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云飞渡仍从容

乱云飞渡仍从容——回忆“文革”期间
我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日子（上）

谷　牧

 

谷牧同志近影

我早就想写一篇回忆周总理的文章，总觉得这是我必须做的一件事。60多年前，我与他第一次会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50年代中期，我调到北京工作后，接触他的机会就更多了，我的许多笔记本里详细记载着他的教诲。他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风，至今一直激励着我。

这里我着重回忆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周总理以他伟大的胸怀、坚韧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和卓越的政治智慧，领导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把“文革”造成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件件往事。历史早已尘封，而一想起这些亲历的往事，我的心情依然难以平静。

（一）

1966年9月初，经李富春同志提议，毛主席批准，余秋里同志和我被通知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每人分管十个部。

周总理当时最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破坏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他经常找我们了解经济工作方面的重大情况和问题。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对于我们每天汇总的生产报表，他都要仔细审看。哪个铁路局的货运量掉下去了，哪个煤矿的产量降低了，哪种产品的原料供应不上了，他都要认真查问原因，并和我们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那年的8、9、10三个月，是学生们来京“大串连”的高潮阶段，给铁路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为了维持起码的铁路运输秩序，保证起码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周总理要我们花些力量，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多次指示我们：“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9月12日，总理还亲自给我打过电话，要我给他整理一份铁路货运情况的材料。10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10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个月，再闹几个回合，要求我们按进出北京的学生各150-170万人的盘子安排运力。我找到总理叫苦说：“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情况很紧张，进出北京各150万人很难安排。”总理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送常委讨论决定。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10月7日，我找了铁道部负责同志，经过反复酝酿调整，才勉强搞出了运输学生170万、150万、120万三个方案，报给了总理。紧接着，总理在9月底又要我突击起草一个不得随便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

（二）

如果说，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把“文革”推向高潮的第二个大动作(第一个是《五一六通知》的发出)，那么，这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则是第三个大动作。在这次会议上，所谓“刘邓司令部”的问题提出来了，少奇、小平同志被迫在会上作检查，失去了作为中央常委的实际权力。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此时已经攫取了实际领导权。周总理的处境益发困难了。

记得就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们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向他汇报了经济建设遭受严重干扰的情况，并请示了一些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当时他双眉紧蹙，严肃地说：“你们提的问题我都认真听了，但需要中央常委研究才能定下来！”一听此话，我们就明白了形势的严峻。

为了使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工作不致遭到更大破坏，总理不顾林彪、江青一伙的淫威，顶着巨大压力，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他的讲话和他组织起草的文件中，总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我记得11月9日，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时，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严肃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坚持按他的意见定稿，并决定社论稿翌日立即见报。

当时，总理是抱着什么心情对待那场动乱和浩劫的？他有一段震撼人心的话，一直铭记在我心中。那是在1966年11月19日下午，总理来到我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同大家见面并作了长篇讲话。他对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大家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善于因势利导，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是总理的伟大心声，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崇高实践。

说到这次工交座谈会，工交《十五条》的始末是不能不说的。此前，总理曾找余秋里同志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人，一个抓计划会议，一个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后一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11月13日中午，陈伯达把他们“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给了我，要我们在一周之内提出意见。11月14日上午，总理召开各口碰头会，我把此事向他作了报告。我说，原来就想把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广州的同志和各大区管工业的同志找来，商量一下工交系统的“文革”问题，现在陈伯达他们既已搞出了一个文件，能否开一个工交座谈会商量一下。总理表示同意，会期定在16日到20日。

会议期间，同志们对陈伯达一伙的稿子中“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都表示反对。于是，我们就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除此之外，还对原稿作了一些增删合并，增加了以下三条实质性的内容：(1)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3)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第15条就是一句话：“此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这是按照当时主管财贸口工作的姚依林同志的意见加上的，依林同志一再说：“你的列车上一定要多挂一个车皮，把财贸捎上。”

11月21日上午，定下了修改稿的架子。下午5时，陈伯达打电话要我和余秋里同志立即去他那儿。秋里有事迟到，我先到了。陈伯达一见面，就拿出一本线装书，怒气冲冲地要我读读他指定的一段话。我一看题目，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要我读的那段文字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意思是，写文章的，搞历史的，研究天文的，是类似算命打卦一类的下九流人物，本来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戏弄、被娼妓戏子所豢养、被社会习惯势力所轻视的。我一想，不知是什么地方把这位大人物得罪了，在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还是沉默为好。陈伯达见我不作声，就问：“这篇文章你过去读过没有？”我说：“读过。”陈伯达接着就大发牢骚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我这才明白，他之所以发火，是因为我们改了他们搞的《十二条》。我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他仍忿忿不平，说了许多蛮横不讲理的话。我们看解释也没有用，就退出来了。

