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垣:正确理解当前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刘福垣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

       核心提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是对发展的追认，生产方式变了，经济基础变了，社会阶级关系变了，上层建筑来追认这些变化。发展的本体、本源标志是人，人的素质提高，人际关系升华，天人关系和谐，这才叫发展。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今年的两会精神，我以一个学习者的身份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和发展、改革的状态谈点体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3万多字，涵盖 16个大方面60条，涉及到的改革是336项，面对如此庞大的方案，让我来讲解，简直有点“老虎吃天——不知从哪下手”。按照三中全会设计的目标，我们要在7年完成这336项的改革，这是比较难的。所以，吴敬琏老先生提出一个建议，说能不能搞一个最小一揽子方案以尽快推动改革。我认为，无论是大方案还是最小一揽子方案，要想动，不是下决心的问题，而是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那就是发展和改革的关系。如果发展战略出了问题，对发展没有准确的时空定位，从何着手改革？我们这一二十年来，始终没有解决好发展和增长的关系、发展和改革的关系、发展和运行的关系。

弄清发展、改革和革命的辩证关系

中国现在存在两个极端对立的思潮，互相攻击对方是左派或是右派，甚至搞到左和右都分不清的地步。所谓的左派、极左派，用那30年否定这30年，所谓的右派是否定这60年，那么他们到底是左派、右派？我把这两派都定为空想派。所谓的左派是空想社会主义，他们用前30年否定这35年，想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不了解中国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到哪儿了。而所谓的右派是空想资本主义，他们要照抄照搬欧美的所谓普世价值观，要按人家现在的制度设计中国，恨不得一下子把共产党搞垮搞没。甚至有人说，要把马克思主义撵出中国去。这两个极端在我眼睛里都是左派。大家知道，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呢？开倒车的，维持现状不往前走的，这叫右派，他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而往前走的，不符合当前的条件，要超阶段、跨越式地去干活的，那叫左派。所以在我看来，空想社会主义是极左派，空想资本主义是左派，这两个左派的区别在于左了一个阶段，还是左了两个阶段，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发展、改革和革命辩证法。发展是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发展解决的是经济基础的问题，改革解决的是上层建筑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知道发展为何物，把发展当发财、当增长，在这样的氛围下，你会知道改革往哪改？改革是对发展的追认，生产方式变了，经济基础变了，社会阶级关系变了，上层建筑来追认这些变化。基础不变，改革能解决问题吗？

王岐山同志建议大家看《旧制度和大革命》一书。作者托克维尔总结了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把法国和英国两个国家在原始积累、产业革命、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发展战略、发展阶段上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英国人是务实的，英国人从经济基础开始，所以他在1640年前后就完成了产业革命，1688年完成了光荣革命，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成就了“日不落帝国”。法国到1789年大革命，晚了100年，是从上层建筑开始的。路易十二、十三、十四到十六都是“改革家”，而他们的改革就是在上层建筑里，提出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口号，反对贵族的封建特权，但只是反对他们在政治上的特权，却对经济特权避而不谈，封建贵族在农村的领地照样都占着，而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始积累就是要瓦解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让农民进城当工人，把土地变成农场。最终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而取代他的是更加专制的拿破仑，而人们却甘当“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奴隶”。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经济基础。英法两家的对照得出一个结论，改革是为发展服务的，而发展是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的转化。不了解这个，解决不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

现在中国的所谓左派、右派，其实都错位了，这就叫时空错位。因此我认为我们要完整地理解三中全会的主要精神，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句话是真正的纲。要理解它，你首先得定位，得明确中国从哪来、上哪去、走到哪了。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你在中国这个山上，老唱美国的歌，这活能干好吗？或者你在中国这个山上，还唱印度的歌，你就落后了。近来有两种观点，一是中国威胁论，一是中国崩溃论，妖魔化中国的原因就是不知道中国从哪来、到哪去、走到哪了，不知道中国的时空定位。

我们确实要大胆改革，往哪改？改得动吗？这20多年改不动是有原因的。有人说改革疲软，但回头看看过去的20年，中国上了几个大台阶，取得如此辉煌的世界地位，我们的发展一天都没停步，只是你所期望的改革和发展是不合拍的，人们的诉求不是落后于发展就是超越于发展。

