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重视三个问题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截止目前，已有10多个省市推出综合性改革方案或具体改革专项，相关政策措施渐次展开，成效初步显现。但有些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有的地方还没有有力行动起来，有的工作还抓得不够精准。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性”话题，笔者认为当前有三大问题亟需关注，应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产能“除旧迎新”应注重“去要有章法、补要循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靠走追赶型路子，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随着这轮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特别是我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已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实现“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从全国各地推进情况看，一些地方有认识不清、路径偏差的情况。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化解过剩产能的盲目性。现阶段，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是我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致命伤，去产能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但从各省市制定去产能的指标看，已远超国家预期目标，折射出一些地方政府的变异行为：习惯于行政命令，忽视产业发展规律，一味加高去产能指标；虚报或修饰指标，为今后产能上量预留空间；罔顾去产能过程中的负外部性，导致职工安置不当、企业逃费债务等问题。
　　培育新产业的冲动性。对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违背规律大干快上，低水平重复建设，照样会出现与传统产业一样过剩的情况。这几年，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风起云涌，出于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的迫切愿望，很多地方不顾产业基础和配套条件，盲目“铺摊子”，致使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面临市场趋于饱和的状态。
　　“除旧迎新”必须讲经济学原理、讲辩证法，核心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市场主导的领域，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替企业决定发展什么、搞多大规模；对生产过剩、经营困难的国企，该停工的也得停工。而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应当掌握好三个平衡：一是在行业基本面上，要懂得市场竞争法则，如果行业过剩10%—20%，这是优胜劣汰的需要；一旦过剩超过20%甚至30%、50%，就会泥沙俱下，出现整体性亏损。二是在控制过剩产能上，要更多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严格把控环境、能耗、安全、质量技术等标准，从源头上堵住新增过剩产能。三是在培育新产业上，要自觉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改变过去凯恩斯主义那套“强刺激”的做法，多采用产业引导基金等市场化方式来支持。
　　消化房地产库存既要重“存量端”，更要重“增量端”
　　房地产去库存，一头连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头连着老百姓的安居梦想，牵一发而动全身。以人均一套住房为标志，在2013—2014年，我国房地产已出现长周期拐点。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结构性问题突出，区域性分化严重：商品住宅与商业用房库存量都很大，约各占一半，且商业用房的高库存还没引起绝大部分省市的足够警觉；一二线城市供给不足与三四线城市库存高企并存，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回暖，三四线城市并未反弹。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存量端和增量端双向发力，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同步施策。
　　在存量端，要尽快解决好供需结构、区域结构、产品结构三大累积问题。应采取“五个一批”的办法：一是通过商业用房发展众创空间等业态“调整一批”，二是购买商品住宅用于拆迁安置和棚户区改造“消化一批”，三是通过精准的房地产金融政策“撬动一批”，四是推动商品房降价“刺激一批”，五是发展专业化商品房租赁市场“转换一批”。
　　在增量端，要“防、放、控、引”并举。一是在根本上，要防止政府“炒地”、资本“炒房”。调整中央和地方房地产征税权限，扩大中央征税权限；严格财政预算管理，控制土地出让金在政府性基金中的占比；扩大房地产税试点，增加持有环节成本；科学调控住房贷款按揭比，绝不能用加杠杆的办法去库存，更不能搞“零首付”，以致于推高杠杆而产生更大的泡沫。二是在战略上，要放手发展一批大城市。按城市经济理论，大城市投入产出高、综合配套齐、吸纳能力强，只要规划建设搞到位了，也不会出现大的“城市病”。反观小城镇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点多面广，效费比低，综合配套差，对农民工的吸引力明显不足。因此，应加快培育一批100万级人口大城市，如果全国有500个，则可集聚5亿人，会创造出巨大的房地产市场需求。三是在规划上，要加强源头指标管控。按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可遵循人均100平方米规划城市建成区、人均30平方米控制商品住宅开发总量、每2万元GDP配置1平方米写字楼、每2万元社零总额配置1平方米商铺、将房地产投资控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商品房楼面地价控制在当期房价的1/3左右等指标，避免摊大饼、粗放式扩张。四是在制度安排上，要增强新市民进城意愿。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核心是农民工买房、租房的钱从何而来？可推广重庆的“地票”交易制度，农民工通过复垦农村宅基地形成“地票”，一般每户可获取10—20万元的增值收益，解决购房租房、子女入学等基本门槛问题。
    去杠杆既要治标，更要治本
　　杠杆是“以小博大”的工具，适度的杠杆可以促进发展，高杠杆、坏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带来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一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二是产能过剩行业加杠杆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杠杆不足并存，大型企业杠杆率高“大而不能倒”等问题突出。三是金融体系并非围绕实体经济创新服务，而是热衷于“自我循环”搞高杠杆产品，相互跨界叠加，大大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以上这些风险，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背景下，特别是实体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和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背景下，已经集中显性化，必须高度警惕。应充分考虑行业、区域、企业的各自差异，既要治标，更要治本。
　　健全市场化股本补充机制。帮助企业增加股本融资，是当前降低企业负债率的战略性措施。一是搞好股权基金投资。如组建10万元的股权投资基金，并按市场化方式投入到各类实体项目中去，就可以使企业负债率下降。二是健全股市基础性制度，使其尽快恢复并增强融资功能。这样两个“轮子”一起转，能够解决投入有效供给的问题，并通过资金链匹配创新链、创新链匹配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优势产业发展和落后企业淘汰，会比政府人为地调控项目信贷和信贷资源更管用。
　　加快PPP模式改革。这是降低和优化政府性负债、引导社会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手段。推进PPP项目，关键不在于项目包装与撮合上，而在于投资收益平衡上，要让社会资本有合理的回报。应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原则，分类设计好PPP操作路径，比如，对完全市场化项目通过经营收费平衡，对具备价格调整空间项目通过调价平衡，对免费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通过政府采购平衡，对地铁等大投资、低收益项目通过加盖物业等土地资源平衡，对高收益项目设定投资回报上限，等等。
　　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无论是“避实就虚”，还是“自加杠杆”，都与现行“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有莫大关系。随着混业经营和产品创新的加快，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并存，极易引发监管套利，形成监管割据。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主要经济体都在反思和重塑金融监管体制，不约而同地指向“双峰监管”。为防范我国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亟需重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实现金融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一体化。
　　（作者系重庆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徐永德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