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看“政绩”

要不要讲政绩，这不是问题——当官就得讲政绩，否则就是不作为。要害在于，该讲怎样的政绩，该怎样讲政绩。微妙的是，人们一方面忌谈政绩，一方面又拼命追求政绩。结果讲到最后的政绩还是“硬道理”——“GDP至上”乃至“唯GDP”。
    躲躲闪闪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考量的无奈。素质教育何以始终落不到实处，转型升级何以迟迟迈不开大步子，科学发展观何以一轮又一轮只停留在美好的“学习”层面？一言蔽之，是立竿见影的显性效应在作怪，是根深蒂固的数字情结在作祟。而“作怪作祟”的核心诱因则是思想不解放。于是，正当而必要的求政绩不免异化为GDP崇拜，变相为政绩形象工程营造。
    “发展是硬道理”，绝对没有错。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正是靠这一个“硬道理”才拉开了生动的序幕，也正是靠这一个“硬道理”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30多年过去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跃迁期——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发展迅猛而矛盾凸现。如何安渡，直接考验着执政党的创造智慧和政府官员的驾驭能力。
    坚持科学发展观，坚定转型升级决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审视发展——要什么样的发展？该怎么样来发展？以当下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为例，让我们试着换个角度来看政绩。
    城市面貌：不看“能见”的，而看“不见”的；不看地标工程的出色，而看地下功能的到位。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建设总喜欢建筑攀比高度、装饰攀比亮度，总热衷于“做大做强做优”（做大广场景观，做强城市标识，做优道路美化），说穿了，就是一个字——“显”，显而易见！吸引了眼球，自然就有了赞誉，就有了亮丽的政绩！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考察，在凝固的建筑群中寻找“诗意的栖居”，那么我们一定就不会只在乎高楼大厦的林立，而要计量蓝天白云的浮现。
    “城为人居”，人永远是城的目的而不只是手段，因此，城的最大贡献在于宜居，在于让生活更美好。由此，评价一座城市的优劣，就不能只看地表的、外显的，而要看地下的、功能的。最简单的一招就是——不看天晴时的灿烂，而看天雨时的不赖！
    城市规划：不看“演示”的，而看“落实”的；不看“与时俱进”的变动，而看“百年大计”的不动。为什么我们的“一把手”总喜欢做规划且乐意更新规划？除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传统使然，可能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难能可贵”的潜规则——有规划，就意味有“大手笔”；更新规划，就表明有“新思路”。一任领导一张蓝图，远景诱人，贴在墙上，论证一番，演示一下，面子光彩，票子跟来（新增工程追加预算），何乐而不为？当然，好多的规划仅是用笔画划，还没来得及展开，领导已是易任。于是，循环往复，重新规划。政绩驱动，让不少领导患上了“规划大手笔癖”和“创新多动症”。为此，我们有必要换一个角度来对症下药——不看论证了多少、规划得如何，而看坚持了多少、落实得如何。
    城市建设是名副其实的百年大计，城市规划是不折不扣的严肃工作。那种说改就改、推倒重来的魄力与做法实在让人不敢恭维。须知，重复建设是极大的浪费，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因此，对于城市建设，我们有必要换位来考量——不看“又建”了多少，特别是“重建”了多少；而看“不动”了多少，“保存”了多少；不看“与时俱进”（一年一个样，十年不成样），而看“经受考验”（十年不走样，百年不动摇）。
    发展停不得，但不再是起始阶段的“硬发展”，而是软发展、巧发展和多元发展。唯有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才能保证适度经济增长下的生态和谐与生活和谐。这就要求我们在看待GDP时，不只关注集结式的“显发展”，更要重视可持续的“潜发展”；不只评定“到位的发展”，更要预见“未来的发展”。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创造智慧。相信后人要比我们聪明。因此，在百年大计的“大发展”上，我们应有自知之明，有责任尽好“这一代”的职，也有责任理性地给“下一代”留点空间发挥。毕其功于一役，一厢情愿而已。须知，大建之后的大拆跟大拆之后的大建相比，成本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从长远看，考量政绩，要看留存些什么，值得留存些什么，而不是只看建成些什么，总量生产些什么。
    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政绩”成了悬在各级官员头顶的一把双刃剑。为此，笔者以为，政绩的考量也需转变：关于城市化程度，不看城市化掉了多大的农村，而看城乡一体化推进到什么程度；不只看市民增加了多少人数，更要看市民生活质量、国民同等待遇提高到什么水平。关于城市化状态：不看城市更像城市，而看城乡各具特色；不只看小康的社会生态，更要看富了后的社会心态。乡土是中国社会的根，文化是中国社会的脉，发展的最终是“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实现”，站在发展的历史拐点上，不能缺失清醒的文化自觉与自决（自主决定、自主选择）！从这一意义上讲，换个角度看政绩也就是换种思维看文化，换种思维看文化也就是换层境界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