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汲取思想力量

　　1949年4月参加工作，195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留校从教，1978年调到中央党校。1989年晋升为教授。1990年起，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务。1996年底离休后，作为中央党校特聘教授至今。

　　“深刻的哲理都不是只管一时一事，它的功效是久远的、普遍的。”

　　“读经典、讲经典，需要从两方面下功夫，一是深入挖掘经典著作中深刻的哲理，二是深入思考与该哲理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这两者的结合，是‘重中之重’，是不可以有丝毫马虎的。”

　　采访者：张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成就斐然，是党校名师。请谈谈您学术生涯的特点。

　　张绪文：谢谢来访。我生于1934年10月。1949年4月，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当时我不足15岁，只是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给我们讲课的有艾思奇、杨献珍等名师大家，他们是我学哲学的启蒙老师。我在革大学习4个月，1949年8月16日集体参军到了部队。在部队宣传部门工作5年，1954年，组织上送我到学校深造。先在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补习文化，再到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人大给我们上课的许多老师在国内哲学界是有名的，如萧前、李秀林、陈先达等。1961年1月，我从人民大学哲学系提前毕业留校从教，在这所学校工作了整整10年。“文革”中，人大停办，我调到北京医学院教了8年书。1978年调入中央党校，最初的几年实际是边工作、边补课(挑灯夜战，阅读经典)，在韩树英、沈冲等老专家、老教师的带领和帮助下，逐步进入课堂，承担起比较繁重的教学任务。按照学校安排，我给主体班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著、专题三种类型的课程;参加上述三方面教学用书的编写;担任领导职务后，属“双肩挑”，做了大量教学组织和实施的工作。总之，我大半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长期工作在中央党校教学第一线。

　　采访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您侧重研究哪个方面?

　　张绪文：辩证法。我系统地研究过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比较深入地探讨过辩证思维的实质、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我对辩证法的研究，依托于经典著作，紧密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着眼于领导干部辩证思维能力的提高。

　　采访者：您喜欢自己所学专业和所从事的职业吗?

　　张绪文：当然。我钟情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博大精深，给人以智慧。我喜欢做教师，这种职业教书育人，又不断地提高和净化自己。我愿意在中央党校从教，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一起研读经典，总结历史经验，思考重大现实问题，其乐无穷。

　　采访者：那就请您谈谈如何在中央党校当教员。

　　张绪文：1978年6月，我从高校调到中央党校从教，1996年底，办理离休手续，历时18年半。退下来的时候，学校领导要我写一点教学体会。我写了一篇《党校从教十八载》的文章，登在1997年5月26日中央党校校报上。这篇文章是我在教学第一线时积累下来的感受，大体讲了以下几点。

　　第一，树立责任意识。我来中央党校，正值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观点的重申、一场哲学问题的讨论，开启了我国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年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以这次会议为标志，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的中晚年能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大环境的改变起了决定的作用;与此相比，个人的努力总是显得微不足道。

　　在中央党校从教的18年，我十分投入。这一点，自觉问心无愧。我的投入，不同于年轻时的工作热情，也不单纯是由于“工作时日不多了”所生出的紧迫感。准确地说，是对于责任的自我意识。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大变革时期，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仅此两条，就可以看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和工作的分量。况且，我所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这门学问对身负重任的领导者的特殊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一次课后，有位学员对我说：“您给我们的不是一网鱼，而是打鱼的一张网。”这个赞扬对我来说无疑是过奖了，但我确实从中得到安慰，感到一种鞭策的力量，也意识到作为一名哲学教师应当朝着什么方向去努力。

　　第二，拜学员为老师。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除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外，不少同志还是某个方面的专家，其中一部分是有理论功底的。他们智商很高，见多识广，不乏真知灼见。教师要满足这些学员的要求实属不易。我采取的办法是：拜学员为老师。先做学生，后做先生;取之于学员，用之于学员。多年来，我在学员那里花费了大量时间。我尽可能不放过任何一个参加学员小组讨论和专题研讨的机会;我带着问题向学员调研请教，同他们促膝谈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付出的辛劳得到了加倍的回报。我从学员那里得益颇多。由于我比较熟悉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疑所惑、所愁所盼，所以，我可以根据课程的要求有针对性地设计讲题、内容及重点;我从学员那里吸取真知灼见，经过消化、提炼和综合，再返还给他们。说实在话，我讲课中受到学员欢迎的内容，不少来自于学员。我从内心感谢历届学员对我的帮助。

　　教学相长，教师和学员两个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是教学的一般规律。在中央党校，由于教学对象的特点，更应遵循这个规律。一批又一批来党校学习的学员，是流动着的智力资源宝库，这是中央党校的一大优势。中央党校学员中人才济济，他们期望值高。这对教师既是挑战，又是提高的极好条件。在这所学校，教师主体作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善于开发学员的智力资源，以充实自己，并尽可能转化为与学员共享的财富。我想，这应当是中央党校办学的一大特色，是教学中的群众路线，教学中的以人为本。

