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说群众语言到底是怎么个问题？

" 不会说话是表象 "

【三谈】群众语言的问题性质

作者

余爱民

先讲个故事——
某机关干部下乡调研，走进村民小组长家，开口便问你们小组的GDP是多少，小组长一脸茫然，他老婆从厨房里跑出来“救场”，说鸡的屁股不知道，牛的屁股知道，本小组还剩五条牛十个屁股，反过来弄得干部一脸茫然。另一个机关干部下乡蹲点，给村里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作报告，先讲“重大意义三个必要性”，再讲“当前工作四个着力点”，后讲“纪律要求五个不允许”。讲了半个小时取下眼镜一看，人都快跑光了，只剩一个老大娘，眼睛直直地看着他，他很感动也很敬佩地说：“你是这个村里觉悟最高的群众！”老大娘说：“我的觉悟不高，你坐的高脚椅子是我家的，我要带回去！”搞得那干部瞠目结舌。这样的故事还不少呢。身边确实有这样的干部，“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这样的干部下基层，不但没有用钥匙打开群众心庭的大门，反而推了一车土，堵在群众心坎上。

今天继续谈谈群众语言，谈问题。

1不会讲群众语言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有句俗话说，“为人不当官，当官不一般”，什么不一般，首先是说话不一般，喜欢说官话、打官腔。我们不妨留心一下报纸、电台、电视，或者会议、文件、材料，听听或看看领导干部作报告写文章，究竟还有多少群众语言。有些报告洋洋洒洒上万言，找来找去却找不出一句群众语言，甚至没有一句让老百姓感到熟悉而亲切的话，老百姓嘲讽为“清一色的官腔官调”。

与此相连的另一种现象，有的领导干部发表讲话和文章，习惯“引经据典”。喜欢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么说，再不就是亚当·斯密和凯恩斯怎么说，这当然需要，尤其需要前者，因为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在于只有这种“一边倒”的引用，却没有另外一种引用，也就是从来不去引用山区农民怎么说、下岗工人怎么说、困难职工怎么说。好像觉得只有引经据典才显得学识渊博，才见得功夫水平；觉得农民和工人的话没有份量，甚至认为不合领导身份，不入文章风格。这有点像我们有的人总喜欢炫耀有几个富亲戚而从来怕提自己还有几个穷亲戚一样。很多机关工作的同志都有这样的经历，参加报告和文章的讨论修改，总会有人特别地把报告或文章中的十分难得的几句口语“揪出来”，“更正”成书面语言，甚至调查报告中都不容许出现这样的口语，好像群众语言成了“眼中钉”和“肉中刺”似的。

这样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群众说得好，你打你的官腔，咱老百姓不跟你搭腔还不成吗？有的同志会说，我的讲话和材料本来就不是给老百姓看的，老百姓也看不到。于是，仕途讲话和文章就这样理直气壮地把群众语言拒之门外，民话和官话中间砌起了一堵墙。久而久之，这些领导干部就由不愿说群众语言到不会说群众语言了。就有了这样的现象：这样的领导干部，与农民说话说不亲切，与工人说话说不拢来，与市民说话说不随和。对这种“话不投机”的现象，群众用一句歇后语讽刺叫做“戴斗篷接吻——亲不到一块” 。

即使是干部对着干部讲，干部写给干部看，又有多少干部是被吸引着去听去看的呢？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写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前，用2个月时间听30多个部门汇报，毛泽东习惯对汇报进行评点，他把听那种枯燥的汇报比作坐牢，甚至“比坐牢还厉害”。我想我们那些经常开会听报告的官员肯定有类似的“痛苦感受”。经常有报载某地“严肃会议纪律，对听会打瞌睡的就地免职”，光治台下有什么用，为什么不检讨台上呢？听的打瞌睡固然不对，但讲的就没有责任吗？你的讲话不中听，人家当然要打瞌睡哟。我这不是鼓励开会打瞌睡，而是说作报告写文章还是要讲究一下语言艺术，百姓语言会平添讲话和作文的魅力，甚至平添你的人格魅力，这更是工作需要，党的事业需要。

2讲不讲群众语言实质是党的作风问题

领导干部不会说群众语言，有的是经历问题，有的是水平问题，有的是感情问题，都是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做群众的工作，即使是做干部的工作最后还是通过干部做群众的工作，不会用群众的语言讲话，便容易造成语言障碍，形成感情隔膜，最后影响工作效率。跟群众打交道，说群众话，群众一听就觉得亲切，就会拿你当“朋友”，至少认为你“够朋友”。有了这种亲切感和朋友味，我们就好跟群众打商量，且不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至少“有话好说，有事好办”。而常常面对群众讲些大而空的套话、官话甚至废话，群众一听就“见外”，就“敬而远之”，久而久之群众自然也就懒得听他讲话，久而久之可能会被群众抛弃。说大一点，这是一个事关革命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的严重的问题。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此有非常多的精辟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少数干部不会同群众说话，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其实，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不会说话是表象，本质还是严重脱离群众。”

3说到底还是个文风问题

毛泽东在领导延安整风时，提出要整顿文风，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 他还引用了季米特洛夫的一段话——“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邓小平同志一九九二年南巡讲话时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太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也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

很多人认为，现在新的党八股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党八股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这话可能过激了一点，但问题确实很严重了。就说领导干部的报告，我认为就有四大通病：一是长。报告越来越长，一讲就是老半天；标题越来越长，短的十几个字，长的几十个字，报纸要登两三排；句子越来越长，几十个字、上百个字才能完成一句话，“一句话念完要换几口气”。二是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政军民工农学商，事事说到，唯恐漏掉，好像那事不讲就是不重视，讲少了也是重视不够。（其实，除了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需要全面部署外，一般的讲话何需面面俱到呢？） 三是套。开篇要有套话，结尾有套话，段落承启要套话；下级照着上级套，今年照着去年套，部门照着党政套；千篇一律、万讲一样，全国统一，多年无二。四是空。有事也要说一段，无事也要说一通，看起来每句都正确，想起来大多不管用。——“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全国“两会”上，有个政协委员严厉地批评这种“新八股文风”，8分钟大会发言赢得9次掌声，说明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共鸣。改变八股文风，要下多方面的功夫，改造八股语言，引进群众语言，是一条路，正所谓“以百姓话之长，治党八股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