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瞭望周刊时评2010年13-15期

校园平安需多策并举

郑言

3月23日7时许，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砍刀行凶，酿成13名小学生死伤的惨剧。

流血死人的惨剧使观者泪下，接连发生的校园悲剧更让大众忧心如焚。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摇篮，更应该是学生健康平安成长的乐园。如何让校园成为一片安宁乐土，让无辜的孩子不再受到伤害？

面对惨案，追问和反思随之而来：

其一，学校能否从首先为孩子考虑的角度出发，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媒体报道，南平实验小学7点40分开始上课，七点半才打开校门。这样的规定，必然造成校门前聚集大量学生等待入校。而狭窄区域内大量学生聚集，即便没有发生流血死亡事件，依然存在诸多隐患：清晨交通高峰车水马龙，如何保证学生安全？雨雪风沙等恶劣天气，应如何处理？……

目前有类似规定的学校不在少数。并非要指责校方，而是希望众多学校能够以安全第一的理念，多一点变通，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理，更多地担负保护孩子们身心健康的责任。

其次，校园及其周边治安仍需各部门合力落实。

惨案发生后有专家指出，应通过安全教育，提高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安全防卫的知识和能力，可有效避免意外伤害事故。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这确实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却并非如此。此次惨案中，最大的遇难者不过13岁，最小的才刚刚入学，都是年幼者，很难规避危险与威胁。

因此，保障校园安全的关键点，还在于社会、学校、家人携手，为他们编织一张安全保护网。近年来，中央综治部门以及教育、公安、文化等多个部门都结合自身特点，在打击各类涉校违法犯罪活动、取缔“黑网吧”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今后更应当安全警钟长鸣，安全保卫工作细之又细。

其三，校园治安整治关口应前移，力求消除社会隐患，避免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发生。

南平惨案和近半年来吉林、上海等地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有着类似之处。在社会转型期，在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中，一些人员或因为家庭的不健全不幸福，或因为内外压力交织，往往采取危及他人生命的极端手段、发泄私愤，一些无特定对象的报复社会案件频发。

有关部门应抓紧对类似人员的数量、心理状况、生存状态进行专项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依托社区等基层组织和心理卫生干预机构，通过心理救助、经济帮扶等方式，帮助他们走出心理阴影，回归身心健康，从而从根本上消减社会安全隐患。

 

需除水法律之“旱”

尚前名

3月22日是第18届“世界水日”，当周又是第23届“中国水周”，然而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让国人对这样一个日子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数千万人饮水困难，粮食歉收几成定局，生产企业减产停产……除去对天气的“埋怨”，更对中国水资源保护的现状提出了严厉警示。

“水是生命之源，是生存之本，是生态之魂”，但中国的“水情”却难以让人宽慰：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全国660座城市中有400多座缺水，三分之二的城市存在供水不足；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北方淡水资源只有南方水资源的四分之一。此外，水资源污染和水土流失等问题也十分突出，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如果还不珍惜，最后一滴水将与血液等价”。如今，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正在快速提升，对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更加严格地依法保护水资源、更加合理地依法利用水资源，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道无法回避的难题。现有的无偿、低价、不科学、不合理甚至严重浪费水资源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

面对此种情形，道理不辩自明，保护水资源本应是国人义不容辞的义务，但在现实中似乎并未让人感受到这样的紧迫感。在我们身边，浪费水资源、破坏水资源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信且看，一方面，水资源受污染的事件时有发生，工业“三废”和生活废水对水资源的污染在有的地方仍在加剧，更谈不上根本扭转。海河、辽河、淮河、黄河、松花江、长江和珠江7大江河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另一方面，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不合理利用，甚至浪费水资源的现象依然严重，尤其是各种奢侈性设施对水资源的消耗更加让人痛心。比如，北京仅各种洗浴中心一年就用掉数个昆明湖的水；再如，要养护全国各地的高尔夫球场所需的用水量也十分惊人。