　　第三，讲求授课艺术。授课是教学的重要环节。好课给人以启迪和感染，听起来是一种享受。讲课也有规律可循，因此，要讲求授课艺术。

　　一要精心设计。拿到一个讲题，首先应找准此课在整个课程系列中的位置，精心设计，合理布局。比如，怎样开头，怎样结尾，问题之间怎样衔接转折，理论阐发和联系实际的重点是什么;哪里以清楚明白吸引人，哪里以深刻思想启发人，哪里以生动事例感染人;什么地方掰开揉碎讲，什么地方一带而过。所有这些，都应心中有数。教师是自己所授课程的设计者。

　　二要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是党校的教学方针，有的放矢是每一堂课的灵魂。学员关注现实，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给以回答，他们的实践经验有待于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所以，授课必须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员的思想。理论的威力应当表现在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上，学员对理论的兴趣也是由此产生的。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功如何，在这方面所花工夫的多少，决定着一堂课的深度、力度，能否“解渴”，有无“烙印”。

　　三要深入浅出。中央党校的学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的经验不同，岗位不同，关注点不同，原有的理论基础也不尽相同。差异性大，“众口难调”，是中央党校教学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教师讲课，无疑要照顾多数。除此而外，在授课方法上，要努力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四要情理交融。理论课既要以理服人，又要以情感人。相比而言，以理服人是主要的，但以情感人亦不可忽视。“无情不成文”，无情不成课。

　　五要举例精当。讲授理论课，少不了举例。举例不在多而在精当。所举之例应是贴切的，与所说明的道理是吻合的。所举之例应是典型的，典型之例有举一反三的效果。所举之例应是准确无误的，一例失实，听者就有可能怀疑你讲述的其他内容的准确性。所举之例最好是亲身所历，包括读书看报来的，调查研究来的，而非道听途说，这样，既保证真实，叙述起来又有情有景，易于打动和吸引人。精当的例子是精选出来的，在这方面所下功夫和所收效果成正比。

　　第四，正确对待自己。在中央党校做教师，做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师，应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其中包括：扎实的理论功底、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熟悉、较为宽广的知识积累、理论结合实际的本领、清晰的逻辑思维、口头和文字表达的能力、朴实无华的气质和作风，等等。领导和学员对教师不可求全责备，教师对自己则应严格要求，注意综合素质的训练和提高。在这里，正确对待自己是至关重要的。

　　一要审视自我。文如其人，课如其人。教师可以从自己的著述和课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善于通过自己的“作品”审视自我，发现自己的长短优劣，不失为一条提高的途径。我常常听自己讲课的录音带，仔细推敲哪里过得去，哪里不大行;哪些道理讲明白了，哪些道理没有说透;结构布局是否合理，详略起伏是否得当;有无口误，语言表达新添了什么毛病，等等。一次课结束后，来自学员和同行的真实评价是十分宝贵的。在审视自我的过程中，要听得进逆耳忠言，吃得下苦口良药。对自己苛刻一点，有利于战胜自我，超越自我。

　　二要博采众长。教师讲课，各有所长。或思想深刻，或材料丰富，或逻辑严谨，或语言明快。如能博采众长，经过消化综合，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定能有很大提高。善集优者有优势。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应该打开门户，尽可能地学习别国、别地区的长处，一个人也是如此。门是自己打开的，不是别人敲开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文人相轻是一大忌。我时时警惕这一点。

　　三要练好“结合”的基本功。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重在提高认识能力，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知识的积累固然重要，能力的提高更为关键。教师讲课，无论讲原理、原著还是专题，均应在帮助学员提高认识能力上下功夫。这就需要教师具备这方面的能力。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能力，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也应是中央党校教师的基本功。没有这种基本功的教师，难以培养出具有这种基本功的学员。教师需要提高的诸多方面的素质中，“结合”能力、认识能力的提高，是最为重要的。

　　四要做人和做学问相统一。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有一个做人、做事、做官的关系问题。对于教师来说，有一个做人和做学问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教师，要把这种哲学融化在血液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凡给学员讲的、希望他们做到的道理，教师自己要身体力行，这就是做人和做学问的统一。只有如此，在众目睽睽的讲台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心里才是踏实的、自信的、无愧的。

　　采访者：请您谈谈如何在中央党校讲经典。

　　张绪文：中央党校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我讲过的经典著作有：《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在多年教学研究的基础上，2004—2007年，我给《学习时报》理论版“重温经典”栏目写了10篇文章。下面，以《费尔巴哈论》为例，我就如何把经典课讲好，谈点粗浅体会。

　　第一，把经典著作中的经典思想、经典理论讲深讲透。原著、原理、专题三种类型的课，各具特点，各有千秋。原理课理论观点全面系统，专题课现实针对性强，原著课则以讲深讲透经典著作中的经典思想、经典理论取胜。这种类型的课合不合格，对学员有无感染力，能否有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的效果，关键在此一举。没有经典思想、经典理论，不成其为经典著作。教师要在挖掘经典著作中的经典思想、经典理论上下苦功夫。

