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央电台播出差错的背后

亲历“九·九”事故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央电台播出差错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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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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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具有很强可读性和借鉴意义的文章。作者以他亲身经历的“九·九”事故告诉我们，越是遇到重大紧急的情况，越要处变不惊；越是遇到复杂多变的局面，越要慎之又慎。我们从事秘书工作的同志，经常会碰到突发性的重大、紧急情况，希望读者通过本文的阅读，得到自己的体会和感悟。——编　者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这一重大的报道活动。

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一次重大宣传报道活动，是我经历的一段悲痛与紧张交集的历史，也是中央电台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传。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时刻，因为工作人员不慎，导致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播出差错事故。我作为中央电台副台长、现场的指挥者和这起事件的亲历者、责任人，有义务把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并记载下来。

噩耗传来举国哀

事故突发震九州

1976年9月9日凌晨5点多钟，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抓起话筒，里面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急事，请你马上到局长办公室！”放下话筒，我的心怦怦直跳，一种不祥之兆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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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匆匆赶到局长办公室，局长邓岗不在，几位副局长坐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我怔住了，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探寻。一位副局长抬起头，声音低沉而沙哑：“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然后是沉默，寂静中开始有啜泣声。“啊！”我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中央已发了内部通知，先跟各地和一些单位打招呼。”那位副局长说，“你先不要往下传达，但一定要做好报道的准备工作。”随后，我和大家怀着沉重而悲痛的心情分头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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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下简称《告各族人民书》)，极其沉痛地宣布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国人民震惊了！8亿人民为失去敬爱的伟大领袖而悲痛万分！还没收听完第一遍广播，许多听众就纷纷打来电话，倾诉悲痛之情，寄托哀思。全世界震惊了！将此作为特大新闻纷纷报道。一些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领导人、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接连发表谈话、打来唁电表示沉痛的哀悼。有位外国记者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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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各族人民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之后，接着又播出了第二遍，一切都按照预先的安排有秩序地进行着。全国的听众守候在收音机旁，全神贯注、侧耳聆听。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就在电台播出第三遍《告各族人民书》后竟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差错：在哀乐结束之后，突然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在场的人惊呆了！大家木然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霎那间，中央电台的领导和职工涌到节目传送室，急切询问“是怎么回事”；全国各地听众纷纷打来电话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这就是曾轰动一时的中央电台“九·九”事故。事过几年、十几年之后，仍然有听众记忆犹新，询问事故的原因。

千斤重担压在肩

处变不惊稳大局

“九·九”事件发生时，我在现场是播出的总指挥。突如其来的事故如雷轰顶，看到现场那种惊慌失措的情景，我清醒过来，必须马上镇定下来。历史上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旦出了大事故，越紧张，越强调严格，越是接连出问题。“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是这个道理。何况这一事故是罕见的，又发生在全国人民极其悲痛的时刻！当时最需要的是稳定情绪，沉着冷静，搞好安全播音，不能也不应该停下来追查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者。于是，我强压住心头的不安与紧张，口气坚决地说：“请大家冷静下来，赶紧做好后头的工作，千万不要再出问题！这次事故的责任由我来负！”接着，我让台总编室主任去向局长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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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张冬兴副台长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台里许多人也跑来了，他们急促地追问：“怎么啦！怎么啦！”接着，到处都响起了电话铃声，应接不暇，听众询问、质问、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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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好工作，我赶紧到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那里汇报和检讨。当时邓岗不在办公室，一位副局长说：“你赶快回去指挥，不要再出差错，这事以后再说！”当晚邓岗局长召开会议布置宣传报道工作，他谈到这一事故，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今天出的乱子大极了！天大的事啊！听众纷纷来电质问，说有敌人破坏！胶带怎么没有卡住呢？我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听着收音机，一下子听到了，别人问‘怎么回事？'我让台里查，当场口头向文元同志汇报了，他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造成严重后果，我们没法向群众交代！请求中央处分，我们承担责任！”我说：“责任由我来负。”邓岗又说：“公安部已经来人调查，是否有坏人破坏。”当时我的心情和压力可想而知！当天深夜11点多，我向中央电台各部主任和支部书记做了沉痛检查，要求立即传达到电台全体人员，让大家从中吸取教训。第二天上午我向局核心小组写了检查报告，请求处分。随后，中央电台核心小组也向局写了检查报告，局又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须知，那是在“文革”中，事故发生后，电台院子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要求立即把问题追查清楚，把杨正泉从台领导的位子上撤下来，给予严厉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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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检讨后，有人认为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事故不是有意的，让我不要背包袱；但也有些人不满意，要求立即作出严肃处理。对此，我都很理解，也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央电台过去出的差错，有哪一次不是层层检查、层层处理的呢？何况是这样严重的政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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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当晚，就接到从全国各地打来的45起电话（那时通讯很困难），两天间，继续接到许多电话、电报。其中有公安部政治部、北京列车段、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学院、59170部队、清华大学、光华仪器厂、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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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电话询问是否中央电台播出的？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甚至认为是转播了“敌台”，种种误解让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的认为是由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的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有的省革委会还专门开会作出决议向中央发电，向中央电台提出抗议，要求中央一定要追查清楚！