我们回到中南海后，就径直去找周总理。总理正在听宋任穷同志汇报东北局的工作，我们就插进来谈了刚才的情况，又谈了我们所以要作那些修改的理由。总理说：“没有这么严重吧！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

11月22日上午，我同林乎加、杜星垣等同志一起，商定了进一步修改稿子的方案。午间，参加了总理、陶铸、富春同志主持开的碰头会，并在会上汇报了昨日下午到陈伯达那里的情况。晚上10点我接到富春同志电话，说我汇报的情况，他和总理已经报告了主席，主席指示：(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4)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我们提出的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的意见。有了这个底，我们放心了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即把修改后的稿子批印上报。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12月4日林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张春桥则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在12月6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地站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就这样，我挨了三个半天的批。

令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他们(指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总理的这些话，实际上是为我们开脱责任。

12月9日下午，周总理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交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此事如何处理。我表态说：“如决定把《十五条》发下去公开批判，我没意见，但希望不要把与《十五条》无关的一些事扯上。”坐在我身旁的聂帅，望了望我，慢悠悠地讲了一段斗争艺术很强的话：“我以为不宜传达，不宜公开批判。谷牧的错误，仅是一次没有形成后果的错误，不过是改了改稿子嘛！外面并不知道。如公开批判，观点就会流传，就会干扰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后果值得考虑！”聂帅讲完后，叶帅等老同志立即表示赞同。“文革小组”那几个人虽然强词夺理地继续叫嚣了几句，但也说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于是，周总理拍板决定：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

（三）

《十五条》的风波暂时过去以后，我于12月28日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在此期间，国家建委机关的造反派还给我发来几份“通牒”，要我立即“滚回北京”接受批判，声称如再不回去，就要派人来把我揪回去。但是，我仍然坚持完成了任务，于1967年1月30日中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一下飞机，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一群不相识的人迎面走来，态度十分蛮横，要我交出手中的公文包，上他们的车。我抓紧公文包不放，站着不动。于是，上来两个彪形大汉，从左右两边把我一挟，推上了他们的小汽车。这时，我蓦然想起1936年春天在北京做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的情景。

我回京后即被造反派绑架的消息，周总理很快就知道了。他派出联络员找建委机关造反派谈判，说定在第二天只批判一场，即把我送回中南海，他要听我的出差汇报。造反派不得不同意了，这是因为像我这样的当权派，机关内外的各种造反派都要抢着批斗，万一被别的派抢走了，他们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就这样，我在第二天被他们批斗了5个小时后，造反派头头亲自押送我到中南海北门放下。总理已让人给我在中南海假山院子的东面安排了间房子，与余秋里同志为邻。当晚，富春、先念同志都来安慰我，我向他们谈了出差观感。这个地方，成了以后一年多我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场所。在那年春节前后，总理几乎是天天找我们开会，研究通过了关于停止学生徒步串联的文件，研究了三线职工不能向一线跑等问题。

没过几天，即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由于我和余秋里同志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和“帮凶”，打那以后，我们抓工作就更困难了。社会上对我们的批判不断“升温”，而我们需要做的事却越来越多，最紧迫的是铁路、交通问题。3月21日，周总理通知我，根据3月19日毛主席关于“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的批示精神，立即研究拟出一个对铁、交、邮三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3月26日清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通知我，统计一下铁、交、邮三部军管需要派遣的解放军人数；通知交通部的某些直属单位可以先行军管，说六个对外港口批准军管的电话稿已经批发了。我们起草的对铁、交、邮三部实行军管的文件，在政治局碰头会上讨论时，中央文革小组一伙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林彪当时有个提法是，军管如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4、5月份，铁、交运输情况更坏，工人、学生扒车来京串连的事件不断，严重干扰了铁路运输秩序，各个铁路局客、货车受阻的消息接连传来。周总理十分担忧，一面首先抓紧实施军管铁、交两部的具体方案，一面让我研究起草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命令及军管铁、交两部的决定。5月31日，郑州、徐州、金华同时发生铁路阻塞事件，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周总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于中午亲到毛主席处，说明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的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总理的这些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下午，总理召集富春、先念、叶帅、秋里等同志和我开会，传达了向毛主席汇报的情况，并一起商定了如下一些具体对策：(1)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运输的命令；(2)将全国十八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3)参加军管的军队人员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铁路、轮船运输的管理，免受干扰；(4)责成总参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实施计划，次日拿出方案。这些决策，后来均付诸实施了，从而保证了铁路和交通运输的基本运行。

（未完待续）

（作者系国务院原副总理、国务委员，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