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笔杆子布小林，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政府党组书记，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布小林。

　　

　　布小林的祖父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首任主席，父亲布赫是自治区第五任主席。后来，二人分别官至国家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北大学习“保密专业”

　　

　　毕业32年之后，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沈秋明依然对布小林有着深刻的印象。

　　

　　1980年，230名新生入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后来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成为北大法学院迄今为止招生人数最多的一届本科生。

　　

　　这一届本科生，分了五个班。一、二、三班为法律学专业。四班为1979年开设的国际法专业。五班是当年新设的经济法专业，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人才，首次招了50人左右，布小林和沈秋明均为其中之一。

　　

　　经济法专业相较另两个专业有些特殊。在当年的招生目录上，经济法专业后有一个备注，意为“保密专业”。进入该专业就读时，政审会较为严格。他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在进行专业设计时，该专业毕业生都被认为会进入国家重要岗位工作的缘故。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如何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调整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法学泰斗芮沐提出，国家需要一部“经济法”来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同时还应建立经济法专业。

　　

　　1980年，北大开设全国第一个经济法本科专业，并于同年进行招生。

　　

　　当年就读于80级三班、目前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的佟强说，那时，国家正着力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因此，1980年，北大法律学系招了几名蒙古族的尖子生，他们被打散分配进了五个班。佟强目前仍能说得出名字的蒙族学生有三人，这些学生彼此私下关系较好，这其中就包括了布小林。

　　

　　布小林的民族属性倒没有给沈秋明留下太多的记忆。

　　

　　当时，布小林的穿衣打扮很朴素，与同学在一起时，也很少强调自己来自少数民族。唯一让沈秋明记得的，是在北京干冷的冬天，一头短发的布小林总是围一条织法紧密的羊毛围巾，五颜六色的条纹，绕过脖颈，简单地打个结，平平整整地搭在胸前。

　　

　　当时，经济法专业分了四个讨论小组。全班一起上专业课，之后分小组讨论。每个小组十余人，沈秋明和布小林分在了同一个小组。

　　

　　在沈秋明的印象里，布小林素来积极参加每一次小组讨论，发言总是有备而来。但她的观点并不奇突，又逻辑严密，很少引来争议，看起来也比其他人要想得更周全一些。他想，这或许与她的年龄及阅历有关。

　　

　　1980年，恢复高考的第四年，参加高考的大龄学生已逐渐减少，大多是出生于1962年、这一年18岁的考生。而出生于1958年的布小林，是经济法班里年纪较大的学生之一。四岁的年龄差，使得布小林比同班同学更显成熟稳重。

　　

　　他不知道的是，这份成熟稳重也与刚刚结束的“文革”有关。“文革”中，乌兰夫家族遭受了巨大的变故，看似有着光鲜出身的布小林，经历了艰难的少年时期。

　　

　　内蒙古记协原秘书长王温曾著文回忆，1966年，乌兰夫被打倒后，大女儿云曙碧和丈夫在哲里木盟关押，布小林的父亲、乌兰夫的大儿子布赫则在伊克昭盟的牛棚里，二儿子乌可力、三儿子乌杰分别被投入沈阳和呼和浩特的监狱。

　　

　　他们的母亲、那时已近古稀的云亭，被赶到一个住着“牛鬼蛇神”的大院的东房中，带着布赫的三个孩子一起生活，即布小林和双胞胎姐姐布大林，以及哥哥青戈。云亭为三个孩子的吃穿发愁，靠储存大白菜和土豆、上街捡些引火柴烧煤，度过漫长的冬天。

　　

　　1972年，乌可力、乌杰陆续回到云亭的身边。1973年，乌兰夫复出。一年后，布赫回到呼和浩特，之后出任包头市委书记。但云亭没有享受太多的天伦之乐，在1975年去世了。

　　

　　1976年，布小林到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后旗温根公社做插队知青。半年后，她进入内蒙古军区做战士，直到1980年考上北大经济法专业。

　　

　　这时，她的父亲布赫是国家民委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第一书记。她的祖父乌兰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但布小林的同学几乎都不知道她的出身。直到大三时，几个学生和班主任聊天，班主任无意中说起，大家才知道布小林的爷爷便是乌兰夫。

　　

　　沈秋明回忆，得知布小林的出身后，同学们也没有因此对她区别对待。

　　

　　那时的北大，正是校园氛围最活跃的时期。在男女比例几乎为一比一的经济法班，同龄的男女生们走得很近，聚在一起笑笑闹闹。人群中的布小林很安静，几乎不和同班男生开玩笑，大家也一直把她看作姐姐。

　　

　　四名与布小林同级不同班的法律系学生，其中一人表示完全没有听说过布小林的名字，另外三人表示，知道布小林，但因对方低调，谈不出具体的印象，也没有往来。

　　

