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的故事

行者 · 发表于 2013-11-13 19:00:00

学问都是长在地下的，零零碎碎地在深处埋着，被厚厚的卵石包裹着，散落在砾石的缝隙或嵌在岩石的中间，需要不断地刨挖、翻找、打磨，才见到些许光亮，要不断地积聚、整理，才有一点收益。所以做学问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没有唾手可得到的，从没有听到谁在半道捡了一堆学问。泡在歌厅、品着咖啡也很难得到大学问，尤其是得到真学问。做学问要受一些苦、耐一些寂寞、有时还要冒点危险、少不了还得凭着一股韧劲，真的学问才能一点一点掘出来。
做学问是件苦事。蔡尚思三十年代去南京国学图书馆读书，他买了一部该馆的《图书总目》，选好书目一部一部地往下读，三餐咸菜稀饭，每日读书在16小时以上，积累的思想史资料达数百万字。同样是研究史学的赵俪生却把自己关在家里受苦，他回忆自己做学问的经历时说：抗战时在一中学教书，每周32小时课，每天晚上妻、女睡下后，给灯碗里添满油，多加一根捻子，在捕鼠机上夹上油饼子的碎块，约莫给婴儿把过二遍尿、老鼠夹打到第三只老鼠的时候，天光快亮了，蒙头睡一会儿，急忙去赶早晨的升旗。
做学问也是一件寂寞事。侯外庐在法国翻译《资本论》，居巴黎三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除图书馆外几乎足不出户，旅法三年没有去过罗浮宫、凡尔赛等地方，虽然窗外不远就是埃菲尔铁塔，但旅居三年居然无暇登临。
做学问有时也是一件危险的事。哲学教授严北溟幼年丧父，寄人蓠下生活，嗜读书但买不起灯油，正巧隔壁有一赌局，他每晚拎一小板凳过去读书。一晚赌局发生殴斗，战成一片，唯独他浑然不觉，直到有人从他身上踩过去才醒过神来。还有陈桥驿，研究《水经注》，积累数千张卡片和十几本笔记。文革中数千张卡片先被查抄，造反派又限令五天内交出十几本笔记，陈桥驿白天被强制劳动，晚上组织全家，用黑布把灯罩上，借着昏暗灯光，自己和妻子、两个女儿、14岁的大儿子分册抄录，11岁的小儿子屋前屋后放风，五天时间，全家人冒着极大危险硬是留下了一个几十万字的笔记底本。
做学问也是一件“倔”事，必得有一番韧劲。美学家施昌东，55年大学还没毕业就被当作“胡风分子”逮捕入狱，关押了一年多；57年被划为右派，强制改造；摘帽时间不长文革开始，被再次打入牛棚，关押了近十年。刚刚平反，76年2月在医院里查出了胃癌，医生结论是只有三个月生命。施昌东从未屈服过，从没有放弃研究工作，道道关隘一一挺过来，最后居然连癌也战胜了。
现在教授、专家、学者满天飞，搞学问的人多了但有学问人的却少了，学问被世俗化、轻贱化、功利化，许多人想扮成有学问的人却不愿去下功夫做学问，不愿吃苦也熬不得寂寞，少了对学问的敬畏、热情和专注，很多人都在混学问、哄学问，想绕过艰辛、寂寞、困苦和挫折这些必经的途径，企图找寻一条一蹴而就的捷径。所以学界很热闹学人很多，但假学问多，真学问少，花样学问多，实在学问少，学问被当成晋阶功利的工具。当汽车和洋房成为生活质量主要指数的时候，真正下苦功夫做学问的人就少了，学问的故事也就少了。
一个普通人，设若受得了上面的几番苦，想来有一些学问也不是难事。如果戴了顶“专业”帽子一心一意想搞学问，不妨受些苦，忍得些孤单，实在一些，认真一些，象文中几位学人那样做事，这样做出的学问，才是真学问、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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