认清当前中国发展的时空定位

要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从理论上学一点经济哲学，要讲一点时空定位。

为什么要学经济哲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一位代表说， “政府如果让你养猪，你养鸡就对了。”有人说他跟政府对着干。但是其中是有哲学道理的。如果政府让养猪，大家都养猪，那猪卖给谁？我们现在遇到的就是“猪周期”。

在起草“十五”规划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要对四个层次（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的经济结构性的矛盾进行战略调整。然而，在“十五”末期的时候，这四个层次的结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全面逆转。后来评估的时候，说“十五”规划超额完成任务。那是GDP超额完成任务，而经济结构调整根本没动。这是为什么？“十五规划”对四个层次矛盾的表述非常精采，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但就像踢足球一样，左盘右带，临门一脚没有踢响，是因为没有说清这四个矛盾哪个是主要矛盾，是牛鼻子。我们抓发展，我们抓改革要抓牛鼻子，不能抬牛腿、抓牛毛。

“十五”计划时期，总是内需不足，多次降息、加利息税，想把老百姓在银行的钱挤出来，结果老百姓还往银行存钱，这就是没有抓住牛鼻子。老百姓为什么不敢消费？这个问题到现在为什么也没解决？“十一五”、“十二五”规划”还是在提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战略性在哪儿？这期间我们讲了十年发展观。许多人对以人为本的解读，只是停留在人是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上。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本体论，发展的本体、本源标志是人，人的素质提高，人际关系升华，天人关系和谐，这才叫发展。如果把发展当作增长，那么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不过是科学增长观而已。

发展观解决的是什么？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解决的是，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两个时代的社会结构转化的过程。

现在我们总说要缩小城乡差距。但在两个时代生产方式并存情况下，现在缩小城乡差距，中国将永远是个农民的国家，能发展吗？某种程度上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恰恰是发展的动力。这35年发展这么快，城乡的差距还在扩大，说明这动力还在，什么时候缩小了，动力也就缩小了。大包干开始的时候，城乡差距是1.9倍，现在农民收入涨了，差距倒变成了3.4倍，这还是官方统计。城乡差距扩大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是好事。如果现在就缩小了城乡差距，还发展吗？所以，我给大家讲这个问题，想说的是不懂发展为何物，改革不可能使对劲。

这些年，我们好多政策都是“低着眼皮擤鼻涕——使不出正劲”，原因是我们天天讲发展，竟然不提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而主要矛盾双方是三七开，四六开、倒三七、倒四六决定了发展阶段。这个基本功不做，能战略性调整吗？能战略性破题吗？改革是给主要矛盾的转化扫清道路的，连主要矛盾都没找到，你能够改革到点子上吗？

我们现在在文件上找到主要矛盾的表述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矛盾。这句话在八大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了。换一个角度看，这是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无止境的，生产永远也满足不了，这个矛盾是人和自然的一个永恒的矛盾。在这个地球上，没有总量矛盾，只有结构性矛盾。总量矛盾的供给和需求像两个相交圈，中间相交的部分是卖得掉的东西，其余一边是没卖掉的东西，另一边是短缺的东西，有多少剩余必有多少短缺。大家现在是没看到短缺，因为我们现在政府既越位又缺位，还错位，该花的钱没花，该干的事没干，所以老百姓不敢消费，没钱消费，造成了这么一个被动的局面。

因此，想搞好改革，这个定位是太重要了。而定位我说的是两个方面——时空定位，就是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看我们走到哪儿了，在空间上我们是第几，在不同的时空要有不同的运转状态，才能把握好我们的增长和发展的关系、改革和发展的关系、运行和发展的关系。

一些所谓经济学家，由于不讲时空定位，抄着西方理论来数黑论黄，用的是超越咱们两个时代阶段的那套指标来评判中国经济，而中国和人家不在一个阶段上，等于小孩穿上了大人衣服，看不清他的真实线条。这些人20多年就说了四个字：冷、热、胀、缩，而且是莫名其妙地产生一个“三八线”逻辑。GDP一高于8%就开始吹风要热了，低于8%又告诉你要冷了；CPI一高于3%，那就是通货膨胀来了；CPI一低于3%，就是通货紧缩。我曾开玩笑说，这些符号经济学家和问题经济学家的官员，跳了20多年“三八圆舞曲”，这个圆舞曲的调门是冷热胀缩松松紧紧。这不叫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有一个条件，宏微观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形成，要素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没有行政性障碍，起码有一个平均利润规律在起作用。没有市场机制，哪来一体化的宏观运行机制；没有机制，怎么调控。宏观调控调的是经济周期，而经济周期是有规律地波动。我们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现在不但是一个国家纵向划分两个时代，不同地区分成三个阶段，哪来的周期？

