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的“约法三章”

老一辈革命家的“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是个成语，其中的“约”是指协商，协定。原指约定三条法规，后泛指订立简单的条款，相互遵守。本文选录几位老一辈革命家订立的几则“约法三章”，以作为时下领导干部的镜鉴。

毛泽东遵守“三不谈”

毛泽东谢绝为他庆寿提出“三条理由”，即:“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的胜利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机关的同志没有粮食吃，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才50多岁，大有活头，更用不着‘祝寿’。”

除此，毛泽东又随之加上“三条规矩”，即:“一不许请客吃饭；二不许唱戏，如果要演，就演给老乡们看；三不许开会。”

毛泽东还曾立下过这样一条规矩，就是一生要做到“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关系；不谈家庭琐事。”并要求身边的人也要遵守这条规矩。

朱德的“三必须”和“三节俭”

革命战争年代，朱德在江西瑞金时，曾经被编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他怕党小组长顾虑他是首长，把他当成“特殊党员”，便与党小组长“约法三章”：一是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必须通知他，二是党小组给每个党员分配任务时必须有他，三是党小组长必须定期听他汇报思想情况。朱德长期担任革命军队的总司令，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三节俭”，即“生活节俭，从不特殊；穿衣节俭，一套军装可穿数年；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及家人节俭，不得搞任何特殊”。人们都称他为军中节俭表帅。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听说朱总司令来西安，派了好几个同志去车站帮他搬行李，朱德笑着说：“不用了，你们看，都在这里。”只见他的警卫员手里拿着一床军毯，肩上挂着一个包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晚上，朱德住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同志们看见那个小包袱里只有一套军衣和两套内衣，还有一双新布鞋。

周恩来的“三不沾”

周恩来同志为了革命事业，给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规定了“三不沾”，即“私人的事不坐公车，不占国家的便宜；亲属来机关探亲，就餐自己买票，不沾集体的财富；不得以总理的名义接待或收受礼品，不沾机关和个人的利益”。1973

年9 月，周恩来陪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16 日中午，总理请随行工作人员上楼外楼吃便饭。这是总理第九次上楼外楼，职工们非常高兴，除了准备西湖醋鱼、虾和鸡等高档名菜外，还端上总理喜欢的绍兴霉干菜、豆芽菜、霉千张等家常菜。

饭后结账，省里同志说由地方报销，总理不肯，坚持要自己付钱。店里同志知道，不收钱，总理会生气的，就收了10 元钱。谁知总理又不肯，当即对一位姓姜的职工说；“10 元钱，怎么够？要收足。”店员们商量了一下，加收了5 元。不料又被总理看到，就说；“不够的，要同一般顾客一样收。”没办法，店里只好又收了5元。这样，已收了20 元。哪晓得一小时后，机场来了电话，说是总理上飞机前留下10 元钱补付中午饭费。这迫使店员们把当天午餐的饭菜费仔细算了一下，按照牌价表，也不过19 元多一点儿。他们就给总理写了个详细报告，把清单附上，并把多余的钱交还总理办公室。

邓小平的“约法三章”

1949 年12 月8 日，刘伯承和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和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机关进驻重庆。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 年2 月4 日，贺龙到重庆，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与刘伯承、贺龙一起，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很快改变了西南地区混乱的社会面貌。进城后不久，为防止干部在胜利面前滋生居功自傲、贪图享受和追求名利等错误思想，邓小平就“约法三章”：不设私人公馆，不集体办伙食，严禁铺张浪费。为了作出表率，刘邓贺三家人打算合住在一栋楼房里。此楼是抗日战争时期专为宋美龄修建的公馆，两楼一底，大小共十几间房，其中底楼最宽，三楼最窄。刘邓贺都争着把宽敞的楼层让给别人住，自己住最小的。刘伯承认为：小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政务十分繁忙，家中人口又多，应住宽一些的楼房。而邓小平和贺龙却坚持让刘伯承住一楼。邓小平说：“伯承同志年纪大，身体不好，住底楼方便些，省得爬楼梯累。贺老总也是，只有我年纪最轻，不怕上楼下楼。”一番谦让后，最终按年龄安排：刘伯承住底楼，贺龙住二楼，邓小平住在三楼。

董必武的“三不许”

1949 年11 月间，董必武因公去南京。随同董必武工作的几位同志发现了原中共南京办事处用过的一辆“别克牌”黑色小汽车，大家认为很有纪念意义，想把这辆小汽车要来带回北京。董必武知道了这件事后，很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我和你们约法三章：不许向地方要东西，更不许以我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活动，不许接受礼物。你们要是违反了，我就送你们到公安局去。”从那以后，不论谁调到董必武身边工作，董必武都要首先申明这个“约法三章”。1954 年，董必武同志率领党政代表团去东欧访问。东道国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位团员一笔可观的生活费，目的是让客人们买些日用品和纪念品。当个别团员要求去当地的百货商店买点儿洋货时，作为团长的董必武不仅没有同意，而且在代表团工作会议上和大家一起商量这钱如何处理。大家认为，按照制度规定，代表团团员是可以花用的，但更要考虑到国家的需要和困难，尽可能地节约外汇为好。最后团员一致同意把这笔钱都交给我们的大使馆。在出国前，董必武15