　　我给《学习时报》写的介绍《费尔巴哈论》的文章，题目叫作“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副标题是“《费尔巴哈论》的魅力”。文中说道：“《费尔巴哈论》包括丰富的内容。比如，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概括和全面阐述，关于发现唯物史观的历史回顾和重大意义的阐述，等等。如果问：《费尔巴哈论》的魅力何在?什么东西使得这部书具有一种震撼力、感染力，使人读后终生难忘?我认为是该书所深刻论述的辩证发展观，恩格斯称之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请看如下铿锵而深邃的文字：‘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的，这不是尽人皆知的普通常识吗?何以称为经典?是的，把世界看成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古已有之。古希腊有“一切皆流，无物常驻”，“我们不能两次走下同一条河”的名言;中国古代也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说法。欧洲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自然科学诸多领域新成果的出现，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发展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黑格尔成为那个时代辩证法的集大成者，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世界观的时候，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那么，什么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呢?恩格斯明确地指出：“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但是，黑格尔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方法和体系是矛盾的。方法是辩证法，发展是无限的，不能有终点;按照体系的要求则要有终点，认识、历史都如此。他的方法代表革命的方面，体系代表保守的方面，体系占了上风，方法被窒息，方法为体系服务，得出保守的结论。

　　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对我们的思想启示是什么?以往的哲学家都希望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体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矛盾。事实证明，这是办不到的。所以，旧哲学应该结束了，哲学面临着革命变革。

　　黑格尔是不可多得的辩证法大师。马克思说过：“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是头足倒置的。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对待自己学说的问题上，黑格尔形而上学了。这不能不说是这位辩证法大师、大思想家的悲剧。把辩证法奠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用发展的观点观察自然和社会，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和对待自己的学说，这是马克思哲学学派的独到之处，是以往的哲学家们无法与之相比拟的。

　　总之，如果一般地说到运动、变化、发展，那的确属于一般常识性的问题。如果放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中，放在马克思、恩格斯同黑格尔有关发展思想的比较中，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与变革的关系中，去细细地品味恩格斯的有关论述，那的确会感悟到经典思想的博大与深邃。这恐怕就是原著与原理、经典思想与一般常识的区别。

　　第二，用心处理好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际的关系。《费尔巴哈论》写于1886年，是恩格斯晚年的作品，距今100多年了。那时是蒸汽机时代，现在到了信息时代，时过境迁。这样，就有一个昨天和今天、历史和现实、当时所阐述的理论同今天的社会实践的关系。所以，课程一开始我就强调，读原著要“钻得进去，跳得出来”，“读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书，想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事”。深刻的哲理都不是只管一时一事，它的功效是久远的、普遍的。从哲学层面看，历史感与现实感本来就是内在统一的。历史积淀下来的精华，一定是对今天有启示的。20世纪80年代，中央党校一位学员深有体会地说：“《费尔巴哈论》问世差不多一个世纪了，但是经典著作毕竟是经典，它的深刻思想给予我们的启迪，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恰恰相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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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毕业于中共中央俄文专科学校。历任中共中央俄专、北京俄语学院教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学术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哲学研究》主编。1988年7月调入中央党校任副校长，1994年4月兼任《求是》杂志社总编辑。现为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期刊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第一届理事，中苏友协理事，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首任院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搞理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学有专长，不能是‘万金油’，什么都学一点，没有专业支撑，搞不好。”

　　“写文章绝对不能搞‘中药铺’，写文章就是应该像剥笋壳。笋是一层一层的，从外面一层一层地剥。写文章要从分析的角度去写，而不是平铺直叙地写。”

　　采访者：邢校长，您好!您是马克思主义名师大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科研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请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谈谈自己是怎样走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

　　邢贲思：很多同志可能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原来是学外文的。1946年我16岁，受到俄国十月革命救国思想的影响，我大学报考的是农业经济系。1949年5月，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新中国外事工作的需要，中央外事组到华东几个省市招录一批青年干部，作为新中国的外事干部。1949年7月份外事小组在上海招生，经过严格考试，最后录取了我。当时解放军南下开辟新的根据地，需要在华东特别是在上海招收一批青年分子，去东南新开辟根据地参加工作，当时张鼎丞同志号召我们踊跃参加。后来我两个都被选中了，当时的想法是哪一个先录取就去哪个。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只要参加革命队伍我都愿意。结果发榜了，我后来选择参加北上外文大队。当时中央有规定，所有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分子，必须经过华北革大学习，目的是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华北革大原来所在地，就是现在离中央党校很近的西苑机关那里。经过半年学习，1949年10月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华北革大第一批团员、党员。

　　采访者：那么您从事理论工作的历程是怎样的?

