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营是基础不是基本

去年以来，家庭经营成为农业专家、学者口中的热词，被称为农业经营的“主体、主力和主导”。从农业发展的自身规律、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及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实践来看，家庭经营，现在是、将来仍然会是种植农业经营的主体、主力、甚至还可能是主导。但农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分工空前细化、门类空前繁多、链条空前拉长，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农业的覆盖面将进一步扩大，社会化程度将越来越高，以家庭为主的组织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单从种养殖业来看，越来越多的农民逃离农村、远离农业，恰恰说明了传统以家庭为主的组织方式有不适应现实发展的地方。在现代农业背景下谈论农业经营，家庭经营不可能是主导，甚至难以说是主力，农业发展的力量来源已经空前丰富。当前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已经出现断裂，基层实践将引进龙头企业、提升农业组织化、规模化水平作为工作方向，理论界则强调以家庭经营为主，这种现状应该引起重视，并进行深入探讨。

一、家庭经营的内容是耕地，不是现代农业。肇始于农村的我国改革，标志就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最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村集体(大队、生产小队、生产小组)仍然经常行使土地承包调配权，有的地方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经营成果“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在粮食市场全部放开以后，农业税费、“三提五统”成为体现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的统的一面的重要标志。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后，双层经营体制逐渐稳定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自198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期限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土地承包期限一再延长，从“30年不变”，到“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经营组织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农民土地经营权，而且越来越稳定。但是，现有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土地分配方式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公平为原则的对土地经营权进行分配，不可避免地造成经营规模过小以及地块的细碎化。虽然小规模农业生产具有其天然优势，基本上不需要任何监督成本，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更高。但是生产规模过小限制了农民的借贷能力，也降低了其在土地上投资的能力，使农业生产不能实现规模经营。土地规模过小使得劳动生产率较低，农业生产仅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商品化率不高，农民更缺乏主动对接市场的能力。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有着先天的缺陷，土地依法有序流转、适度集中规模经营正是其必要的补充。

从更广的层面上说，现代农业已经扩展到二、三产业，深加工、产品物流、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养生农业等新型业态层出不穷，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资金需求越来越大，显然不是以农民家庭为主的生产单位能够解决的。在些基础上，强调家庭经营显然理由不太充足。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引导城市工商资本投入农业农村，是必要而正确的举措。当前不支持、不鼓励工商企业大面积租种农户承包耕地的导向是不错的，但担心与农民争夺耕地经营权却无大必要。在我国，土地大多属集体所有，耕地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农民拥有的只是经营权，转让的也只有经营权，农民转不转让自有自己的利益考量，有利自然转让，没利当然不转让。

当前土地流转出现的问题，比如强制流转、流转纠纷等问题，是生产队、组或者行政村违反政策、法规的结果，是流转服务不到位的结果。至于，企业在租借土地后，转换用途，甚至建设商业住宅、工厂，甚至修建高尔夫球场的娱乐设施，因为土地监管、土地变性审批是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负责，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土地监管和审批环节出现的问题，不是土地流转、租借的错。从根本上说，土地所有权在集体，改变用途、性质的是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出现任何有损农业发展的现象，都与流转、租借无关。工商资金进入土地承包领域，如果坚持依法流转、监管到位，否面作用就会大大降低，而且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方式，对于推动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带动农户产业化经营，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家庭经营的重心是经营，不是家庭生产。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如果放大这一概念，所有的经营活动都是家庭经营，即使是现代股份制企业，也只是众多家庭组成的经营联合体。   种养殖业是自然属性最为明显的产业，它的产品是活的生命体，因此劳动时间比生产短，但是劳动却贯穿着生产的整个过程，需要随时关注，灵活把握。一些专家、学者站在这一角度认为，只有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组织形式，才是最有效的途径。单单从生产角度看，这种说法相当正确。但是站在更广的范围来看，不说现代规模养殖经营、管理已经相当成熟，就是拿种植业来说，在当前适度规模经营才能确保农民的收益，才能保障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而且我们必须承认种植业虽然是随作物生命周期进行的一个过程，但在作物生产周期中，人类劳动是相对集中的，主要分布在种、锄、收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时间相当紧，种得不及时就误了农时，锄得不及时就荒了收成，收得不及时就辛苦白废，在规模相对较大的经营条件下，只依赖家庭成员的劳动显然是不可能的，更是得不偿失的。

土地，不管是耕种，还是租借、流转，都是一种土地经营方式，那种方式更有利，选择权在于经营者自己。当前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资料，更是一种众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载体，是农民最重要的依靠。土地，特别是耕地，归集体所有，经营权归承包农户，收益归农户，集体几乎没有收入，当前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经济积累普遍较少，即使有意愿，集体和农民都很难有有较多的剩余资金投入农业基础建设。另外，土地承包期限当前为“长久”，还不是“永久”，农民不可能对土地有长期的投资愿望，农民的所有投资愿望只能来自于显而易见的收益。