岁的儿子对一位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想要一架照相机。这位同志出国后和大使馆的同志聊天时随便提到了这件事，大使馆的同志当真给买了一架。回国后，董必武看见孩子摆弄照相机，才知道了这件事。董必武狠狠地批评了儿子后，让秘书立即带上照相机和相当于这架照相机市价的一笔钱款，到外交部去作检讨，请外交部决定留照相机还是留钱款。外交部的同志听说董必武发了脾气，他们也知董必武一贯公私分明，就留下了照相机。

陶铸的“三不准”

1958 年，陶铸在广东省担任省委书记期间，有一次，他带领几个干部到外地检查工作时，有一个县的县委领导设宴欢迎。陶铸走进饭厅，看到大摆筵席的场面，非常恼火，匆匆吃了一碗饭便离开了。此后，他每到什么地方去，总是“约法三章”，即“不准请客、不准迎送、不准送礼”。1961

年前后，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陶铸对自己的生活标准作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他一再向炊事员交代说，家里吃的米和油等等，都必须和人民群众一个样，绝对不准有任何特殊。有一天，炊事员找到了一点儿瘦肉，他心想陶铸同志爱吃辣椒炒瘦肉，便自作主张，高高兴兴地炒了一碟给他端了去。陶铸一看就火了，当场批评炊事员说：“我这个月的猪肉已经吃完了，怎么又弄肉来炒菜？说不多吃就不多吃！端回去！”炊事员感到很为难，劝了又劝，说了又说；陶铸更火了，就是不吃，厉声命令端走。最后，炊事员只得把这碟菜送给了工作人员。饭后，炊事员对人说：“真厉害！想不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火，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干了。”

刘少奇的“约法三章”

刘少奇始终坚持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安排。外出工作时，刘少奇总是同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不请客，不迎送，不准向地方提任何要求和接受任何礼物。

1956年3月，刘振德被调到刘少奇办公室当秘书。到任那天，刘少奇就找他谈话，谈到工作问题时，刘少奇便与他“约法三章”。刘少奇说：“到我这里工作，第一，要如实地向我反映情况，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凡是经过我办的、要请示我的事情，你们不要自作主张；对外要如实地传达我的意见、我的话；不要以我的名义干其他个人的、别的事情。第二，你过去长期做机要工作，保守机密这一点你是懂得的。在这里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点、多一点，不能搞小道消息，对谁也一样，包括我的孩子，都一样。”在谈到“孩子”两个字时，刘少奇还特别加重了语气。

刘少奇接着说：“第三，对外联系，传达我的意见，或人家打电话来，要注意态度和蔼、谦虚、礼貌，不能盛气凌人。要埋头苦干，夹着尾巴做人。处理问题要及时，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轻重缓急要安排好。”

刘少奇的“约法三章”全面而细致，甚至连接电话的语气都包括在内，可见刘少奇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之严格。刘少奇正是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1959年初，刘少奇因繁重的工作累倒了，毛泽东要他到海南休养一段时间。在这段难得的休息时光里，刘少奇并没有休息，而是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集中精力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个学习小组，有薛暮桥、王学文两位学者，以及一些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同志。学习之前，刘少奇给大家“约法三章”：一是大家都是学员，不分上下级，一律平等；二是采用座谈方式，人人都要踊跃发言，各抒己见；三是既要学习理论，又要联系实际。

这样，一个由党和国家领导人、经济学家、秘书、警卫员、护士组成的“罕见”学习小组，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交流，这充分体现了刘少奇谦虚谨慎、不耻下问、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和在知识面前一律平等的学习理念。

 

陈再道的“三不”性格

陈再道上将曾担任过纵队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是我军屡建奇功的猛将。他从小就父母双亡，受尽了苦难，也养成了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精神。他最讨厌那些曲里拐弯、表里不一、落井下石的小人，溜须拍马之徒从没有得到他的好脸色，打小报告的人通常挨一顿臭骂。

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有一位军队的老同志打听到陈再道曾在工作中与彭德怀有矛盾，发生过争执，就找到门上，掏出本子，要他提供批彭的“炮弹”。听了这话，气得他浑身发抖，就抓过本子往桌上一摔，蹦起来骂他：“你**把老子看成什么人了？！我可以同彭老总骂架，但我不会落井下石，也不会收集批老首长的炮弹！我说彭老总是个大好人，你敢往本子上记吗？”被一顿臭骂后，灰溜溜地走了。