外边的流言很多。在河南“五七干校”的同事打来电话，关切地询问：“听说杨正泉已经被捕？”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仍不放心，坚持要我亲自接电话，直到听到我的声音才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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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事故发生后的内疚和压力，工作的紧张和责任，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虽然中央电台离我的宿舍不到5分钟路程，可我已有许多天没回家了。我妻子也是中央电台的记者、编辑，自然知道这一差错的严重性以及后果是什么。她生活在中央电台这个环境里，每时每刻都听到各种议论，只能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压力，既无助又无奈。她担心、焦虑，暗暗地流泪。事发第二天晚上，妻子送来一饭盒我爱吃的面条。我着急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吃饭！”妻子哭了：“我知道你忙，心里不好受，可你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呀！”她打开饭盒，面条上还有两个热腾腾的荷包蛋！我的眼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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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后，组织上没有对我处分，我依旧负责毛主席治丧期间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工作。

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后来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时候，我成为“说清楚对象”，除了长期宣传上存在的问题外，这一事故是重要原因。当时推断，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新闻舆论的要害部门，“四人帮”长期抓住不放，电台一定会有他们的代理人，是谁？有些人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大字报又贴了出来，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过去中央电台出了播出差错，“四人帮”从不放过，都要严肃处理，这次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是姚文元说了“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而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是“四人帮”把他保下来的！

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许多人想过，我也想过。我认为，一是因为事故的发生与姚文元提出要缩短哀乐有关，不然不会出问题。二是姚文元分管宣传，他不愿看到接连出事故。三是他肯定要处理的，但不是在当时，而是“秋后算账”，他耍了政治手腕。他当时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当然很大”，他不会手软的，只是没有来得及，治丧活动结束不久，“四人帮”就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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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闯五关酿恶果

违章操作是主因

事故发生的性质严重，影响极坏，但原因却非常简单。

在播报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姚文元提出“哀乐太长了，要缩短一些”，局总编室要求把6分钟的哀乐改为3分多钟，而且要马上改。这是酿成后来差错的起因。

当时正忙于《公告》的录音、制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要改哀乐哪里来得及！我提出等播出稳定下来后再改。但命令如山，有一位部主任自作主张地派人去取哀乐。开始已明确规定，为防止用错哀乐，将所有过去用过的胶带一律封存，现用哀乐必须重新制作。过去已有过多次教训，用错胶带是最容易出差错的环节。谁知历史偏偏在重演，事急中阴错阳差，他们辗转又从过去用过的哀乐胶带中拿了一盒，而碰巧这盘录音带又是周总理逝世时用过的，且这盘带子里有多处违背了安全播音的规定，埋藏下许多隐患，这是事故之所以发生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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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总理逝世时，先广播讣告，然后播3分35秒的哀乐，再播治丧委员会名单。按照安全播音规定，哀乐是单独一盘胶带，不允许在其前后录其他内容。当时负责录音的同志为图一时方便，把下面将要播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开头录在了哀乐后面。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这样做了，用后销掉倒也可避免差错。

第二，按照规定，录音完毕后，每盘录音带要填“卡”，记明开头、结尾用语和时间，让用者一目了然。而这盘录音带却没有填记录卡，只在胶带盒上写明“哀乐3分35秒”。违反了操作程序，给人以“只有哀乐内容”的错觉。

第三，按照规定，每盘胶带录音后，在最后一句话后卡上纸条，传音员播放到纸条为止，提前停放或过了纸条停放，都是传音员的责任。这盘胶带的纸条不是卡在哀乐之后，而是卡在了“名单”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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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这盘录音带的审查是严格而慎重的，拿到胶带后由专人分别进行了三次审查，都认为“哀乐可用”，“只是速度慢了点”。但是三次审听，都只听到放完哀乐为止，谁也没有听到纸条为止，就开了“可用”的绿灯。这三次审听都违背了审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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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当录音带上了机器，开始播放时，在场许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缩短哀乐会不会出现空播上。放完哀乐，突然传出“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时，因未到卡纸条处，传音员不敢自行停机。当传音员清醒过来，急忙按住转动的录音带时，只差“名单”两字未播。

这就是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其原因是一个又一个的错，错，错！责任心不强，违背了种种安全播音的规章制度，才使几个月前的差错闯过五关而酿成事故！中央电台的历史上，有不少差错都是发生在“想当然”和“侥幸”之间，为此不知付出过多少沉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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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事后也并没有认真调查。直到三年以后的1979年底，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时，政治气氛已比较宽松，才把事故的原因、过程和责任人调查清楚。我也才被完全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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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这个问题，早已不是在分清事故的责任，而是在了解那一段历史。这是中央电台在那一特定情况下发生的事故，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值得汲取的教训。

（作者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