　　就读于北大法律系80级二班、现任上海市三中院副院长的璩富荣，曾在1983年与布小林一起分配至烟台市中院实习。璩富荣说，他和同班的两名同学在刑庭实习，布小林和她的同班同学因学习经济法，进入了民庭实习。

　　

　　80年代初，大学生是稀缺资源，尤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法院对这一批实习生十分重视，经常组织他们进行案件研讨。

　　

　　包括璩富荣在内，几个大学生都刚刚20岁出头，对单位乃至社会上的种种，充满好奇。大他们几岁的布小林则显得沉稳多了，她话不多，但从她的表情能看得出来，她对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判断。

　　

　　1984年，布小林本科毕业，与另一名毕业于三班的蒙古族学生吉雅一起，进入内蒙古大学法律系，任普通教师。布小林素来低调。

　　

　　这一批学生毕业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国家对优秀法律人才的需求量很大，多数学生都从事了与法律相关的工作。

　　

　　而经济法专业在法学泰斗芮沐的设计之下，逐渐形成了一套清晰而完整的教学体系，包括：经济问题与法律问题同时考虑，以法律服务经济；宏观领域与微观领域两者并重，以宏观统帅微观；国内法与国际法兼容互动，以国内法作为基本立足点等。

　　

　　这些逻辑给初识法律的布小林打上了烙印，这在她之后的求学生涯中有所体现。

　　

　　“双肩挑”官员

　　

　　1985年4月，在内蒙古大学工作不到一年的布小林，进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法规处、政府法制局工作，两年后成为主任科员，之后历任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直到2000年2月，任内蒙古自治区法制办主任、党组书记。

　　

　　1998年，在布小林任自治区法制局局长期间，她进入吉林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现有的公开资料并没有显示，布小林曾攻读过法学硕士学位。一名法学教授说，法学本科毕业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可以以硕士的同等学力直接报考、攻读法学博士。

　　

　　布小林的博士生导师是当时的吉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文显，研究方向为法理学。

　　

　　

　　曾在吉林大学学习期间接触过布小林的一名知情人透露，当时的布小林是典型的工作、学习“双肩挑”，工作很忙，但仍然以博士生的标准要求自己。“她很亲民，给人的感觉很舒服，并不居高临下，是实干型的官员。”

　　

　　受过系统法学教育、长期从事立法工作的布小林，没有继续研究经济法，而是选择了《我国现阶段立法质量的法理分析》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她认为，立法质量问题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她解释说，从数量上看，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基本上做到有法可依。但在质量方面，国家的立法却存在着许多问题，诸如，法律、法规的滞后，法律体系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纲要性和概括性过强，立法技术的粗陋与不统一等等。“今日中国立法的发展，不仅要注意数量，也要讲究质量了。”

　　

　　她从明确什么叫“立法质量”开始，确立立法质量的标准体系，探寻中国现阶段立法质量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探讨通过完善、改进立法质量的影响因素来提高立法质量。

　　

　　在内蒙古自治区法制局工作多年的她，对政策化倾向、部门及地方保护主义有着自己的体会。她认为，有些“立法人员没有明确法律与政策的区别，没有分清法律与政策的不同制定主体、不同适用对象和不同功能”。同时，也有人认为“法律是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工具”，这些都使得立法发生政策化倾向。

　　

　　而在立法过程中，“某些享有立法权的机关竭力以立法的形式维护个别部门的利益。包括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增设机构，以地方立法向部门所属企业或事业单位授权，以地方立法设立收费，以地方立法设立不当处罚，在地方立法中简化行政责任，重复立法。”

　　

　　她提出，影响立法质量的因子有六种，分别是立法思想、立法体制、立法程序、立法技术、立法监督和立法人员。提高立法质量，也应从这六种因子出发。

　　

　　2001年5月，布小林完成论文，并于当年6月参加答辩，被授予博士学位。

　　

　　攻读博士的最后一年中，布小林还花了半年时间，参加中央党校进修部第35期进修二班的学习。

　　

　　当时任进修部副主任的魏泽焕回忆，进修部有进修一班和进修二班，一班是省部级干部轮训班，学制三个月，二班则是地厅级干部轮训班，学制四个半月，均为脱产进修。每年由中组部负责招生，中组部将名额分配给各个省、市、自治区、军方、国企、科研单位等，各地方和单位上报干部名单，中组部审核通过后，交给中央党校。

　　

　　进修二班分为数个支部，每个支部30人左右。学员入校后，必须进行“三个转变”，即“从领导干部向学员转变、从家庭生活向集体生活转变、从工作向学习的转变”，一个很明显的规定是，学员不可带秘书，所有作业必须不假人手。

　　

　　因每年进修人数众多，魏泽焕对布小林已没有印象。但他回忆，进修二班的教学计划，通常围绕着当时的国家政策制定课程内容及小组讨论计划。以布小林2000年9月至2001年1月参加的进修二班为例，他们的课程及小组讨论极有可能是围绕着2000年2月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展开制定。

　　

　　关注法与权力的博弈

　　

