导、扶持，切实支持有演出能力的团体，恢复市场，复苏民俗，正确引导民间庙会活动。健全完善的激励机制，积极组织新剧目的创作、演出、评比活动，通过介入旅游开发，提升当地形象和文化品位。
5.加强学校教育在保护地方戏曲文化事业中的作用。高等学校作为人类文化的传习地，一方面要主动承担传承非物质文化的义务；另一方应承担培养保护非物质文化专业人才的义务，积极创建国家及社会文化事业急需的新学科，为国家提供文化遗产信息，积极参与文化保护的社会实践。让青少年了解、熟悉自己的地方戏曲音乐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们对地方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感，从而树立起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三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三明地方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三明历史的见证，是三明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折射和蕴涵着三明地方文化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地方戏曲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发展，如何在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更深远的作用，如何充分发挥其民族性、大众性和时代性的特质，使其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更好地推动先进文化的前进，是摆在广大文化工作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