在依法治国的当代中国，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自然得靠法律。然而诸多的事实已经证明，当今中国在水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仍显单薄，现有的法律法规难以真正增强生活中节约水资源的意识、难以真正改变生产中浪费水资源的习惯、难以真正遏制现实中污染水资源的现象。因此，制定出更加科学细致、更具有操作性和约束力的法律法规，从树立节水意识、合理开发利用、减少资源浪费、加强污染防治等诸多方面入手，依法规范和约束引导生产生活中的用水观念和行为，已经刻不容缓。

 

满足公民知情权是为官底线

王金涛

近日，在媒体记者面前一问“十不知”的新密市安监局局长王瑞林被免职。有意思的是，新密市政府还特别澄清，王被免职的主要原因是煤矿安全监管不力，和“十不知”没有直接关系。

“十不知”显示了王瑞林对公民知情权的冒犯和漠视。而新密市官方的澄清，无疑表明公民知情权在官员们眼里，是一个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摆设。即使“二十不知”、“三十不知”，都算不得违规违纪，撞不到免职的红线。

确有一些官员已经把冒犯知情权当成了家常便饭，却没有一个人因此而下课丢官。既然不用付出多少政治代价，不少官员当然就把公民知情权看得“轻如鸿毛”，高兴了就对媒体说几句，不高兴了轻则不理睬记者，重则横眉立目、羞辱记者。

知情权果真无足轻重、不足挂齿吗？其实不然。掌握公权力的政府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而知情权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也是老百姓监督政府的重要前提。温家宝总理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但如果没有知情权，老百姓就不可能有效监督政府，那又何谈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具备大众传播功能的媒体，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落实知情权，全面准确客观地报道政府的所作所为，让百姓明政务之巨细，解问题之深浅，辨传言之真假，知事态之缓急，使政府的运作程序完全透明化、公开化。如果政府官员刻意向媒体隐瞒什么，无疑就冒犯了公民知情权。

面对记者，冒犯知情权的表达方式虽不尽相同，但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不告诉你”和“我凭什么告诉你”。除了“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无可奉告”等常见用语，官员的另一种用语往往是“此事敏感，不便公开”。比如，去年新华社记者就收取路桥费问题采访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一位官员时，这位官员就表示：经请示领导，由于此事敏感，不能接受记者采访。然而，路桥费既然来自广大车主，就应该让车主了解路桥费的流向和用途，此事实在让人感觉不到有多“敏感”。

殊不知，官员在媒体面前敷衍塞责，只能让人们怀疑这里面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难以启齿的真相，有纠结不清的利益，反而引起群众更多的质疑和反感。

政务公开不应该成为一句空话，何况对于事关群众根本利益和百姓安危的问题，政府更应该依法办事，完全公开透明地发布新闻、道明原委和处理问题。政府官员作为人民公仆，办事透明、不隐瞒事实也应是一个起码的为官之道，即使自己做错了，也应该勇于公布真相，接受群众的监督。

 

中国进口增加也是必然

马涛

中国2009年出口跃居世界第一，进口规模在2003年就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德国。近几个月，由于出口增速远不及进口，导致1～2月外贸顺差下降50.5%，3月上旬已出现逆差。

这一方面是出口并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另一方面则是近期进口的大幅增加。当前国家提出扩大进口，不仅可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平衡发展，还对全球经济快速复苏起到积极作用。

无论是从国际分工还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来看，后危机时代中国进口贸易发展潜力巨大。首先，外贸快速增长不仅得益于贸易自由化，还与当前产品内国际分工密不可分。简单来说，产品内分工是一个产品可以按价值链分割成多个环节由不同国家专业化生产，此次危机不会使当前的国际分工发生变革。从长期来看，全球化生产格局还是国际生产的主导，中间品贸易依然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

中国是以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的，这种“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深刻影响着进口。经测算，早在2006年中间品进口就占到进口总额的74.4%，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加工贸易不仅扩大了进口，同时也推动了出口。从长远看，中国加工贸易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因为沿海地区不少企业属于外贸加工企业，这种贸易模式会继续提升我国进口。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利用进口来促进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其次，危机中稳定的经济增速更加巩固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国民经济发展则需要进口大量物资和服务。虽然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但外部市场对中国的依存度依然很高。双边贸易数据显示，即使在危机谷底的2009年第一季度，主要贸易伙伴对华出口依存度并未下降，中国成为日本、韩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出口国，成为马来西亚、秘鲁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二大出口国，成为美国、加拿大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三大出口国。

