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舆商”应对“舆伤”

    “舆商”是继胆商、情商、智商之后又一种新型的领导智慧和领导艺术。当信息以爆炸的态势呈几何式快速增长之时，如何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世界开展有效的舆论引导，甚至做到化解危机，这就需要有较高的“舆商”。而所谓“舆商”，正如有人所说，就是“树立正确观念，应对媒体和公众舆论考问，并恰当地发表见解，理顺舆论话题，优化公共关系的智慧和能力”。然而，现实却是，“舆伤”不断，这就需要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舆商”，以“舆商”应对“舆伤”，否则在新媒体时代真是“伤不起”。

    新媒体时代的“舆伤”与“污名化”
　　在信息和舆论奔流的新媒体时代，舆商已成为领导干部“数字化生存”必备的智慧和能力。然而，面对骤然放大的舆论表达权，不少领导干部却不断被舆论“灼伤”和“污名化”。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领导干部自身的原因。迅捷的信息传播正在改变着现实的政治生态，也正日益瓦解着传统的生存空间。站在信息快车道上的领导干部，如果自身舆论引导能力不足，就难以避免“舆伤”现象。正如同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新媒体的涤荡正在摧毁和扫除那些对新生力量无招架之力的、因缺乏工业生活背景或习惯而丝毫不能缓解这股冲击势力的社会和文明。”社会学家塔尔德也因此告诫人们，不能对舆论掉以轻心。在强大的舆论场面前，领导干部唯有不断提高“舆商”，才可能避免陷入舆论漩涡，才可能防止“舆伤”。
　　同时，由于一些官员不洁身自好，在便捷的新媒体时代很容易引发整个官员群体的被“污名化”，领导干部遭受“舆伤”也就在所难免了。在网络喧哗的背景下，富豪、明星、医生、警察、城管等等，常常容易被标签化和“污名化”。由于这些群体中某些人的一些负面事件或问题的发生，通常会逐渐导致整个群体被“污名化”。在“全民焦虑”的今天，官员群体被“污名化”也是司空见惯的，甚至官员已然成了普通民众缓释精神压力的一种有效方式，而新媒体为官员“污名化”提供了高效的载体。一些官员的自身不正，以及他们对公众生活过多的、不加克制的干预，经过社会放大站和舆论放大站的不断放大，会激起一阵阵涟漪效应，由小及大几乎波及到官员所属的整个群体，引发舆论对官员群体的“污名化”。这也使得无论官员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从而陷入“塔西佗陷阱”，领导干部“舆伤”不断。
　　新媒体的多重特性。新媒体具有交互性和跨时空的特点，这大大改变了传播状态，实现了由一点对多点向多点对多点的巨大转变。新媒体已经成为效率最高、范围最广、人数最多、速度最快的传播手段。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的传播广泛性、自由性是空前的。畅通的舆论通道与开放的舆论环境为信息传播和思想交流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正如有人所说，“通过完善的交通工具和远距离瞬间的思想传输，各种公众得到了无限延伸的可行性”。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新媒体的舆论传播也会出现碎片化、非理性、“群体极化”等负面特征。新媒体的匿名性以及无孔不入性，使得舆论具备隐蔽、强大和强制的力量，也具有鼓励性、煽动性和破坏性。一些人通过手机、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扩散“情绪型言论”，造成“群体极化”，甚至引发网上群体性事件。面对网上舆论的复杂性、多变性，如果领导干部不深入把握新媒体的多重特性，依旧照管理传统媒体的思路，采取封、堵、躲、压等落后手段，就可能引发民众对政府和领导者自身的“媒体审判”，领导干部最终遭受凶猛的“舆伤”也是不可避免的。

    提高“舆商”的几点思考
　　在新媒体语境下，领导干部要有效地消解“舆伤”，就需要拥有进退得当的舆论博弈能力，不断提高“舆商”。
　　一是累积廉政资本，实现廉政领导。“舆伤”的内在原因是与领导干部自身的实际言行和道德生态密不可分的。如果领导干部能够做到廉洁自律，洁身自好，被舆论“灼伤”和“污名化”的机会也就大大减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廉洁能在无形中形成不令而行、不怒而威的影响力，展现出强大的廉政领导力。廉洁还是一种软实力和竞争力，它既影响到领导者的领导力高低，还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如果领导干部始终做到心系国家、情系群众，在自己的工作中强化廉政意识，践行群众路线，做到廉洁公正、勤俭朴实、清廉无私，那么反而能够通过新媒体这一工具，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可以说领导干部的道德生态是“舆商”的内在支持。倘若领导干部能够做到以勤政成就事业、以廉洁凝聚人心，不断累积廉政资本，实现廉政领导，就能够不断提高政府和官员的公信力，从而打破“塔西佗陷阱”，消除“舆伤”的内在根源。此所谓“治事宜勤，操守宜廉，行军宜爱民，说话宜诚信。四者缺一不可，无以官大而忘年之也”。
　　二是着力媒体沟通，优化公共关系。当“舆伤”汹涌而至时，高效的媒体沟通能力有助于理顺舆论话题，化解危机。信息通道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一旦有舆论事件发生，如果领导干部无法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场合应对媒体和公众舆论的考问，进行有效的沟通，任由小道消息挤占信息通道，“舆伤”就会蔓延，乃至招致更大的危机。有效的媒体沟通要求在提供真实信息、加强公众保护和避免过度焦虑三者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点。新媒体沟通成功的关键还在于信息能够从信息源及时、透明、有效地通过多种渠道向接受者传输，力求将信息损耗降低到最小值。信息披露的时机会影响到媒体沟通的效果。应根据舆情的关注点，主动设置议题，迅速发布事件调查的实时信息。信息提供得越适时、越透明，它就越可能对媒体沟通产生重大的正面影响。另外，领导干部应当切实做到真懂新媒体、善用新媒体、会管新媒体，善于理顺公共关系，善于与新媒体打好交道，引导新媒体传播正面声音。
　　三是积极主动，树立正确观念。置身于新媒体这个巨大的信息池内，作为领导干部，应该转变观念，实现思维创新，依法治理网络空间，变“封”为“疏”，变“堵”为“导”，变“应对”为“善对”，变“被动”为“主动”，充分尊重新闻规律，善待媒体，巧用媒体。应当充分认识新媒体的特征和功能，扬长避短，学会借力打力，使新媒体成为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阵地。要巧用新传播媒介，甚至利用舆论化解危机，最终实现转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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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西佗陷阱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公元55～120年）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塔西佗曾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此外还先后做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在谈论执政感受时，塔西佗曾如此说道：“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地得罪人民。”这个真知灼见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著名定律之一，即“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在中国文化语境里，“塔西佗陷阱”的内涵类似于我们寓言故事“狼来了”和典故“烽火戏诸侯”所表达的寓意。
　　通俗地讲，“塔西佗陷阱”就是指当部门或官员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受到公众的质疑和批评，而任凭部门或官员怎么解疑释惑，人们就是“老不信”。
　　在网络时代，“塔西佗陷阱”正随着传播方式的变迁成为日常社会管理中需要频繁面对的挑战。“老不信”“你信不信”“反正大家都不信”等网络流行语言的出现，就是对“塔西佗陷阱”的网络体诠释。作者：舒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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