1967年，陈再道被诬蔑搞反革命政变。几万人冲到了他住的宾馆，多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把他藏到八层至九层之间的电梯里，才躲过了一场大难。紧接着，中央碰头会召开扩大会议对他进行残酷的批斗。他说：“我只有一个请求，凡涉及到我的事，都跟我单独算账，不要扯上别人。”

陈再道说：“在无穷无尽的批斗中，我就认准一个死理：决不糟蹋自己，决不丧失人格，决不牵扯别人。”这三个“决不”，反映了陈再道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和实事求是的道德风貌。

 

唐亮曾立三条家规

一是他在家里的办公室兼书房，家属和子女不得入内；

二是他的文件和资料，家属和子女不得翻看；

三是他的工作情况和与其他首长的人事关系，家属和子女不得打听。

唐亮珍藏一方印章，石料仅值三角钱，上面刻书:“平凡翁。”唐亮爱不释手，凡是珍贵书籍，均盖有此章。陈毅元帅评价说:“平凡翁，不平凡，平凡之心，重如泰山。”

 

王必成：给家人规定“五不许”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行列里，王必成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但这位小个子将军17岁就参加了红军义勇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勇猛顽强。他还善于打大仗，打硬仗，被指战员们亲切称为“王老虎”。著名电影《红日》中大战张灵甫74师的沈振新，其原型就是王必成。

建国后，王必成不论在哪里任职，始终保持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

1978年7月，由于越南当局不顾我国政府的劝告，不断加剧00排华活动。随后，党中央派杨得志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指挥对越作战，而王必成从昆明军区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战前调离，对以打仗为荣的王必成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为了弥补遗憾，王必成写信给自己的子女，鼓励他们上前线，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去。在他的坚持下，他的儿子和最疼爱的小女儿都上了前线。

一天，夫人陈瑛担心地对他说:“咱们的媳妇也想上前线去。”“很好嘛!这才像我家的媳妇。”王必成高兴地说。夫人悄悄告诉他:“媳妇已经怀孕两个月了，医院领导不准备让她去，可她自己坚决要去。”谁知王必成却挥着手说:“让她去!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儿女承父志，堪慰老将心。”听完这话，陈瑛热泪夺眶而出。

儿女们从前线给王必成打电话或写信，纷纷表示要争取为国立功。王必成心中十分欣喜，勉励他们要听从指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杀敌立功。后来，在这次自卫还击战中，王必成的儿子和女儿双双荣立三等功。

王必成始终过着清淡的生活，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不要一件规定以外的东西。他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属子女，并给家人规定了“五不许”，即:不许参政；不许到秘书办公室看文件；不许以他的名义办任何事情；不许乘坐配给他的汽车；不许搞特殊化。

1979年秋天，王必成在检查部队途中，顺道回到家乡看望亲朋故友，祭拜双亲。陪同的县委领导看到王必成父母的坟墓非常简陋，只是两个小土包，又没有墓碑，就提议把老人家的墓地整修一下。王必成摇了摇头，态度坚决地说道:“没有必要，不要把钱用在这上面，不要浪费群众的工分。”

一次，王必成赴麻城参加麻城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他一到县城，县领导就对他说:“您是我们家乡的光荣，家中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们一定办好。”王必成对县领导说:“麻城还比较贫困，你们不要把钱花在招待领导上，要集中精力把麻城的经济建设搞好。”在麻城活动期间，他轻车简从，不要迎送，不提个人及亲友的任何要求。

1989年春节，王必成病重。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负责人得知情况后，专门赶到医院看望王必成。当看到老将军床上一条破旧的毛毯时，纪念馆负责人露出诧异的神情。见此情景，王必成便断断续续地讲述了毛毯背后的故事。

原来，这条使用了49年的米黄色旧毛毯非同寻常。抗日战争时期，王必成率领“老虎团”在黄桥以南的季家市攻打日军据点，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就有这条米黄色旧毛毯。战斗结束后，毛毯分配给王必成的老部下徐绪奎使用。徐绪奎和王必成一起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创建，他们一同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考验，是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生死战友。

在一次打击日伪军的战斗中，徐绪奎不幸牺牲。他的警卫员遵照徐绪奎的嘱托，将这条毛毯作为遗物转送王必成。王必成十分珍视战友情谊，从战争年代到革命胜利，从乡村到城市，始终随身携带、使用这条毛毯。

小女儿结婚时，看到王必成盖的这条毛毯实在太旧太薄，特地买了一条纯羊毛的新毯子送给他。王必成接过新毯子，严肃地说:“你们的孝心我领了。但是，原来的毛毯不能换，盖着它就想起和我一起战斗而光荣牺牲的战友……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过去。它时刻提醒我，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热爱它、珍惜它、保卫它!”

得知纪念馆正在搜集黄桥战役时期有关珍贵文物时，王必成当即嘱托夫人:“我走后，请你帮我把这条毛毯捐赠给黄桥战役纪念馆。”1989年3月，老将军病逝。遵循其遗愿，这条旧毛毯被珍藏到了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