　　2003年7月，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法制办主任三年半后，布小林调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调查研究室（参事室）主任、党组书记。

　　

　　也是在这一年，她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她依然研究法律，但选择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师从社科院的社会学教授李汉林。

　　

　　与布小林同期在社会学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另一名学生说，布小林是在职做博后，社科院对在职博后没有每日到岗的要求，只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研究即可，因此这名学生很少在北京见到布小林。

　　

　　布小林在博士论文中分析了立法质量问题，以及影响质量的六个因子。但究竟这些因子是如何影响的，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她决定在博后期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寻。

　　

　　她在论文中说，自己曾长期从事政府法制工作，深刻地感到法律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现实，只有深入地揭示法的生成过程及其运作机制，才能对国家法治建设形成规律性认识。

　　

　　从事博后研究的三年间，布小林以草原法作为案例，分析了立法的社会过程，并将之成文，作为博后的出站论文。

　　

　　相较2001年的有关立法质量法理分析的博士论文，布小林此时以草原法为例，研究立法的社会过程，有了更多的现实依据和切身经历。

　　

　　或许是参与立法工作多年，布小林在论文的开头，开宗明义地提出，博弈无处不在，“立法的社会过程可能不完全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过程，一种法律的确定可能与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与相互妥协相关，一种法律的确定可能与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运作相关。”

　　

　　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布小林收集了那些年国家在草原立法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法案、决议、文件以及相关的会议记录，进行内容分析，并召开座谈会，与一些参与草原法立法的人员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座谈，了解他们的态度和行为、部门利益的倾向等。

　　

　　她还与一些和草原法有关的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并对内蒙古自治区的几个盟市进行了问卷调查。

　　

　　她认为，一个社会问题是否能进入立法视野，“是各种利益主体为了维护和追求自身利益而积极活动、博弈”的结果。

　　

　　布小林总结了五种博弈方法，包括利用规则支持自己的观点；利用专家、权威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以公益的名义作为掩饰；暂时回避，但并非实质上的让步；直接给地方施加压力，要求地方向立法部门提出有利于本部门的修改意见，使自己在立法过程中获得有利地位，否则将在拨款等问题上不再给予支持等。

　　

　　她认为，只有增加立法的开放度，使代表各方利益的组织有效参与立法，使各个利益主体均有机会、有能力充分参与博弈，才能制定出多元利益平衡的法律，制约和消除部门利益的不当扩张。

　　

　　但她发现，绝大多数公众对国家立法并不太关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并且公众参与立法、表达利益的渠道也十分有限。

　　

　　而到立法审议环节，博弈仍在继续。她直言：“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法律观的影响下，法律不是限制权力，而是为改革保驾护航。”各部门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强化自身管理权限，而对加强部门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项目积极性不高。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产生对法的尊重以及信任感和依赖感，最终会认为法不是人们权利的表征和保障，而是与人们无关的令人生厌的繁琐的东西，或者只是一种管理的工具而已。”

　　

　　在这篇参考了76份中文参考文献、8份外文文献的论文末尾，布小林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应更新立法观念，克服立法中的国家本位思想。其次，应加强立法程序制度建设，包括公民参与立法、立法机关内部运作等。

　　

　　这并不是布小林唯一一次谈到法与权力博弈的关系问题。任内蒙古自治区法制办主任期间，她曾两次在期刊发文，提出国家公职人员必须树立现代法治观念，“法律高于一切”，以及行政立法必须受到监督等。

　　

　　那些年，布小林将自己的工作经验糅合进自己所学的知识中，从法学走向了社会学，从法理研究走向权力博弈分析。一名知情者：“她的选择是对的，研究制度是怎么规范行为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她抓住了很多问题的根本。”

　　

　　家族第五位内蒙古主政者

　　

　　2004年9月，46岁的布小林离开立法系统，成为阿拉善盟盟委副书记、盟长。2006年9月，博士后出站8个月之后，布小林成为阿拉善盟盟委书记、阿拉善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阿拉善盟位于内蒙古的最西部，毗邻甘肃、宁夏，北部与蒙古国交界，边境线735公里，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约占自治区的四分之一。总人口20余万，有蒙、汉、回、藏等28个民族。

　　

　　主政之初的2005年6月至9月，布小林被选派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参加第四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该培训班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作举办，被称为“哈佛班”。每年都有官员前往美国、加拿大等高校进行短期培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地。

　　

　　阿拉善盟盟委机关一名宣传干事曾向新华社记者汤计评价布小林，“布小林不像有些人爱钱、爱权……她的爱是真正的一个草原儿女对这片沃土的爱，是一种忠心。”

　　

　　汤计说，在内蒙古最西边的阿拉善盟担任盟长、盟委书记数年，布小林“留下了极好的口碑，深受当地农牧民的爱戴”。

　　

　　2008年初，布小林离开阿拉善盟，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2013年6月底，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王素毅因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2014年1月，布小林接任统战部长，跻身党委常委。

