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官

  盘点2014年老百姓关注之最，当数党中央始终保持惩治不廉洁的高压态势，强力反腐、频频“亮剑”，使一批大大小小的贪腐官员应声落马，让世人振奋、百姓称快，同时也印证了一个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着力依法治官。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官。我国早就有“清流必先正源，治国必先治吏”的说法。清初政论家唐甄在《潜书》中写道：“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而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同志也有一段关于依法治官的重要谈话：“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只有为官员的公权力带上“法律的镣铐”，才能使国家机器的运行处于法律规定的秩序之中，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从构建依法执政新常态的宏观层面，对依法治官进行了部署。具体到操作层面，我认为要把握住四个环节。

　　其一，让官员在“制度的‘笼子’里用权”。被查处的贪腐官员，如蒋洁敏、李春城、刘铁男、季建业等，手里都握有重权，而且自由裁量权很大，权力被无限扩张，私欲也被无限扩大，结果坠入不廉洁的深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将现有的“笼子”用起来，特别要将那些在“笼子”外运行的权力收进去；同时将那些“牛栏关猫”式的“笼子”补严、补细，明确权力清单，厘清权力边界，坚决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笼子”，限制权力扩张，防止权力滥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运行的“弹性空间”，铲除暗箱操作的土壤。

　　其二，让官员在“监督的‘聚光灯’下工作”。据报载，国家发改委窝案涉案金额超千万元的有6人，其中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最近，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被查，在其家中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分析魏鹏远、马超群之流的贪腐之路，绝不是短期所为，而是有一个长时间的发病过程。但是为什么没有被及时发现和查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监督，致使其昏昏然、飘飘然，“老子天下第一”，忘乎所以，为所欲为。构建权力监督体系，要突出重点领域、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如把管钱、管人、管物、管项目审批的部门和岗位，把那些容易滋生不廉洁的公共投资、土地管理、矿产资源开发、垄断行业等重点领域作为监督重点，实行全方位、立体式的“聚焦”监督，切实有效地预防和遏制官员贪腐问题的发生。

　　其三，让官员在“公开的‘透视镜’前显身”。贪腐行为具有隐蔽性、复杂性、潜伏性。印度诗人泰戈尔有句名言：“有的鸟原本应该飞得更高更远，但由于翅膀系上了黄金，便再也飞不起来了。”但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贪腐官员一边索贿受贿行贿，一边被带病提拔、飞黄腾达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贪腐官员的有关信息公开透明不够，成为“隐身人”。他们平时道貌岸然，不显山不露水，但家里现金大量存放，房屋车辆等财产数量惊人。对这类“隐身人”，最好的药方是利用“公开”这个“透视镜”，通过官员财产公开、行政审批公开以及媒体、群众举报等，让其现出原形，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

　　其四，让官员在“法纪的‘利剑’下自律”。法律和纪律是高悬在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据记载，解放初期，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召开之前，曾有党内的老同志找到毛泽东同志说情，希望不枪毙刘、张二人。毛泽东同志则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改革开放以来，反不廉洁的教育不能说抓得不紧，反不廉洁的规章制度不能说定得不多，但为什么一些贪腐官员的胆子越来越大，涉案金额动辄上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一个重要原因是法纪这把“利剑”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让贪腐官员产生了侥幸心理。因此，依法治官要充分发挥法纪“利剑”的威力，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以“零容忍”态度惩治不廉洁，坚决做到不论什么人，不论职位有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必须受到严厉惩处，让各级官员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作者：刘忠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