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的系列评论员文章

人民日报评论部：强化问责，严防用人失察

——三论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

“裸官”不得提拔 符合公众期待

　　“带病提拔”常有，而问责却不常有，“破窗效应”不断发生，使得用人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必须动真碰硬，遏制用人上的“三拍”作风，使组织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

　　最近，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剑指用人失察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一些专家和媒体作出了通俗化解读。人们纷纷注意到，新条例在选人用人问责方面，追究情形更具体了，责任主体更明确了。通过严格有效的问责机制，遏制用人不正之风，使“问题官”淘汰出局，让好干部脱颖而出，是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的鲜明导向。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选什么人，用什么人，责任重于泰山。选贤任能，才会造福一方；如果不善不肖者竞进，于国于民都是一种灾难。近年来，考察失真失实、“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火箭式提拔”等问题时有发生，干部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东汉桓灵时期流行的民谣，把当时的选人用人乱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留下了“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历史警思。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随着一些贪官陆续落马，画皮揭开之后，边腐边升、越腐越升等畸形升迁路径也浮出了水面。比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平均每两年就加官晋级一次，然而，“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等民意呼声不绝于耳，有关方面硬是让其顶着质疑声一路高升。如果只是在末端处置贪官坏官，却不拔除滋生腐恶的源头，反腐倡廉如何竟全功、收长效？老百姓的廉政信心又何以真正提振？“带病提拔”常有，而问责却不常有，“破窗效应”不断发生，这是用人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一些领导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样的“三拍”作风，在选人用人上同样存在。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以往教训表明，从举荐不当，到考察失真，从长官意志拍板，到监督机制空转，在干部选任的关键环节上，集体负责变成了“集体不负责”，制度程序成了摆设，使得任人唯亲、任人唯利之风甚嚣尘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告诫的，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严防用人失察，必须强化问责、动真碰硬，让权责对等，使组织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

　　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是问题不少？除了制度本身需要不断完善，执行中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是重要因素。世界上怕就怕 “认真” 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没有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零容忍态度，没有领导带头、严于自律的示范效应，没有一视同仁、无人例外的刚性执纪，制度公信力何以树立？无人负责、难以追究的困局又怎么破解？只有把责任融入选人用人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领导干部心中，才能构筑防治用人腐败的坚固防火墙。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人们耳熟而详，但这样的细节很多人或许并不清楚。早在处决刘张两人一个月前，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代表省委作了检讨，省长杨秀峰代表省政府作了检讨，先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下属出了问题，负管理教育之责的领导不回避、不推脱，而是主动承担责任，接受社会监督批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责任意识、敬畏之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问责力度、倒逼压力，我们才能让全党警醒起来，建设一个风清气正的新中国。

　　今天的共产党人，拥有比那时完善得多的各项制度，也面临比“糖衣炮弹”更为复杂的诸多考验，但能不能出于公心、敢于负责、严于问责，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时代考题。“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纯洁用人风气，建设廉洁政治，千里之行，始于充满责任的每一步。

　　《 人民日报 》（ 2014年01月22日 05 版）

人民日报评论部：注重实绩，避免唯票取人

——二论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

　　在涉险滩、啃硬骨头的改革攻坚期，更加注重实干实绩，努力形成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用人导向，才能让更多的干部在矛盾面前敢碰硬，在风险面前敢担责

　　以何种标准选人用人，是一个重要导向问题，也是一个价值理念问题：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选出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回答这一命题尤为重要。

　　近日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一个重要亮点，就是把民主推荐结果由确定考察对象的重要“依据”改为重要“参考”。一词之差，反映的却是理念变化：更加注重实绩，避免唯票取人。

　　票选干部，是我们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能有效避免“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少数人说了算”等现象，对保障群众的“四权”、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也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在一些单位和地方，以票取人异化为“唯票取人”，在选人用人时搞教条、走形式，简单地把得票多少等同于群众基础和群众认同，一些推荐人员投“利益票”“感情票”，导致推荐结果失真失实；一些干部因怕丢票而当“老好人”、“太平官”，甚至形成了拉票贿选的不正之风。这种选票教条主义、民主形式主义，背离了民主推荐的初衷，也会挫伤一些干部求真务实、担当进取的积极性。

　　“唯票取人”的负面作用，必须跳出选票本身来看：唯票是举、唯票选人、唯票用人，会让选票成为一些推荐者的“资源”，也成为一些领导干部的负担。为了选票，“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问题不敢抓，面对风险不敢闯”，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为了选票，不该听的也听，不该去的也去，不该办的也办，一味和稀泥，不讲原则、不负责任、不敢担当。如此下去，如何风清气正？谈何改革发展？