　　

　　在此期间，汤计曾在一次自治区会议上听过布小林的发言，他觉得对方“话不多，言简意赅、句句珠玑”。

　　

　　布小林一如既往地低调。

　　

　　内蒙古的北京大学校友会会举办一些活动，校友会曾邀请布小林参加，但被秘书以回避社团活动为由拒绝。

　　

　　北大80级经济法专业的同学曾在毕业后举办过数次同学会，在沈秋明的印象中，布小林似乎只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参加过一次。

　　

　　2014年5月，布小林在上海参加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第一期省部级干部“拓宽国际视野、深化改革开放”专题研讨班。沈秋明、璩富荣得知她在沪后，提出与她见面，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布小林依然和30年前一样，留着短发，穿衣风格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沈秋明一眼就认出了她。倒是沈秋明自己，成了布小林口中“比以前胖了一点”的人。

　　

　　他们回忆了不少大学时候的事情，大家向布小林介绍了自己目前的工作。布小林也谈起这些年自己的成长经历。

　　

　　璩富荣发现，布小林逻辑思维很强，用他们业内人的说法，这与“长期用法律思维去思考问题有关”。她谈起自己的每一段经历，包括自治区法制局、阿拉善盟、自治区统战部，如何加强管理，如何转变思维，璩富荣觉得她对每一个工作都有自己的看法，进入角色很快。

　　

　　但他也很快意识到，其实布小林自始至终都在谈法治问题，无论在自治区的工作，还是主政一个盟市，她都在考虑，如何用法律规范政府行为，怎么在社会建设的同时抓法治建设。

　　

　　她谈到自己曾碰到过一些法治意识淡薄的人，更注重发展速度，而忽视了法律的程序。她态度十分鲜明，觉得“不能乱来”。

　　

　　璩富荣也遇到过一些官员，更愿意选择立竿见影的方法，而非符合法律要求的做法。当年的本科同学，在毕业后多多少少都遇到过一些挫折、困难，有的人也逐渐失去了初出校园时的斗志与信心，对法治的尊崇感降低。但他觉得，布小林的言语中，仍把法治视为自己的信仰。

　　

　　璩富荣有些感动。身边的同学、朋友也有在法制局工作的，但很少能坚持18年，心态多多少少会有点浮躁。他觉得，布小林不仅坚守了，而且还把心中的法治理念不断向前推进，他能感觉到，布小林“真的很喜欢这个工作”。

　　

　　“我觉得在这么多年的官场历练之后，布小林仍然很正直，始终坚持法律的底线，强调程序上的正义性。”

　　

　　那一天，已经就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的布小林没有带秘书，一个人拎包前来。走在上海的大街上，她很快就会没入人群，不会有人觉得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更不会有人看出这是一个省部级干部。

　　

　　一名接近布小林的人说，过去，布小林到北京开会，基本都是独自拎着旅行箱前往，不带秘书和司机。

　　

　　在布小林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代主席之后，有媒体报道说，布小林是乌兰夫家族第三位主政内蒙古地区的官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一位与乌兰夫家族有着较多往来的人说，新中国成立后，乌兰夫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首任主席，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为止。1979年，经历了文革期间的两位革委会主任，乌兰夫的妹夫、少将孔飞任自治区人民政府第四任主席。1983年，乌兰夫的长子、布小林的父亲布赫任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五任主席。1998年，乌兰夫的侄子云布龙任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七任主席。18年后，布小林成为乌兰夫家族第五位主政该地区的官员。

　　

　　小林的哥哥青戈原本在保险行业工作，孪生姐姐布大林则在内蒙古自治区驻京办工作，二人均很少抛头露面，秉承了低调的家风。

建设法治政府 激发发展活力

2017年9月8日

　党的十八大把“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确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了全面部署。内蒙古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在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优化了发展环境，激发了发展活力。本报记者专访了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小林。

　　记者：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能力素质提出了全新要求，请您谈谈内蒙古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布小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面对这场革命，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首先要解决好思想观念问题，我们重点抓了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推动树立法治信仰。总书记强调，尊崇法治、敬畏法律，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强调执法都必须忠实于法律。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依法行政本质上就是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我们讲政治，坚持党的领导、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要从思想深处认识到，能不能依法行政直接关系到能不能有效贯彻党和人民的意志、是不是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二是解决“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准确把握行政权的来源和政府的法律地位，认识到各级政府是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所有职权都是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授予的，职权法定、法外无权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任何行政行为，不论出发点有多好，都不得偏离法治轨道，违背法律规定。三是推动树立法治思维。就是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最基本的就是合法性分析，把合法性当作思考和处理问题的前提，同时增强程序正当意识，养成按程序办事的习惯，把建立、完善和遵守行政程序，作为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四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落实政府及其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记者：职能科学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之一，内蒙古在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职能法治化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布小林：对于转变政府职能，总书记多次强调，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按照总书记要求和中央部署，自治区把“放管服”改革作为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举措，对各级政府及部门承担的行政审批事项认真研究、界定，凡是能够放给市场的，都放给市场，凡是下级行政机关管理更为便捷有效的，都要下放。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本级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近50%，盟市、旗县行政审批事项减少40%以上。全面实施清单管理制度，坚持边推进、边完善，制定和公布了“八张清单”，即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中介服务事项清单、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公共服务事项清单、证明事项清单、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以清单管理推动减权、规范用权。