　　邢贲思：至于我参加理论工作的历程，我可以把它归纳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理论入门，主要是指我在俄文专修学校留校当教员的经历。留校后，学校先是让我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课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门课程在大学时候学过一点，但是让我讲课，困难很大。当时师哲同志就让我们到人民大学去旁听课程，听何干之和胡华老师的课，回来后再自己编写讲义，然后去讲。那时候我才22岁，这样工作了一年多以后，学校又准备给四年级开哲学课，我们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经济学比较强，马列主义基础比较强，革命史后来也比较强，唯独哲学没有人教，学校就准备抽几个人开这个课。我们向领导反映没学过，当时又是学校出面，跟马列学院联系，当时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学校选派4个人，2个学经济学，2个学哲学，到马列学院学习，学习毕业后必须回学校。最后我们4个人参加马列学院一部二班的学习。当时一部的主任是胡绳同志，所以我一开始就跟胡绳同志比较熟，他既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又是我们的老师。

　　第二阶段是打基础，主要是指在马列学院两年的系统学习经历。在马列学院一部二班两年的学习，对我帮助特别大。对一个刚刚参加理论工作，尚未入门的青年教师，经过两年系统的学习培训，提高是比较快的。当时马列学院师资队伍很强，艾思奇教我们哲学，郭大力讲经济学，胡绳讲近代史，张如心讲中00史。这么一个阵容。再加上杨献珍也亲自讲课，他重点讲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除此之外还有苏联专家。马列学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那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可以说，我对理论工作的真正兴趣是在这两年培养起来了，因为学进去了，有兴趣了。这两年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党校学习后，让我们回去教课，那水平就不一样了。

　　第三阶段是积累沉淀，主要是指在哲学所31年的学习提升经历。整整31年，有几个方面的经历和感受特别值得回忆。

　　一是继续打基础。哲学所要求特别严格，要求我们先不要着急写文章、写著作，但是一定要写笔记，读完一本书一定要写一个几千字的笔记。我写了16本。导师要求也特别严格，当时我的导师李光灿先生规定我们每天要读50页经典著作，一个星期谈一次话。导师跟我们对谈，会问我们读书后有哪些体会，哪些不明白的，哪些有收获的，谈话不是拷问式的，而是对话式的。这是打基础的一个重要方法。当时第二个打基础的方式就是到老师家开课。我记得有位温锡增先生，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讲柏克来的唯心主义哲学。温先生给我们讲课有个特点，要用英文讲，用的书也是柏克来原版的书。他当时说只能有三个人到他家学习，每天晚上两个小时。因为书只有三本，他用一本，只能借两本出来。我报名了，当时我的英文还是解放前的底子，听起来比较吃力，提问可以用中文，讲课必须用英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哲学所对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是非常到位的。

　　二是学会研究问题，学会做研究。几位老师都跟我谈，做研究工作不是写书。研究工作是研究问题，把问题研究清楚以后才能写文章、出书。几位专家都告诉我，做研究要从专题研究入手，就是你光确立一个专业方向还不行，比如搞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大，从哪里开始，从哪入手?要从专题入手，当时在导师引导下，我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入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怎么形成的，但是这个题目还是太大，还要分解，所以要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分解为若干个小课题。由大的专题分解为若干小课题，一个个研究清楚，把小课题研究清楚了，那么大的专题你也就清楚了，然后才谈得上写文章、写书。我们哲学所当时有一个好的条件，好多前辈跟我们关系很密切，既有搞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如冯友兰、贺麟、侯外庐、张岱年等，经常到哲学所来跟我们座谈;也有搞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特别是胡绳同志来得比较多。我在“文革”之前没有出书，但是我积累了大量材料，发表了很多文章，在哲学研究上有几篇还是比较有影响的，最长一篇文章有两万五千字，叫《费尔巴哈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在哲学界还是比较有影响。“文革”后我把这段时间的一些积累出了两本书，一本是《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另一本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这就是我在哲学所这段时间从专题入手学会搞研究的两个成果。可以说，我的点滴进步并不是突然来的，都是经过一定的积累。

　　三是学会写文章。写文章不仅是会写专业性文章，还要会写评论性的文章，这点前辈学者对我帮助很大。胡绳同志跟我们讲，不能光会写哲学史或者比较专门的学术性文章，作为理论工作者必须学会写评论。这对我启发很大。现在说“要以问题为导向”，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写评论员文章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就是针对当前比较突出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经过研究、思考后写出一篇评论。我写的比较早的两篇，一篇评论员文章，是1960年1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自由和自觉》。还有一篇是1962年在《红旗》杂志第19期发表的《集体研究和个人研究》，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比较大。写文章绝对不能搞“中药铺”，写文章就是应该像剥笋壳。笋是一层一层的，从外面一层一层地剥。写文章要从分析的角度去写，而不是平铺直叙地写。胡绳的文章就有这个特点，他有一个论文集叫《枣下论丛》，里面的文章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他是针对当时某个热点问题发表观点，一层一层地分析。他写的文章逻辑性特别强，一层层分析下来，真正是逻辑的力量。为什么有的理论文章不能感人?因为没有逻辑，不是那种剥笋壳的一层层分析下来，剥到最后笋尖出来了。他笋尖老早就冒出来了，这样没有味道。