不知道自己的时空定位，就会被人忽悠了。我举个例子。10年前，我在烟台和一些日本的大学教授辩论了一天，上午是中国威胁论，下午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就拿速度说话，那个带队的直接就问我，你们中国上一年增长速度是9.8%，而日本才1.8%，这样下去中国的发展就是对日本的威胁。我说，你我不要以为中国人都不懂经济，都不懂发展，明确地告诉你，我们的9.8%根本不是高速度，是带病前进的速度，文化大革命那10年平均还7.3%，9.8%算什么？而反过来说，日本的1.8%是相当了不起。日本学者以为我在讽刺他们。我说，道理很简单，咱们不在一个发展阶段上，根本没有可比性，这就是个定位问题。你想日本的1.8%是人均3.8万美元乘1.8%，而我们的9.8%是1400美元乘9.8%，这两个能比吗？就像七八岁的孩子一年没见长高了一头，没人说奇怪，但一个三五十岁的成年人突然又长了一头，那不成了妖精了吗？大家想想，欧美日搞市场经济多少年了，我们现在搞了35年的市场经济，还在市场经济的儿童团阶段，长个子慢了是有病，他们已经进入了中老年阶段，如果长个子快了，那是妖精。

不只是我们中国，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犯了一个毛病：“不知今夕是何年”。在中国制定发展战略，制定顶层设计的改革战略，不能说清中国现在哪个时代，不是自己糊弄自己吗？现在，联合国191个会员国，全世界70亿人，走到哪了？从哪来的？将来往哪走？人类社会五大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是遥远的未来，封建主义正在成为过去。所谓发展中国家，就是落后于时代正在追赶时代步伐的国家。发展、改革要干什么？就是要挖掉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向现代化生产方式转变。而这么多年，我们千方百计保护小农，和现代化对着干，等于是在双手互搏，一个手抓现代化，让农民进城变成了现代产业工人，一个手用一号文件把农民往回推。我们现在好多政策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到现在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我们在三农问题上花了多少心血，一号文件的含金量是与日俱增，但为什么农村越来越穷呢？大包干1981年结束的时候是1.85亿农户，户均10.8亩地；现在是2.6亿农户户均7.1亩地。为什么越消化越多呢？因为没有挖掉小生产的经济基础。所以，我们要想懂得改革方向，你得明确发展干什么，现在的发展就是现代化，化掉小生产的经济基础。

一张太极图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时空定位、主要矛盾发展阶段的形象概括和集中表现。1978年起点时，太极图的阴阳两面是二八开的，我们19%到20%左右的人口在城市里从事经济活动，另一边是80%左右。经过35年改革开放，城市工商业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小农经济，瓦解了农民阶级，转移了2.6亿农业剩余劳动力，使他们改变了分工角色，分担了产业工人职能。这几句话描写了这35年共和国在发展方面巨大的成就。现在生产方式阴阳面已呈现倒三七的状态，阳面已经超过了阴面，生产方式转变达到了三分之二，就是说我国已经有70%以上的经济人口纳入当代市场经济体系了。从二八开，超过了五对五，现在到了倒三七，仅仅35年，变化了50个百分点，年均1.45个百分点，这就是我们的发展速度，而不是我们常说的GDP的增长速度。回头和前30年比，和5000年中国历史前进比，和辛亥革命以来百年历史比，你不能不承认这35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最繁荣、政治最民主的历史时期。

第一，瓦解了小农经济。从第10个、第11个一号文件开始改革，提出来要家庭农场、农场化、新型经济体，这是历史性的进步。谁能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出市场经济，搞出社会主义出来，那是当年被欧洲批判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潮。农业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城乡一体化是什么？一体化的“体”是同一种生产方式、同一种社会结构。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是一个“体”吗？中国小农现在这种状态，从历史上看是一大进步，但我们必须正视的是，这样做相当于给小农经济打了点滴，延缓了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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