　　在减少和下放行政权力的同时，创新监管思路和方式，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全部建立“一单、两库、一细则”工作机制，自治区本级部门随机抽查事项占市场监管执法事项的比例达到91%，占其他行政执法事项的比例达到76%。

　　还有就是推动各级政府改变以管制为主的传统行政观念，把服务主导的理念贯穿在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全区12个盟市、103个旗县市区全部建成政务服务中心，同时优化办事服务流程，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企业和群众办事时间普遍比以前压缩了40%以上。

　　在“放管服”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跟进到哪一步，加强政府立法工作，通过及时立改废，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保障。这些年，在经济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内蒙古能够实现稳中向好、稳中有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依法行政，优化了发展环境。

　　记者：决策是行政权力运行的起点，内蒙古在推进依法决策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布小林：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自治区把规范决策作为规范行政权力的重点，进一步健全了依法决策机制：一是完善合法性审查机制，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制发的文件，都要进行合法性把关，对于重大决策事项，主办单位和相关单位都要把好法律关，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要进行专门的法律审查，未经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二是建立了法律顾问制度，发挥法律顾问在依法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三是完善决策程序。重大决策必须经过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

　　记者：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请您谈谈在这方面的措施。

　　布小林：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自治区本着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高效率的原则，积极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把中央要求开展的综合执法改革的领域纳入改革试点，调整优化部门职能职责，整合执法队伍，变分散执法为集中高效执法。通过改革，试点地区行政执法机构减少了65%左右，较好解决了交叉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行政执法效能明显提升。

　　与此同时，推动执法重心和执法力量下移，结合“放管服”改革，科学配置人员和编制，将基层能够承接的执法事项逐步下放，解决基层执法力量薄弱问题。实行了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管管理，细化量化行政处罚等执法自由裁量标准，防止因为行政自由裁量权弹性过大，导致执法不公。

　　记者：法治政府是责任政府，内蒙古在强化政府责任方面是怎么做的？

　　布小林：一是推动树立“职责本位”观念，让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干部认识到，责任是政府权力的核心，是政府的本质属性，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既是行使权力的过程，也是履行职能、承担责任的过程。二是按照“权责一致”要求，完善责任制度体系，强化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改进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建立常态化监督制度和责任追究机制，坚决杜绝有权无责和权责不相适应的现象。将政务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完善政务诚信约束和失信惩戒机制，对危害群众利益、损害市场公平交易等政务失信行为，进行重点治理；对于因失信引发的意见、诉求和上访事项，全面清理、限期解决，要求各级政府言出必行、有诺必践，新官也必须理旧账。三是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推进行政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以公开促公正、促廉洁；完善了新闻发布制度、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等制度，及时做好政策解读，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让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政府、支持政府、监督政府。

布小林的内蒙古推介

尊敬的王毅部长、业遂书记，各国驻华使节，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下午好！真诚欢迎大家出席内蒙古的推介会。

内蒙古是一个走进去就会爱上她的地方。微信里讲了爱上内蒙古的N个理由：有人说因为她美丽辽阔、四季分明；有人说因为草原简单纯净，有悠扬动听的歌曲，还有善良淳朴的牧人；也有人说内蒙古有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还有美酒、奶茶。的确，爱上内蒙古的理由很多，其中一个共同点是：内蒙古很美，美得令人心动。

内蒙古的自然景观丰富，民族风情独特。习近平主席赞叹呼伦贝尔：风景这边独好！赞叹阿尔山一年四季都很美。在这里，我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随我走进内蒙古，骑着马儿游草原，听着牧歌赏风情。

内蒙古面积占到中国陆地面积大约1/8，太阳从东部的呼伦贝尔升起，两小时以后才能照到西部的额济纳。在内蒙古可以领略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鄂尔多斯、阿拉善等不同类型的天然草原风光，还有各地有同有异的民族风情。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原始林区，有2200多种野生动物植物。位于大兴安岭西南麓的阿尔山世界地质公园，风景如画，有亚洲最完整、面积最大的火山群地貌。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生态类型多样，有冰石林、冰臼群等众多第四季冰川遗迹，是中国北部环境演化的自然博物馆。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是世界唯一以沙漠为主体的地质公园，中国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著名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描绘的就是这里的风光。其中，巴丹吉林沙漠起伏优美的金色轮廓，被中国地理杂志誉为“上帝画下的曲线”。沙漠旅游和探险已经成为新的热点。举世瞩目的中国载人航天飞船从内蒙古升空，返回舱又在内蒙古落地。