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下滑和失业率上升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方式，2009年5月美国民众储蓄率提高到6.9%，说明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美国国内消费能力的下降，也意味着其国内产能会更加依赖于外部市场。从美国、日本和欧盟27个成员国对华出口比重的变化可以看出，对中国出口依存度是逐年提高的，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扩大。

依照这种趋势，不管是对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还是对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今后中国还会继续扩大进口。

 

靠权力“封口”更恶劣

林蔚

三天过去了，被困在山西王家岭透水煤矿下的153名矿工仍生死不明。就在全国人民都为之揪心之时，有媒体报道说，当地政府方面对救援现场的控制越来越严格，除连换3次通行证外，在通往王家岭煤矿的路上还设了3道关卡防家属防记者，甚至出租车公司都向司机作了特别交待，不要载记者去王家岭煤矿。

笔者不怀疑此报道的真实性。因为几乎在同一时间，一位中央媒体的朋友告诉笔者，为了在报道中增加、普及一些大型煤矿安全生产措施和设备的相关知识，他们约请有关部委属下研究机构的专家作介绍，可专家们都以“上面打了招呼不能谈”为由拒绝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政府除了千方百计营救生命，当务之急最该做的就是及时公开信息，让公众知道实情。令人不解的是，对于最该做的这件事，有关方面却在反向操作。有形的——在通往矿难现场的路上设卡；无形的——用“招呼”给相关专家嘴上设卡。为什么要这样？难道害怕什么、想掩盖什么？

这不禁令笔者想起几天前新闻出版总署刚刚通报的河北蔚县矿难收受“封口费”事件相关处理情况。在那次被定性为“恶性瞒报”责任事故中10名收了矿主“封口费”的记者有8人已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其中，最高的刑期长达16年之久。

法律已用庄严的判决将蔚县矿难“封口费”事件定性为刑事犯罪，那此次王家岭矿难中发生的种种“封口”行为，又算什么呢？

相比起来，河北蔚县的私人小矿主岂不是太“可怜”了？同样是矿难，小矿主只能花钱“封口”，破财消“灾”，而有官方背景的国有大矿，却不用花钱，不用低声下气地忍受黑记者讹诈，靠一个招呼，一条黄白相间的警戒线，就可以让媒体和公众难以实时接近真相，让信息屏蔽，让媒体失语。

说实话，至少在笔者看来，以权“封口”比私人老板用钱“封口”更恶劣，因为后者不过是钱与媒体报道权和公众知情权的私下交易，而前者却无异于以势压人，是行政权力对媒体报道权和公众知情权的公然践踏。

在今春全国两会上，温总理说要为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创造条件。短时间内达不到这一高要求谁都能理解，但所有的政府部门、机构以及官员们都务必明白，没本事“创造条件”就算了，起码不能人为地设置障碍，否则，与那些派发“封口费”的煤老板何异？

为了政府的体面，为了公众的尊严，更为了此时仍困在漆黑深井中的153个兄弟以及他们绝望的亲人，把封在路上的、嘴上的“卡”都撤了吧！公众有权了解全部实情。

 

要城管也要顾摊贩利益

李倩 伍晓阳

3月26日夜间至27日凌晨，在昆明市一农贸市场门口发生了一起城管执法人员与占道经营者之间的纠纷，引发众多群众围观并发生冲突，导致10多名执法人员和民警受伤，数辆汽车被砸坏和点燃，部分群众受伤。这一冲突事件再次显现了城管执法和小摊贩生存之间的矛盾。我们需正视这些矛盾，在加强城市管理的同时，采取更多有效的、人性化的措施来保障这些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及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利益。

近年城市化进程加快，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部分缺乏知识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和城市低收入人群通过摆摊维持生计。

