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组织保证

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组织保证——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高层人事调整

叶永烈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对于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著名作家叶永烈新近作了详尽采访和真实的记录。本栏目将分两期选登叶永烈的新作，以此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编　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不同。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不一定都是中共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顾名思义，出席会议的必须是中共中央委员或者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几位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上找不到名字的人物，也坐到了委员席上。他们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共9位。

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因为中共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召开的，有许多干部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还来不及拂去，还没有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是，如果要等到中共十二大，又太晚了。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临时措施，把以上9位同志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将来提请中共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其实，这9位同志都曾是中共中央委员，都担任过重要职务。例如，黄克诚曾任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曾任中共第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胡乔木曾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尽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摒弃“两个凡是”的会议，但会议还是由华国锋主持。因为华国锋毕竟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坐在华国锋两侧的，理所当然是四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即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这次会议决定增选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大会一致选举陈云担任这一职务。所以，陈云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跃升最快的人物。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还只是中共中央委员，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一下子跃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另外，陈云还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这样，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下子增加了四项重要职务。尽管对于陈云来说，他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956年的中共中央八大上，便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显而易见，是因为他早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便提出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作了震动会议的两次重要发言。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5人，这5位副主席的排名顺序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于是中共形成了这样的领导格局：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

尽管邓小平排名第三，实际上他已经是“第一提琴手”。华国锋虽然仍是中共中央主席，随着“两个凡是”被否定，他已经从政治巅峰跌下来。叶剑英虽然德高望重，但是毕竟年事已高。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

这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十分相似：在遵义会议上，只是作出了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此后八年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名义上一直是张闻天——毛泽东是在1943年3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才被“推定”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但是从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共最高领袖。所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正因为这样，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所形成的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核心所形成的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邓小平对于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形成有这样的论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地位”其实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泽东。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西北组的胡耀邦、萧华、汪峰、霍士廉等30人，就中共中央的组织人事调整提出了具体意见。他们的意见在大会简报上刊登之后，中南组、华北组也提出了关于调整组织人事方面的意见。

不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时出于保持安定团结局面的考虑，提出“只增不减”、“只进不出”的原则，所以，虽然代表们对汪东兴的意见很多，对华国锋也有些微词，但对他们所担任的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职务没有调整。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仍只是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虽然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掌舵人，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根据“只增不减”“只进不出”的原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决定，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议选举了以陈云为首的100人组成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立，是保障中共的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

全会选举邓颖超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197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会议。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领导层又一次作了调整。这些调整显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继续。只是这些调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可作出，所以不必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

会议对4位新增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分工，作了这样的决定：

陈云主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安、检察、法院、民政等政法部门；

邓颖超主管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

王震主管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

胡耀邦主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许多中央委员的建议，决定重新设立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以协助中共中央领导人处理日常工作。会议任命：

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胡乔木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姚依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

会议还决定：

宋任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免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

免去张平化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又调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胡耀邦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调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后公布）；

调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任命冯文彬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任命杨德中为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党委书记；

姚依林原任商业部部长职务，由金明接任；

任命陈国栋为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任命刘澜涛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

另外，会议还决定：

汪东兴不再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

这一决定，实际上等于削去了汪东兴的实权。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稍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三人得到最明显的提升，这便是陈云、胡耀邦和胡乔木。

陈云身兼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四职；

胡耀邦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三职；

胡乔木身兼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三职。

本来，有人提议由胡乔木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也曾这么建议。

确实，由胡乔木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非常合适的人选——胡乔木过去曾多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有着领导宣传工作的丰富经验。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是决定由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后来，在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时，曾作过这样的说明：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同志提议我不再兼组织部部长，改任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本来有的同志提议乔木同志当宣传部部长，他是最合适的。为什么不是他呢？中央的同志有过考虑，乔木同志思想水平比较高，宣传部的工作还有很多行政事务，如果要他来管宣传部，势必要分散一些精力搞行政，这就是浪费人才。所以，避其所短，用其所长。我做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本不够格，是赶着毛驴当马骑，勉为其难。乔木同志当中央副秘书长兼“毛办”主任，汪东兴同志不再兼“毛办”主任了。

对于胡耀邦的提升，胡德平记得，他的岳父安子文最为感叹。因为安子文从1956年11月到1966年8月，当了10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如果加上此前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0多年，他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领导达20多年。可是，他却在“文革”中受迫害进了秦城监狱。安子文向女儿感叹道：“我当了20多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却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有趣的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1979年1月17日，安子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恰巧与胡耀邦“对调”。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稍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两个人受到最明显的冷落，那便是汪东兴和张平化。不言而喻，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汪东兴和张平化的种种行为，受到了中央委员们的尖锐批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共高层领导机构所作的这一系列调整，是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