内蒙古高原是北方游牧文化的摇篮，几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各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美好的生活家园，共同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格尔》《格斯尔传》《蒙古秘史》等古典文学，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其中，《蒙古秘史》是著名的历史文学长卷，比较完整地记述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一生。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位于锡林郭勒正蓝旗，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记述了这座都城曾经的繁华。内蒙古音乐舞蹈特色浓郁，蒙古族长调歌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听过长调歌曲的人，都能感受到它的感染力和穿透力，好像是牧人在与腾格里对话。腾格里是蒙古语，意思为天空。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一个小姑娘和她的父亲，在草原深处遇到了狼群，无路可退，孤立无援。于是父亲默默地坐下来，拉起了马头琴，小姑娘随着琴声，唱起了流传久远的长调民歌《辽阔的草原》，狼群很快安静下来，最后静静地离去。这个小姑娘，就是后来成长为著名歌唱家的宝音德力格尔。

内蒙古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草原上的人珍爱自然，视天地为父母、水草为衣食。到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182个自然保护区、43个国家森林公园、49个国家湿地公园，还有3个世界地质公园、8个国家地质公园。我们还建立了中国首个草原乡土植物资源库，选育出两千多个节水、抗旱、耐寒的植物，运用大数据对特定区域的植被、水土、气候、微生物进行检测分析，这个方法已经用于城市绿化和生态修复。内蒙古治理荒漠取得了很大成就，库布其沙漠治理、敖汉旗造林绿化获得联合国环境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将于9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届时有196个缔约方的代表参加大会。

内蒙古有句广告语“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蒙古语特仑的意思是特别、特等、第一。内蒙古属于典型的“冷凉经济带”，所处的纬度、海拔以及气温、光照、水资源条件，造就了许多的“特仑苏”。内蒙古的农业和畜牧业产品丰富、品质优良，牛奶、羊肉、山羊绒和有机食品产量都位居中国第一，具有原产地保护和有机、绿色、无公害产品认证的农畜产品1800多个。锡林郭勒羊、科尔沁牛、巴彦淖尔小麦、乌兰察布马铃薯、通辽玉米、兴安大米质量上乘，形成了鄂尔多斯、伊利、蒙牛等一批知名品牌。鄂尔多斯在温暖着全世界，那里的阿尔巴斯山羊绒纤维细长柔软、光泽鲜亮，被誉为 “纤维宝石”。

内蒙古的矿产资源和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是中国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内蒙古地质结构稳定、年均气温0-8摄氏度、电力充足、电价最优，大数据服务器的装机能力近百万台，移动、电信、联通、华为等企业，已经在内蒙古建立数据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已经成立70年了。70年前，内蒙古在中国率先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开启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时代。在内蒙古，平均每8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多民族混合家庭，各民族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信任、相互学习、相互欣赏。内蒙古的发展始终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我们也积极为国家做贡献。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草原上的牧民收养了来自上海等地的三千多名孤儿。牧民称这些孤儿为“国家的孩子”，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抚养。70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目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幼儿园、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入学率、千人拥有病床数、执业医师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和农村牧区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8.3%、29.3%，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内蒙古70年的成就，充分证明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历史上途经内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一直是东西方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17世纪以来连接中蒙俄的万里茶道，被习近平主席誉为“世纪动脉”。内蒙古是一个邻居很多的地方，与8个省区相邻，还与蒙古、俄罗斯两个国家接壤，信息化和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航空，将我们与世界连接在一起，目前中欧班列的60%经过内蒙古口岸。我们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联系。

内蒙古草原天高地阔，身在其中，心会飞翔。草原上的人从小仰望星空，崇尚自由勇敢、开放包容、诚信友善。草原从来都是开放的，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内蒙古。我们努力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的市场环境，期待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有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流合作。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在我的发言结束之际，我谨代表草原人民，祝各位吉祥如意！

谢谢！

一首永远动听的草原牧歌

2017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回信，称赞“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勉励他们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六十多年奋斗历程所蕴育的乌兰牧骑精神是我们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的重要精神动力。发扬乌兰牧骑优良传统，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