　　四是我研究工作的转向，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个也是比较偶然，当时哲学所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不是太多。我们学哲学的人，还是要回归一些现实问题。所以当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我当时还是比较敏感的一个人。1978年4月9日，我发表了《哲学和宗教》这篇文章，主要批评一种倾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做是一种神学。当时影响非常大。有一种是批评的声音，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在当时确实风险比较大。文章出来后，《人民日报》的汪子嵩同志给我反映，让我有两种思想准备。我说好，没问题。他接下来让我写《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另外一位同志写的文章，就是《标准只有一个》，1000字的文章，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发表后收到很多来信，后来《人民日报》理论部的何匡同志要我写文章回答这个问题。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背景，胡福明同志发表的那篇文章，前前后后我都不知道，就是凭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理解，我觉得还是应该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这篇文章在6月16日见报的，在胡福明这篇文章之后。7月份，吴江同志在《解放军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当时人民日报出版社把这三篇文章合并在一起，作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前期的几篇重要文章。这以后各地各单位就邀请我作报告。之后的1978—1980年我写了差不多30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哲学所还有一个事情要讲一讲，就是参加大百科全书的编撰。当时国家要实施一个大工程，就是要编写大百科全书，覆盖各个学科，哲学卷当时交给哲学所。阎明复同志跟我商量，像哲学卷这样的重头戏肯定要请权威的专家来挂帅，我们商量的结果就是请胡绳同志。于是我们两个到胡绳家里请他出山。但是他给我交代一个任务，要我当常务，主要的工作由我负责。当时我是花了四年的工夫，从1982—1986年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收获很大。当时胡乔木同志要求，请最合适的专家写最合适的条目。当时没有人推却，因为都知道这是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很多大专家写出来的五百字都不到的条目，都反复地修改。有些专家虽然已经高龄，身体也不好，为了写短短几百字的条目反复地修改，精神令我们非常感动，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育。我记得是孔子的一个条目，五千个字，专家换了好几位，都是著名专家。

　　第四阶段是专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指在中央党校期间研究的转变。1988年7月，我到中央党校任职，党校六年(1988—1994年)多的时间对我帮助很大，最主要一个就是对联系现实问题的研究。党校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研究问题的重点是现实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我来了以后要适应这样一种环境，除了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以外，我研究的重点也有了变化了，重点转向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当前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以上就是我简单作一个经历的回顾，共四段：俄文专修学校、马列学院、哲学所、党校。这四段经历对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讲帮助比较大，第一段为起步阶段，第二段叫入门阶段，第三段是提高阶段，第四个是总结阶段。

　　采访者：作为一名参加工作几十年的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请您谈谈关于理论工作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邢贲思：做一个合格的理论工作者，我感觉有几个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要打好基础。基础一定要打得比较扎实牢靠，基础不牢，那就很漂浮，写文章、教学科研都是很漂的。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两段时间打基础，一是马列学院系统的学习，另一个是哲学所30年的锤炼，30年的磨练提高，打好基础后才开始研究问题，做研究。

　　第二，要学有专长。就是你要依附在一个专业上面，因为理论工作的天地那么广阔，没有一个专业作为你的依附点，很难做好。从我们的前辈来看，凡是理论上学术上有成就的老先生和同事，都有这个特点，都学有专长，比如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郭大力同志等。从我们的同辈来看，跟我们年龄资历差不多的朋友也都是那样，比如说龚育之同志，大家都知道他是党史专家，他还是自然辩证法的专家。这些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科上都有着力点，有学科作为支撑，功底就比较深厚。还有金冲及同志的近代史功底相当深厚，对毛泽东、周恩来传记的研究有很多贡献，是近代史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专家。刘国光同志是经济学专家，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学习经济学，全国解放后留苏，在苏联的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是当时经济所的所谓几大“金刚”之一。我为什么说这些呢?搞理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学有专长，不能是“万金油”，什么都学一点，没有专业支撑，搞不好。

　　第三，要经受多种锻炼。从事理论工作，需要非常丰富的社会实践，所以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好像跟现在的工作不搭界，但是对以后的发展相当有帮助。我本人就经受了很多这样的锻炼，举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我还在大学工作的时候，1955年被借调到北京市委高校工委，即后来的市委大学部，书记是蒋南翔，副书记是宋硕。我带五六位同志参加前门区大五金批发商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经历对我帮助很大，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体会比一般的学习书本文件体会要深刻。这次改造比较顺利，我们也得到了比较好的实际工作锻炼，对党的政策、思想、理论领会得比一般学习要深刻的多。

　　第四，要勤奋。这种勤奋不是一般的勤奋，是要特别的勤奋。我当时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的时候很少有凌晨一点钟以前睡觉的，年纪轻，身体也扛得住。我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上强调过三勤——勤读、勤思、勤写。写是非常重要的，把你所读所思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把阅读思考的成果用文字表现出来，这就是写文章的准备。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成果，最普通的就是写笔记，你看一篇文章后写笔记，笔记不是照抄它的内容，而是在领悟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好处太大了，我自己受益很多。我是养成了这个习惯的，坚持写笔记，笔记写得好，就可以成为一篇文章。

　　第五，要有正确态度。理论工作确实比较重要，在整个意识形态里理论工作是“管总”“管头”的。对理论工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政治思想的要求，比其他领域的人员要求要高。党校对干部、对老师的要求比一般高校要高，这是党校的好传统。

　　采访者：作为老党校人，您对党校、对党校的青年教师有哪些希望?