人们对一些城管的“粗暴”执法及一些城管对小摊贩的追赶、处罚深感不满，而城管也在“管与不管”的尴尬境地中进退两难。事实上，城管执法有理有据，小摊贩为生存也天经地义。

当然，小摊贩占道经营确实对城市通行、城市环境带来不便。其出售的食品也存在某些安全隐患，销售的一些商品没有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但这些问题是可以规避和改变的。政府应在这种关系中平衡和担当，在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同时，为小摊贩等低收入人群提供相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指导和鼓励其就业和自主创业。

城管和小摊贩要换位思考，加强、加深平时的沟通和理解；也需加大对城管和小摊贩正面典型的宣传和表彰，传扬他们的经验；综合考虑卫生、交通等因素，在合适的地带、时段，提供一些免费场所让小摊贩经营，降低卫生、管理等方面的费用；多个部门应合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大对小摊贩的培训和教育；增加市场的增量和容量，降低进入市场经营的门槛，减轻小摊贩的经营压力。

城管执法部门要积极探索柔性和刚性执法的有效契合，外树形象，内强素质，通过加强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的总体素质，执法时要更多体现文明执法、人性化执法。当前，由于城管部门人手不够，大量聘用了“协管员”，但他们的整体素质良莠不齐，不少人的工作方式方法存在问题，使得执法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大打折扣，这个问题亟待妥善解决。

此外，有必要尽快出台一部国家层面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法律，从其法律渊源、执法依据和职权范围等方面进行明确。即使立法，也应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样，有许多规定倾向于消费者，城管法首先应明确城管所尽的义务，而非权力。

 

防“旱灾通胀”自我实现

尚前名

当前，部分省区市出现粮价上涨现象，有人将矛头直指西南大旱，并对旱情是否会助推本已显紧迫的通胀预期表示了担忧。

其实，西南并非我国粮食主产区，对粮价的影响“量微言轻”。本阶段粮价上涨并非单一因素形成。季节性因素以及国家对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都会导致粮价的相应上升。因此，对部分地区粮价上涨无需作过度解读。而更大的信心则来自于我国连续6年粮食大丰收，粮食储备充裕。即使部分市场临时出现供应紧张，国家也有足够能力运筹应对。

当然，这并不表示人们可以掉以轻心。且看，2月份我国CPI同比涨幅已达2.7%，距今年3%的控制目标仅一步之遥，比2.25%的一年期居民储蓄利率高出0.45个百分点。严格地说，中国已发生轻度通胀。此外，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上旬，全国200个主产县主要农产品价格中，粮食类普遍呈上涨态势。考虑到价格传递的滞后性，如果西南地区旱情持续，势必对将来CPI数据构成上行压力。

而更大的挑战则来自于对非理性市场行为的担忧。一来，旱区粮食减产几乎已成定局，对市场的需求亦将加大；二来，干旱范围已经开始向湖南和广东蔓延，并且北方地区旱情也已露头，或可能出现南北同旱的情况。

因此，此等诸多不利因素同时“袭来”将可能会使市场心理发生变化。有媒体报道，已有数家大型投行把西南旱情对通胀的影响作为专题进行研究。可见，已有市场力量试图借此大做文章。而在无形之手的助推之下，农产品市场很有可能因过度炒作而产生泡沫，对维持价格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对西南大旱可能带来的通胀预期，政府部门还应给予高度关注。

首先，加强政策宣示工作，展现政府的反通胀决心，避免由非理性通胀预期引发的“群羊效应”。通胀往往有自我实现的能力：本来市场并无出现通胀的物质基础，但基于某些原因使社会公众形成了非理性的通胀预期，并据此提高现阶段对相应产品的需求，导致产品价格加速螺旋上升，最终导致通胀如公众所“预料”的那样实现。

其次，综合运用各种经济、行政政策，化解物价上涨的压力。尤其是一旦出现市场需求非正常增长的情形，国家应启动应急预案，采取一系列粮食保障政策，保证市场供应充足。

再有，市场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防止商贩利用当前大旱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并对不法商贩予以严惩，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众利益。