事实上，发达国家自有自营农场发展也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英国自营农场占农场比例，1983年是60.2%，而1914年只是10.9%。当前德国3万多个农场中，90%是家庭农场或合伙农场，这一进程是从1995年土地私有化才开始的。与我国相邻、同样人多地少的韩日两国，虽然家庭经营占据农业的主体，但依赖丰硕的工业化成果，日本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第一兼业户”仅占不到20%，以非农收入为主的“第二兼业户”占70%，韩日都依赖农协、集团经营，实现了农业的组织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而且两国经营户的经营面积都在稳步增加。总的来看，经营方式的选择是生产环境、生产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扩大规模是提高效益的重要手段。

从我国来看，粮食种植的亩均收益近年来徘徊在400元，一个以四口之家的典型纯农户来说，经营50亩以上的土地，才能达到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要拥有这么大的土地面积经营权，显然是不可能的，租赁、转包费用一般超过300元以上，农民显然更得不偿失，社会化服务水平低、覆盖面窄，更使农民经营的难度加大，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农村就业渠道狭窄，使农民获得兼业收入的可能性很小。大量农民逃离农村、进入城市，正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土地期限的延长，和土地经营的确权，基本固化了现有经营者与土地的联系，使将来的土地调整，实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困难重重。土地经营权的完全转让，只能通过继承来完成，部分二轮土地承包后出生的人口，及因婚等原因迁移的居民，将难以获得土地经营权。

      三、家庭经营的单位是家庭，但有多种组合方式。不能把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发展，简单归结为农业经营组织方式的变革，更不能把新时期农民收入的增加归功于家庭经营。农业发展、农民富裕是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推动的结果，集中到一点就是农民的解放，农民不再被绑缚在土地上，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得以释放，也有利于土地集中到愿意种田、能够种好田的农民手中。这一点从农民收入中更可以看的很明显，201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6977.29元， 其中工资性收入2963.43元 ，经营性收入3221.98元，财产性收入228.57元 ，转移性收入563.32元。如果以1998年作比较，当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577.74元，劳动者报酬353.70元，经营性收入1125.79元，转移性收入57.27元，财产性收入40.98元（国家统计局老秘网统计年鉴），两相相较，总收入是4.4：1，工资性收入是8.4：1，经营性收入是2.9：1，财产性收入5.6：1，转移性收入是9.8：1，可以看出除了转移性收入增长最为明显外，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最大，经营性收入增长最为不明显，这其中还并没有考虑近10多年来农民经营结构变化的因素，也没有考虑通货因素。从整体上看，经营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已经从1995年占比71%下降到了46%。也就是家庭经营的内容已经主要不再是农业。

当前，提升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水平，把一家一户的农民有效组织起来，有效对接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社，是一种途径，利用龙头公司带动农民也是一种方式，都相当重要，这是由当前农村状况决定的。全国的农民合作社大多不规范、不健全，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互助合作，当然有法规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但更关键的是农村生产条件所限，要么是政府组织、政府主导，发挥作用不明显，要么是简单组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助合作，要么是大户主导、企业化经营，普通社员通过合作社获利甚微，农民普遍缺乏实力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在当前状况下，工商资本下乡、工商企业进军农业领域不是“洪水猛兽”，不需要“杞人忧天”。公司制农业有其比较优势和发展空间，既不要无原则地鼓动，更不能一味排斥，对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应予以鼓励和引导，对于发展加工业及涉农服务业，更要加以支持。当然，“资本下乡”、“资本上山”也可能引发了其它结果，关键是要通过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约束“圈地”、“圈林”等意在改变土地用途、掠夺土地增值收益的动机不纯者。其次，要大力发展公益性服务体系和多元化的经营性服务组织，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务。当前有的农民合作社已发展到土地入股、兴办农产品加工和流通实体，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这类合作社就是“经营主体”；有的农民合作社主要是为入社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农资采购、产品销售等服务，入社农户仍是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这类合作社就是“服务主体”。无论哪类合作社，都应让农民得到比未入社时更多的实惠。唯其如此，合作社才有生命力。再次，在相当长时期内，家庭经营仍将占主导地位。在小规模兼业农户没有完全退出之前，应引导他们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不断提高集约化水平。无论传统小农、兼业农户，还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都需要通过提高组织化程度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出台农业支持政策，应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倾斜，加大扶持力度，不断提高专业化、规模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