　　邢贲思：我在党校工作那么多年，对党校的感情是很深的，作为老党校人，对党校、对年轻的老师，我也有几点希望：

　　第一，对党校的希望。我认为党校现在形势很好，有中央的关怀重视。中央高度重视党校工作，人才济济，团结奋进，教学科研工作比我们当时要高出一大截，水平比我们有很大提高。但是我觉得有两个方面要注意，一是保持好的传统，不要隔断历史。我最近看了刘云山同志讲党校姓党的讲课稿，很全面很系统。好的传统一定要继承下来，重视党性修养，重视严格要求。二是党校在教学科研中始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搞理论不能脱离实际。延安时期，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党校的校风，要继承和发扬。

　　第二，对青年教师的希望。这里只强调八个字：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志存高远，就是说永远不要满足现状，党把我们放在这个岗位上，力求做到更好，没有最好。理论工作没有止境，前辈学者也有缺点和不足，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谈何容易，我们花一辈子来做都不一定做得好，对自己要有高标准高要求。脚踏实地，千万不要学习学术明星，要能板凳坐的十年冷。你要在这个岗位上做一点事，出一点成绩，绝非容易的事情。这要经过多少年的辛苦，多少年的夜不能寐。学无止境，一定要踏踏实实地甘于坐冷板凳，才会有更好的成绩。

　　(访谈整理：冯秋婷 陈远章苏敬装 路 也)

　　1965年至197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辽宁省清原县工作。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5年至今在中央党校工作，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7年至1988年赴莫斯科大学进修。历任中央党校经济管理教研室副主任、校财务室主任、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育长等职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党校，特别是党校的各级领导和教员，必须首先自己要信仰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无论何时何地，不管在社会上出现什么思潮，都要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这是党校之所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出路。”

　　“在党校的教学和科研中，通过各种方式实行教员与学员相结合，就是距离最短的调查研究，就是最密切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这一优势、利用这一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优势。这不但可以真正实现教学相长，而且对于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不断的理论创新都具有重大意义。”

　　采访者：李老师，您好。您研究生毕业后就到中央党校工作，见证了党校的变化与发展，可以说是党校发展的亲历者。请您先谈谈这么多年来对党校的发展变化的一些体会和感受。

　　李兴山：1985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中央党校工作，至今已30多年了。这30多年是中央党校复校以来大变化、大发展、大提升的一段时期。

　　所谓大变化，主要是指校园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校园湖光山色、亭台楼阁更加美丽了;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都进行了翻建或新建。特别是最近又矗立了几座领袖和优秀干部典型的塑像，使整个校园更加有了灵气和文化气息。

　　所谓大发展，主要是指教学科研的发展和改革。现在教学规模大大扩展了，学员人数增加了，班次增多了，教职员工队伍壮大了。教学内容除了进一步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学以外，还涉及法律、管理、文史、国际政治、社会学等学科的内容，与此同时，教学方式和手段也更加多样化、现代化了。

　　所谓大提升，主要是指中央党校这些年国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国际声望和影响力的提升。过去中央党校不挂校牌，对内是保密单位，对外是神秘地方。现在“中共中央党校”的牌子立在学校的大门口，在国内是培训和轮训党的中高级干部包括省部后备干部和县委书记的主阵地，在国际上成了许多国家元首和知名学者向往来访的地方。目前中央党校出国访问或进行学术交流大大增加，对外开放不但开阔了教员的世界眼光，也大大促进了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

　　采访者：当好中央党校的教员非常难，对知识和能力的要求非常高，对于如何当好一名优秀的党校教员，您肯定有许多感悟。请您结合人生经历，谈一谈感受和体会。

　　李兴山：当好一个教员，特别是当好中央党校的教员，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我的体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教师的岗位是神圣的，真正当好一名教员是不容易的，要有较高的政治修养、道德修养、学术修养，对如何做人也比较讲究。党校的教员还担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培训党的中高级干部的使命，要求还要更高一些。当好一名教员，首先要热爱这个岗位，感到光荣和自豪，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第二，要勤奋读书、刻苦钻研、善于思考，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党校教学涉及面比较广，学员带来的问题也各种各样。因此，党校教员不仅要钻研自己的专业，某种程度上还要博览群书。读书后还要善于思考，死读书不行。那么，应怎么读书和研究呢?我的体会是要能“钻得进、出得来”。所谓钻得进，就是读书要能深入进去，要真正理解书中的含义，不能大致浏览，不能只学语录、断章取义。所谓出得来，就是不轻易相信哪本书、哪个学派的观点，而是要综合分析、全面思考、取长补短、为我所用。打铁还需自身硬，教学还需要自己多学习、先学习、深学习，这样才能有过硬功夫。