　　选人用人中，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并且只是把人选准用好的手段之一。干部工作中有一个基本定律：大多数人不认可的一定不是德才兼备之人，但群众推荐得票较高的不一定都是德才兼备之人。因此，更加全面地考察干部，就要把实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实绩论高低、辨优劣。既看选票的多寡，又看日常表现、群众口碑；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通过注重实绩考察，淘汰那些拿原则作交易的“投机”干部，口惠而实不至的“广告”干部 ，只会当官不会做事的“花瓶”干部。

　　衡量干部的德和才，主要看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绩，看是否真正为人民群众办了实事。衡量实绩，就要鼓励实干。干部干部，干了，才是干部。干事就可能有缺点、有失误。不干事，看似不出错，却百无一用、误党误国。“为官避事平生耻”。从这个角度，要把尊重民意与选票多少辩证统一起来看待，实干人得票少要分析原因，如果因为坚持原则得罪人，也要放心大胆使用，对得票高的“老好人”，即便得票再高，也要慎用甚至坚决不用。尤其在涉险滩、啃硬骨头的改革攻坚期，更加注重实干实绩，努力形成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用人导向，才能让更多的干部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敢于碰硬；在风险面前，敢作敢为、敢担责任，遇到困难不回避，关键时刻敢出面，处理问题能决断。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我们选用领导干部，是为了干事兴业的。干事，是目的，也是评价标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决制止简单以票取人的做法，更加科学地评价领导干部的实绩，激励更多干部活跃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奋战在维护稳定的第一线、奔走于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党风政风就会为之一振，改革大业才能大有希望。


　　《 人民日报 》（ 2014年01月21日 05 版）

人民日报评论部：遏制“裸官”，扎紧制度篱笆

——一论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

　　选什么人是风向标，不选什么人，同样也是风向标，也影响到作风和党风

　　何谓“裸官”？这一形象说法，在近日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有了更明确定义。该《条例》规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合理的界定、严格的约束，从源头上扎紧了管住裸官的篱笆。

　　中央对管住裸官，可谓三令五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列为改革内容。从“不得任正职”到“不得任班子成员”，各地在监管裸官方面多有探索。对于裸官这一新形势下的新现象严加规范，反映出党的建设从组织到纪检全方位的与时俱进，宣示着“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决心和信心。

　　应该说，经济全球化时代，个人有跨境迁徙的权利，即使领导干部家属也不例外。但也要看到，领导干部并不是普通人。因为手中握有权力，影响到公共利益和公众福祉，所以即便是私人生活，也需接受更严格约束。《条例》将裸官从考察对象中排除，在很大程度上与领导干部个人的才能、品行无关，而是一种制度化的规范和防范。

　　的确，裸官刺激着社会敏感的神经。从庞家钰到周金伙，从杨湘洪到张曙光，都证明了“裸”所形成的“漏斗效应”。那些在位时留好退路，事发后远走高飞的裸官，虽然比例不高，却有着极坏的社会影响。究其本质，往往是精神世界存在问题，信念信仰出现了动摇，或想利用权力为所欲为，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失去信心，因而把家人、财产都转移到国外，一有风吹草动就随时可以“闪人”。如果掌握社会公器、主政一方的是这样一个人，公众如何能放心，这样的人施政又怎能服众？社科院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禁止裸官。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制度化的方式阻断裸官上升通道，无疑很有必要。而领导干部也必须想清楚，是做裸官还是要升迁，只能选择其一。

　　合理的制度有着强大的力量。有这样一则轶事：二战时美军降落伞合格率仅99.9%，军方只好改变检查制度，交货前随机选出几顶降落伞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试跳检测，终于出现百分之百合格的“奇迹”。同样，裸官不得被考察的制度，既是为了管住哪怕只是0.1%的不合格，拆除裸官这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更是为了划出“为官底线”、形成制度刚性，达到“用好制度选出好干部”的最终目标。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是我们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路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制度工作搞不起来”，干部选任要不断完善，建立合理的制度是一个根本前提。不管是破格提拔，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只有一切以制度为准绳、为依据，形成一整套科学流程，才能选出好干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而干部选任的好制度，更是根本中的根本、关键中的关键。

　　这些年来，从公示、测评到考核、竞聘，干部选任制度日趋合理、完善。但制度建设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新的发展形势需要新的制度构建，这是制度文明的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看，管住裸官，正是制度的一种自我完善。在建立制度上，没有空白；在执行制度上，没有例外，才能真正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才能真正走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不选什么人，同样也是风向标，也影响到作风和党风。裸官只是一个小切口，深化干部选任制度改革，必将释放出更大“改革红利”，增强社会信任，筑牢民意基础，促成中国进一步发展前行。

　　《 人民日报 》（ 2014年01月20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