 

完善见义勇为善后激励

林艳兴

近日，江西在京创业青年曾庆香和央视女记者刘薇联手救人英勇献身的事迹感动了许多国人。然而，见义勇为之后的一些事情却再次暴露出善后激励机制的缺失，国家亟待制定统一的见义勇为善后奖励办法。

曾庆香是3月9日在北京一起连环交通事故时路过现场停车先救了央视女记者，然后两人联手再救人时遇难的。其后接连发生的事情，让人寒心。

首先是遗体返乡路上遭欺诈。曾庆香遗属租车12日下午从京出发，13日下午17时行至京珠高速1042公里处湖北大悟县路段时，因发动机故障无法行驶拖至大悟县环保局右边一个汽修厂修理，耗时1天花费12100元，更换的竟是旧车上的发动机零件，且缸体型号也不对，还没有到家又无法行驶了。

其次是媒体报道“同命不同版面”。媒体起初报道此事时更多关注“央视女记者”，而忽略了“小人物”曾庆香。从3月9日到3月16日，刘薇的个人事迹几乎被媒体挖掘殆尽，曾庆香的信息却少之又少。当刘薇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时，曾庆香却匆匆下葬，连遗体告别仪式都未举行。

其三是“见义勇为奖”兑现标准和地域模糊。曾庆香家乡信丰县政府很快授予了曾庆香“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而有记者在京替曾庆香申请“首都见义勇为奖”时，也因证明不足而暂缓。

经过媒体和网民的呼吁，上述问题已基本得以解决，被欺诈的钱财已全额退还，媒体报道迅速纠正了“近视”，北京方面正在认定其“见义勇为”奖。两人见义勇为的精神高度是一样的，令人感动程度毫无二致，但其身后故事仍让人觉得不公和不义。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公呢？笔者认为，机制缺失是一个重要原因。

据了解，在交通事故特别是连环交通事故中的伤亡，有相当部分是救人发生的。但这类见义勇为先进典型大多不为人所知。若建立见义勇为情况通报机制，由事发地及在现场单位和个人及时向有关管理部门和媒体通报情况，不但可避免这类“埋没”，及时报道，还可迅速启动救助救援机制，及时善后。

近年来，我国不少省(市、区)先后制定了见义勇为奖励和保障条例，但国家性的条例至今尚未出台，各省之间的条例互相不衔接甚至存在矛盾。可见，制定全国统一的见义勇为善后奖励办法势在必行。

见义勇为已不单是个道德问题，需要制度和法律来加以调整。应明确事发地、居住地责任，强调双方协调，并确立事发地为主原则和同命同价原则。经济奖励不一定要完全由政府来承担，而应鼓励全社会参与。如此，才可更好地倡导新风，弘扬正气。

 

 

房价非理性考验政府

唐敏

在中央政府多个部门密集的调控房价系列措施相继面世之后，三四月间一些城市的房价却依然逆调控的初衷大幅飙升，丝毫不见稳定和理性的迹象。如果说对于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在前两年还有所争论的话，时至2010年，这个市场有泡沫似乎已经是趋于共识。既然这个市场并不健康，中央也欲加调控，为什么依然是地王频现，价格仍不断击溃老百姓的心理底线？

根源在于所在城市政府并未真下决心解决房价问题，舍不得釜底抽薪调控房地产业。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一直在为房地产业保驾护航。

一个突出的表现是，2008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地区的房地产出现短暂景气下滑，一些城市市长频频约见房地产商商讨对策，出台刺激政策，唯恐房价下滑过快。

既然可以扶起来，那为什么调不下去呢？

关键是房地产的下滑会危及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卖地以及和房地产相关的收入占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所以，虽然一些城市针对舆论的抨击，明确表态土地拍卖价格将不占主要因素，但在钱袋子构成未能有效改变之前，这只能是地方政府安抚舆论的姿态而已。