　　第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特别要多搞调查研究，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科研是教学的保证和基础。党校的学员跟大学很不一样，他们既有较高的学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果你不能理论联系实际，或是联系实际不够，只泛泛讲一些空洞理论，或者讲一些他们比你还知道得早、知道得多的事情，他们就会不以为然。所以在党校讲课，必须要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而且还要有通过亲身调查研究所得出的具有个人创见的东西。这样不但有利于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使课堂教学有血有肉、生动活泼，而且也有利于理论创新。

　　第四，要有较高的党性修养，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多年来在讲台上讲课，基本上没有听到学员反映说我讲课过于死板或者思想不解放，也没有听到有人说我讲课出格，背离中央精神。相反，他们认为我还能讲一些真话、实话、有用的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始终坚持“党校讲课有纪律”的原则，同时坚持“两话”：一是听党的话，二是讲自己的话。听党的话，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校姓党原则，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讲中央精神不曲解、不走样、不乱发挥、不哗众取宠。讲自己的话，就是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精心备课，把对中央精神的理解和认识，用自己的话讲出来，不念文件，不念报纸，不道听途说，也不念讲稿。实践证明，把这“两话”有机结合、同时做到，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会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采访者：您在党校工作和生活了那么多年，肯定经历过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和往事，您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

　　李兴山：来党校这么多年，要问我深刻的经历，刻骨铭心的不多，记忆犹新的事情倒是有几件。

　　比如，第一次走上党校课堂。那是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课，内容是现代管理理论。这次课之所以至今记忆犹新，不仅是因为我第一次走上中央党校主体班的课堂，而且管理课是中央党校新设的一门课，能否一炮打响、站稳脚跟，这次课也至关重要。为了讲好这次课，我进行了精心准备，参阅了十几本国外管理名著及其他材料，作了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最后形成了近两万字的讲稿，然后反复熟悉，反复琢磨，并且还作了录音，反复地自听自改。由于管理科学在国内是改革开放以后兴起的一门新学科，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和成熟的理论体系，大家还都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我把中外管理理论的产生发展，总结和归纳出了“四个阶段”“两条主线”“三次革命”“五个演变过程”“十多个主要学派”的概况和脉络。学员们听了既感到简要清晰，又觉得新鲜有用。更没有想到，当时分管教学的苏星副校长听了这次课。他事先没有打招呼，一直坐在后排听，我也没有发现。他对这次课还比较满意，给予了充分肯定。

　　再比如，我在经济学教研部工作的9年经历。1995年6月我被任命为经济学部主任。在经济学部工作的9年，我主要抓了三件事。

　　一是抓部风建设。我在经济学部工作，始终坚持这样一个信条，就是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凡是涉及荣誉、待遇等争名争利的事，一律不伸手。可以说，我在经济学部工作不但是以“身”作则，而且是以“心”作则。

　　二是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第一，解决讲课念讲稿的问题。讲课念讲稿，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却有复杂的原因。有的可能是备课不认真，对所讲的内容研究不够、熟悉不够、融汇贯通不够;有的可能是讲课怯场，当着众人的面怕讲错话，等等。由此可见，讲课念稿，是既可以综合反映一个教师的讲课态度问题，也可以反映他们的心理素质、知识水平、经验能力问题等。因此，从解决这一问题入手，要求教员讲课不念讲稿，实际就是要求他们提高讲课的综合素质。这些素质提高了，教学质量也就提高了。第二，解决课件上课堂问题。2000年，已经进入21世纪，电脑已广泛运用了，全校讲课写板书基本上还是靠黑板。经研究，我们作了一个规定：从新学期开始，凡是55岁以下的教员，讲课必须要用课件。之所以规定55岁以下，是因为我当时刚好近55岁。就这样，经济学部成了全校第一个课件集体上课堂的单位。第三，实行竞争上岗。为了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我们决定在全部教学中引进竞争机制，即实行竞争上岗。

　　通过以上改革，全教研部的教学质量得到了全面提高。在之后的全校教学质量评比中，多次排名第一，始终走在前列。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批批年轻教员也经受了严格的锻炼和考验，得到了不断的进步和成长。

　　三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夯实科研基础。回顾我在经济学部工作的9年，对调查研究是非常重视的，也曾亲自组织过多次较大型的调查研究，其中成果比较明显、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以下三次。

　　第一次是1999年的山东国企改革的调研。当时我们在山东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和安排下，走了全省的9个地市、9个县区、30多个企业，最后形成了《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之路》的调研报告。报告全面总结了山东省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和具体做法，并对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山东省委专门召开常委扩大会，听取了我们的调研汇报，对调研报告给予了很高评价。之后，该报告又上报中央，成为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的重要参考材料。

　　第二次是2001年的浙江省民营经济调研。我们先后走了杭嘉湖和温台等地区，深入到几十家民营企业，与当时全省一些著名企业家座谈，最后形成了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的调研报告。报告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性质、特点、原因、运行机制及重大意义等，进行了全新的分析和阐述，提出浙江的民营经济实质上是民本经济等重大论断。浙江调研及其所形成的调研报告，得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更为重要的是，浙江经济调研丰富了我们在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内容，我们进而编写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的教材，至今还在应用。