乌兰牧骑的诞生是党的文艺路线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成功实践，也是传承革命传统的重要成果。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内蒙古部分先进蒙古族青年就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文化的革命思想，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成为革命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者。1939年，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一支蒙古族青少年文艺宣传队在革命根据地延安成立，成为党的宣传队伍中富有民族特色的力量。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45年，他们把革命文艺的火种带回内蒙古草原，1946年4月，创立少数民族地区一支正规文艺团体——内蒙古文工团。这支队伍短小精干、队员文武兼备，坚定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坚定贯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决进行革命斗争，一边与敌人浴血奋战，一边为战士和农牧民演出，以文艺的形式宣传革命思想，教育发动群众，有力支持内蒙古的解放事业，也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化骨干。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革命的文学艺术、图书出版、广播电影等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作出许多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优秀作品。1957年5月，为使党的方针政策及时宣传和贯彻下去，为解决广大农牧民文化生活匮乏的问题，自治区文化局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不适合大中型文艺团体演出活动，同时，旗县文化馆以阵地文化活动为主，远远不能满足农牧民的需求，决定在牧区的苏尼特右旗和半农半牧区的翁牛特旗试点，建立一支流动的小型文化工作队，并给这支文化工作队起了一个既彰显宗旨，又富有民族特色、蕴含生机和希望的名字——乌兰牧骑。试点成功后，自治区制定《乌兰牧骑工作试行条例》，并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普遍建立乌兰牧骑。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乌兰牧骑明确了演出、宣传、辅导、服务四个方面的主要职责。

乌兰牧骑的创立体现党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自成立起就受到农牧民的欢迎和喜爱，广大农牧民从此不离浩特、不离蒙古包就能看到送上门的文艺节目，就能知道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大事。乌兰牧骑继承延安文艺宣传队和革命战争年代内蒙古文工团短小精干、队员一专多能的特点，装备轻便灵活，节目小型多样，内容紧贴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既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宣传队、播种队，也是农牧民生产生活的服务队。农牧民亲切地把乌兰牧骑称作“毛主席派来的慰问队”。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观看乌兰牧骑演出，接见乌兰牧骑队员，称赞乌兰牧骑“是值得学习的社会主义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提倡全国文艺界“向内蒙古乌兰牧骑学习”。1965年，按照周恩来总理把革命的音乐舞蹈传遍全国、去鼓舞人民的要求，乌兰牧骑到全国各地巡演，深入工厂、农村、牧区、部队，还到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井冈山的群众从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砍来两根挺拔的翠竹，送给乌兰牧骑做旗杆，希望乌兰牧骑高举红旗、永远向前。全国牧区纷纷成立乌兰牧骑或文艺宣传队，各行各业学习乌兰牧骑精神。江泽民、胡锦涛同志都曾观看乌兰牧骑演出并给予肯定、提出期望。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回信，为乌兰牧骑赋予新的历史使命，为乌兰牧骑事业发展指明方向。

二

六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迎风雪、冒寒暑，长期辗转跋涉于草原，发扬乌兰牧骑优良传统，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始终扎根基层、服务人民，永葆本色、无私奉献，守望相助、艰苦奋斗，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

扎根基层、服务人民。乌兰牧骑是在为农牧民服务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热爱人民、热爱艺术、热爱乌兰牧骑事业，是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保持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六十多年来，无论外部条件如何变化，乌兰牧骑的方向没有变、宗旨没有变、精神没有变，始终扎根草原、面向基层，把服务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人民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不漏掉一个蒙古包，不落下一个农牧民”，以实际行动诠释社会主义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这一本质。乌兰牧骑队员有许多来自能歌善舞的农牧民、工人和机关干部，除了演出，牧民忙什么，乌兰牧骑队员就干什么，剪羊毛、修羊圈、打草、接羔，还帮助牧民修理钟表、电器、摩托和理发，不仅传递党的声音，给牧区带去欢乐，还为广大农牧民送去科学文化、医疗服务和适用技术，与农牧民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并且通过乌兰牧骑的演出和辅导，极大地推动牧区文艺知识的普及和先进文化的传播。乌兰牧骑队员在服务人民的实践中感染了别人，也教育了自己。他们一边演出，一边收集整理民间艺术，从生活实践中汲取智慧、激发创作灵感，创作出的许多优秀剧目，如《顶碗舞》《鄂尔多斯婚礼》《筷子舞》等，无不在人们心中留下美好的印象，也让人们记住了一批出自乌兰牧骑的艺术家。

永葆本色、无私奉献。乌兰牧骑的诞生是党的文艺路线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成功实践，自诞生起她就有着鲜明而深厚的红色基因，是一支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文艺工作队伍。乌兰牧骑每次演出，一定会把这个时期党的方针政策传递到基层，虽然牧区偏远、居住分散、通信条件较差，但是牧区的信息并不闭塞，牧民群众对党充满着深厚感情，始终体现出有觉悟、有担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草原母亲收养上海孤儿、草原英雄小姐妹、额济纳旗人民支持国防建设等生动事迹，充分体现草原儿女心向党、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体现各族人民的大局意识、爱国情怀，这些也与乌兰牧骑的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乌兰牧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广大牧民群众的信任，牧民们把乌兰牧骑队员称作“玛奈胡和德（我们的孩子）”。