在政府财政对房地产过分依赖的驱使下，政策层面对房地产的开发与消费进行着过度的刺激，所以，几乎所有城市都在大兴土木，房地产开发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仍然是房子建多少都没够，而且价格还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一些人却依旧没房，而且离房子越来越远。按照最初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城市化发展进程的需求，建设部门预计每年新增住房建设规模为4亿平方米，但现实的情况是，这一规模目前已经突破到9亿平方米，在超出预计125%的情况下，仍然显得供不应求。并不是之前的预计准确度太低，而是没有预估到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氛围会如此膨胀。

好在并非无药可救。既抑制房地产投机，又为地方政府增加稳定的收入来源，物业税被寄望为扭转房地产业畸形发展的一剂良药。但这一税种在若干地方空转若干年之后，依然是不见成型的具体方案。需要核查每一个人、每一户家庭的住房情况，需要对房屋价格进行评估，对中低收入者以及老百姓最基本的住房征税与否等还需要论证，这些都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需要花时间去解决的问题。但这不足以成为迟迟不推出的充分理由。

既然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已经时不我待了，那被视为良药之一的物业税为何不能快马加鞭地面世呢？现在的问题，就只是政府是否真下决心解决房价问题。

 

社会再冷漠也要守住底线

金涛

4月8日，南平凶杀案一审开庭，郑民生毫无悬念地被当庭宣判死刑。然而，郑民生却当庭表示不服判决。据报道，他一直强调是社会的冷漠造成的悲剧，一直强调自己是个本分的人。

杀人有理，是许多杀人者的逻辑。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阶层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人际关系恶化，的确是催生犯罪的社会因素。对此，政府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坚决遏制社会不公平现象。温家宝总理说：“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可见，中央已经充分认识到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然而，社会不公和社会冷漠绝不能成为血腥和暴力的借口。历史已经证明，任何用极端和残忍手段报复社会和剪除异己的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德国纳粹屠杀犹太民族的理由是“消灭劣等民族”，而恐怖主义组织袭击平民，也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但这些理由和理论，都是魔鬼头上的花冠，都是屠刀柄上的花纹，其粉饰的是灭绝人性、仇视社会、践踏生命的邪恶行为。同样，把社会不公、社会冷漠当成杀人的理由，只能证明自己内心的极度邪恶、丑陋和虚伪。

在保护小猫小狗等小动物都有望成为我国法规的这个人性化时代，郑民生竟然用屠刀杀死、杀伤了13名无辜的小学生。不管有多少理由，不管他在人生道路上受过多少挫折，这些都不能掩饰他的累累罪行。如果都像郑民生那样，失恋了、闹矛盾了、丢饭碗了、挨训斥了，就杀人越货，行凶于街市，甚至专门杀害天使一样可爱、鲜花一样娇嫩的小学生，那么人类社会根本就不会持续下去。

事实上，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并不是阴霾密布，只要有一颗爱心，我们就会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就会听到社会进步的滚滚车轮声。君不见，许多生活贫困的人，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爱；许多出身贫寒的人，经过艰苦奋斗，已经走上事业的坦途；许多手握重权的官员，正在受到越来越有效的监督；而许多贪官，也受到了正义的审判和法律的惩治。尽管我们依然面对社会不公这个顽症，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依然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唯一公认准则，而且，政府解决社会不公的决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

但是，解决社会不公也要有一个过程。文明程度再高的社会和国度，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不公问题。作为一个当代人，仍有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公。守住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即为当代公民与蒙昧时代人的分野。

 

力阻中国沦为毒品化国家

阿源

2010年，中国禁毒工作力度再度加大，全年的禁毒部署已经全面展开，力求取得重大成果和积极成效。其中，尤以围绕处决英国毒犯所引发的中英两国高层沟通而令世人关注。

依照中国法律，英国毒犯最终被执行死刑。这充分体现中国政府打击贩毒决心的举动，赢得了中国所有国民喝彩，却也有西方部分媒体和政客说三道四，甚至是恶意攻击。同一事件，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其中所隐含的深意，非同寻常。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快速现代化。在人类的现代化道路上，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唯一没有经历毒品化的国家。美国、欧洲、拉美和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某个阶段，人们蜂拥追逐毒品是不可避免的。而毒品给个人、家庭、社会甚而是整个国家所带来的深重痛苦和灾难，中华民族有鸦片战争这一至今仍令所有人都锥心噬骨的集体记忆。鸦片战争的失利，既令鸦片这一毒品在中国肆虐横行，也令西方列强在中国野蛮侵略长达一个半世纪。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近代史，就是鸦片荼毒中国的屈辱史，也是中国的仁人志士与鸦片抗争的历史。