　　第三次是2005至2006年的江西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调研。当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刚刚在福建、江西等5个省开展试点不久，我们应邀到江西省进行了调研。调研中，我们深入到林区县、乡、村并走访农户，对林改的详细情况进行了解，最后写出了题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突破》的调研报告。2006年6月，这一调研报告以《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报告》的形式报送党中央。中央领导很重视，并将这一报告批转到国家林业局。2008年6月8日，中央正式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于是这一改革便在全国迅速展开。可以说，这次调研的最大收获，就是事先在没有任何授意的情况下，主动积极地为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开展起到了摇旗呐喊的作用。

　　采访者：您在党校工作30多年，一直都工作在教学一线，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请您谈谈党校的治学特点和规律。

　　李兴山：我认为，要把握党校的治学特点和规律，必须讲两句话：一是党校姓党，二是党校是培训轮训党的领导干部的学校。从上述认识出发，所谓党校的治学规律，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是办好党校的重要保证。纵观近30多年，中央党校各个方面之所以得到很大发展，主要是因为党中央对党校工作越来越重视。例如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主要领导人经常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中央的一些主要研讨班经常在中央党校举行以及中央定期召开党校工作会议等，都大大提高了党校的地位和声望，促进了党校的发展。

　　第二，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办好党校的根本出路。党办党校的根本宗旨，就是要对党的各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教育，同时进行党性锻炼。因此，党校教学必须以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为主课，否则，就会偏离方向，党校就不成其为党校。党校，特别是党校的各级领导和教员，必须首先自己要信仰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无论何时何地，不管在社会上出现什么思潮，都要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这是党校之所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出路。

　　第三，教员与学员结合是党校教学科研的最大优势。党校每学期入校进行培训和轮训的学员都是全国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这些学员有丰富的阅历和工作经验，有的还是某行业的学者和专家，这是一般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所不能相比的。这就是党校教学科研的优势之所在。实际上，在党校的教学和科研中，通过各种方式实行教员与学员相结合，就是距离最短的调查研究，就是最密切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这一优势、利用这一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优势。这不但可以真正实现教学相长，而且对于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不断的理论创新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由于这一优势可以说是党校所独有的优势，因此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还会为打造党校品牌、突出党校特色、塑造党校形象、提高党校声望，发挥独特的作用。

　　第四，人才强校，特别是教师人才强校是办好党校最关键的工作。对于教师人才的培养，不仅要对他们提出各种要求，而且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待遇，特别是要尽量为他们提供宽松良好的成长条件，使他们始终充满信心和希望，从而甘心和敬业于教师岗位。当然，我说的人才强校，也包括行政后勤队伍的建设。正像我经常所说，办好党校需要两种英雄，一是有名英雄，二是无名英雄，二者都必不可少。

　　采访者：中央党校作为党的最高学府，承担着重要使命。您对中央党校的精神、气质有怎样的理解?对年轻教师有什么建议?

　　李兴山：对于党校到底要有什么精神，我们可以从各方面概括，比如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等等。但是千条万条，我想只概括为一条，这就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精神。真理标准讨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品质和精神，也体现了共产党员的正气、骨气、志气和朝气。

　　至于对年轻教师成长的建议，我只说两句话。这两句话既不是新话，也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我多年的切身体会。

　　一是时间过得很快，人生最为宝贵的财富是年轻。这句话虽然人人知道，但如果不到老年，真正体会和意识到的人并不是很多。年轻是财富，也是岁月，它既不能停留，也不能储存。如果不知道珍惜，甚至虚度年华，转瞬到了老年才真正认识到，那是无法亡羊补牢的。为此，我对年轻教师成长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定要珍视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是美丽，年轻就是希望，年轻就是未来。年轻是人的一生最为宝贵又是最经不起浪费的资源和财富。

　　二是教师是一个光荣而神圣的职业，但当好教员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之所以说不容易，关键就在于教师乃是为人之师。而为人之师，就要处处为人当表率、做榜样，就要为人传道、授业、解惑。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苦修、苦学、苦干。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是要误人之弟的。

　　除此之外，当好教师还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受得住清苦，经得住各种诱惑。现在的有些人做学问、搞教学有时急功近利，有些浮躁情绪。创新特别是理论创新，是很不容易的。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是真正的理论创新，但这部伟大著作的问世，花费了他40多年几乎是毕生的精力，而且是在生活贫困、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情况下完成的。美国的“管理之父”泰罗只活了59岁，但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建科学管理论，仅金属切削一项实验，就用了长达26年的时间。他利用自己亲手摸索的大量数据，制定了自机器工业产生以来的第一部操作规程，由此也大大促进了传统工场手工业的经验管理向现代大机器工业的科学管理的转变。我想，真正要做学问、搞创新，就应该有这种精神、有这种耐心、有这股韧劲。任何试图轻而易举、妙手偶得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采访整理：赵 杰 苏敬装)

十分经典，赞赏，句句到位

讲得很到位，很有感触的，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经典永恒，一定要处理好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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