守望相助、艰苦奋斗。乌兰牧骑队员既有蒙古族、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民族，自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大家相互学习、相互欣赏，同时与广大农牧民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奋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亲如一家，乌兰牧骑一直是民族团结的典范。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是乌兰牧骑以苦为乐、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乌兰牧骑建立初期，队员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修建宿舍、排练室，自己动手制作服装道具，克服重重困难，行进在辽阔的草原上。改革开放后，乌兰牧骑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抵挡住经济大潮中各种利益带来的诱惑，始终坚守信仰，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牧区，老队员言传身教，让乌兰牧骑的好传统、好作风得到传承，乌兰牧骑事业薪火相传，“红色文艺轻骑兵”这面旗帜更加熠熠生辉。

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新时代，乌兰牧骑必然要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第一，担负起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使命。乌兰牧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不断提升艺术创作水准，以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广泛宣传“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文艺的形式传遍草原，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具体实践。

第二，担负起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艺成果，这是我国文艺的瑰宝，要保护好、发展好，让它们在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乌兰牧骑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草原文化新的价值内涵，使那些深藏在博物馆中、散落在民间蒙古包里、沉睡在草原森林沙漠戈壁上的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登上舞台，焕发新的生命力。内蒙古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在建立内蒙古自治区的伟大实践中，写下壮丽诗篇，形成影响深远、可歌可泣的革命文化。我们要深入挖掘，努力创作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把革命文化继承好、弘扬好，使红色基因世代相传。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第三，担负起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乌兰牧骑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艺术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艺术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宏大实践作为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树立精品意识，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实现内蒙古文艺创作由“高原”到“高峰”的迈进。

四

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践中形成的乌兰牧骑精神，已经成为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宝贵财富。它曾经激励我们与全国人民一道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今天，正在激励我们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建设新时代的“模范自治区”。

乌兰牧骑启示我们，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我们的事业才能够一往无前、蓬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令行禁止。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已经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乌兰牧骑启示我们，只有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才能把握正确的方向。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只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始终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工作，让各族人民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乌兰牧骑启示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才能使我们的各项工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内蒙古地域广阔，有城市、农区、牧区、林区、垦区，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各项工作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与内蒙古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尊重科学，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推动经济社会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乌兰牧骑启示我们，只有把守望相助的理念和“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生命线”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之中，才能凝聚起“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内蒙古的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做好了，在全国、在国际上都有积极意义，要求我们担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更大责任。我们一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建设新时代“模范自治区”。

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2017年 5月29日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这是对我们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的全新要求，为我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意义极其深远。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既要解决好观念革命问题，更要解决好实践创新问题。

　　首要的是深化对战略定位的认识。总书记几次关于我区的重要讲话，都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指出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立足全国发展大局确立的战略定位，是我们必须自觉担负起的重大责任。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总书记进一步要求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符合这一战略定位。从思想认识和发展实践看，目前我们还没有把这一战略定位完全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摆脱路径依赖还需要不断深化认识、深化实践。对于我区生态地位的极端重要性，包括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还需要深入研究、掌握清楚，让干部群众都明明白白，自觉立足战略定位思考和摆布工作。

　　要正确处理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经济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中央的要求一直是明确的，反复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求得一时的发展。这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生态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路子走不下去。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总书记明确指出：一个时期以来，内蒙古依靠矿产资源开发、发展资源性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速度，但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留下了许多后患；强调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从根本上讲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不能道理是道理、干事归干事。我们要深刻领会总书记的要求，在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上始终保持清醒认识。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实现山清水秀环境美，是高质量发展题中应有之意。高质量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绿色成为普遍形态。总书记曾强调，绿色生态是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我区的农畜产品受到广泛欢迎，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众多有机绿色的品牌。许多人向往内蒙古，也是因为我们有蓝天白云，有碧水青山，有绿色草原，有原始森林。所以，绿色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内蒙古生态文明的象征，为绿色做加法，就是为我们的财富做加法。我们要切实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树立起来、落实下去。在这个问题上，要保持战略定力，始终坚定不移。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阐述了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的新内涵，其中之一就是加快绿色发展带来的新机遇。绿色发展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绿色发展，首先我们要守好红线，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都要把“三区三线”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总书记指出形成绿色发展方式，重点是调结构、优布局、强产业、全链条。中央在这些方面已经有非常明确的部署。比如，在产业方面，要求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在城市建设方面，要求实行绿色规划、设计、施工。总书记提出城市规划的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对自然的影响，不打破自然系统；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关于美丽乡村建设，以及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等等，中央都有具体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都应当根据这些要求，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审视和规划地区、行业的发展。

　　要深入研究生态环境保护蕴含的潜在需求，以及这些需求可能激发出来的供给和新的增长点，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

　　总书记强调：“内蒙古实现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特点、体现本地优势和特色”。落实总书记这一要求，需要我们对区情有准确的把握。要按照新发展理念，把我们自治区的优势和短板分析到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特色发展这篇文章做好。

　　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是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系统性的调整。需要我们坚持问题导向，从上到下、从宏观到具体，对现有发展思路、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等，进行全面梳理、重新审视、深入论证，及时调整和完善，并做好“十四五”规划研究。要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结合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主体的实际情况，科学确定评价指标，引导各地合理规划差异化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