有刻近的世界现代国家毒品化阶段的教训，有鸦片战争的历史殷鉴，力避中国现代化坠入毒品陷阱，力阻中国沦为毒品化国家，这既是中国人的集体历史体认，也是当代中国对毒品犯罪绝不姑息的深层动力。

但是，并非世界上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认同中国禁毒作为。明里暗里，有的西方政客和媒体乐于见到中国毒品化。而境内外毒品集团的同恶相济，中国周边有的国家和地区毒品种植、制造的发达，国内少数青少年涉世不深，对毒品危害的认识模糊，对毒品防范的意识淡薄，都对中国的禁毒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义所当为，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的禁毒，便是中国最为核心的民族大义之一，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和现实合法性。以严厉缜密的法律法规，以雷霆万钧的执法行动，坚决清除毒品对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危害，对制贩毒品的行为依法持续高压，斩草除根，是公安禁毒缉毒的神圣职责。采取更加严密的措施、更加柔性的手段，更加符合青少年认知规律的方式，教育所有青少年远离毒品，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这就需要打一场新时期禁毒的人民战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线索，敦促毒品犯罪分子和在逃人员投案自首，努力形成震慑毒品犯罪的强大声势和禁毒人民战争的浓厚氛围，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关键。

 

警惕输入型通胀再度来袭

尚前名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连蛰伏多日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开始了自己的“复兴之路”。

4月5日，挟连续5日上涨之余威，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份交货的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62美元，创下自2008年10月初以来的新高。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31日刚刚宣布，将扩大对美国近海油气田的开发这一背景，那么油价上扬的动力之强可见一斑。

反观2008年，在布什7月14日宣布解除在美国近海开采石油的禁令后，纽约油价此后两天连续跳水，15日一天就跌了6.44美元，创17年来最大跌幅。这说明目前市场对未来经济复苏的乐观情绪与当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悲观情绪已完全不同了。

实际上，不仅仅是石油，几乎所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从2009年年中就已经开始显著回升。此等变化是国际经济总体复苏和全球金融市场环境改善的大背景使然。

而另一重因素可能更为关键，即货币贬值和过多流动性。为应对危机，各国央行向金融机构注入了过多流动性，并因此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世界各国疯狂发行纸币，人们对通胀和货币贬值产生担忧，并采取避险行动。于是，这类资金与投机资金合流，成为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推手。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又进一步加大了通胀压力。

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对外部需求迫切的“世界工厂”影响尤甚。而几年前那场“输入型通胀”的教训仍历历在目。

以油价为例，一方面，国际油价上涨将会造成原材料价格上涨，从而产生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国际油价对国内通胀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成品油提价来表现的，从而造成其他成本因素如国内农机、交通运输等行业的成本提升。

数据也许能够说明问题：今年2月份，我国工业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幅度达到10.3%，比PPI5.4%的上涨幅度高出4.9个百分点，而去年同期为-7.1%，今年2月的涨幅比上月扩大2.3个百分点。特别是2月份有色金属材料和电线类价格上涨30.1%，燃料动力类价格上涨了25.4%，这些原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必将传导给产品市场，造成后续PPI继续攀升，从而带来普遍性的影响。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对国内通胀预期的压力究竟多大，虽然目前尚难下结论，但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企业而言，都应提早打算，准备好应对措施。对于企业而言，有必要对大宗商品价格进行套期保值，但是套保行为不能再度演变为投机行为。对政府而言，应加强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监测，并可以适时通过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等手段来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