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时政讲坛石磊:低碳化趋势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停下来，能源环境的压力也不会自动消失。恰恰是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考量着中国人的智慧，也在检验着我们的责任心，检验着我们应对挑战走出危机的能力。
　　目前，全球面临的危机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市场自己产生因而也能被市场消解的危机，比如当下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另一类是受外生条件的约束，市场不能解决的危机，比如土地、空气、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等等，不是随着价格提高就能增加供给的产品和资源约束所导致的危机。这样的危机是真正值得我们长期关注的。前者随着时间延续迟早都会过去，例如经历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1972年的石油危机，我们人类仍旧活着，活得好好的，而且还进步了。今天我们谈论的是资源环境危机，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替代性资源，使我们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能够持续增加能源和资源的供给。
8 V- N7 a( z) Q- g5 L　　有人说，既然资源环境压力如此之大，那么经济增长是不是没有前途了？因为经济增长势必要消耗资源。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停下来，能源环境的压力也不会自动消失。恰恰是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考量着中国人的智慧，也在检验着我们的责任心，检验着我们应对挑战走出危机的能力。
　　如果为了增长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问题就简单了；如果只要保护环境，零增长也在所不惜，那也很简单。然而，我们却一定要在两者之间统筹兼顾，而且很难说两者孰重孰轻。这就需要我们超越传统的经验智慧。我们讲技术进步、深化改革、提高效率、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就是针对这个矛盾而言的。因此，我们需要“求医问药”。之所以要“求”，是因为它不是简单地摆在我们面前，任由我们去取的。之所以要“问”，是因为我们迄今为止的经验智慧，能够满足高增长，却满足不了减少资源消耗条件下的高增长，所以要“问”，要学习。
　　世界为什么关注中国的能源消耗
　　为什么中国的能源需求让世界恐慌？他们实际上是在为中国的增长而恐慌，美国不仅恐慌，而且动用一切能动用的手段来打压我们。但是，如果恐慌仅仅是这样一种情绪和行动，那么我们就用不着多分析了。我们这里讲的恐慌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经济以任何的速率增长，都将是非常大的数字。今年，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经济增速是8.6%。我更乐观，认为实现9.0%的增长问题不太大。在GDP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有一个经验算法，表明两者是严格的线性正相关关系，就是增长率越高，能源消耗越多。既然中国还将保持较高增长率，而且我预测中国维持7.6%以上的年增长将持续15年，因而与之相关，资源环境的压力就凸显出来了，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整个世界对中国的能源消耗恐慌了。
9 i- C2 H7 Q# u　　中国的经济增长较长时间内停不下来，涉及到如何估计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人们常说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贸易。我们并不奢求出口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有多高，因为对外依存度越高，意味着国际经济波动对中国的影响就越显著。中国经济未来中长期还将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动力来自于东中西部综合发展水平的较大差异，东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时候，中西部增长率还会上升；某一个产业在东部地区饱和不再有增长空间，但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仍然没有饱和，还有巨大增长空间。这就叫发展梯度。中国这个大体系和任何一个小国的模型都不一样，它的自我平衡能力很强。我们把中国增长放在这样一个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中，从而把它放在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体系中来看，就知道中国的增长周期为什么比其他国家都要长了。
9 m6 c9 z# s0 u% U+ s　　但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在创造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付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代价。比如今天我们走在太湖边上，可以闻到空气里弥漫着蓝藻以及富营养化了的水的味道。过度养殖、投放饲料、排放粪便，污染了水质，也是蓝藻的来源。仅蓝藻这一种污染物，如果从2012年开始治理，要想彻底解决，理论上需要20年，把这些年来沿太湖地区乡镇企业上缴的税收全部花掉可能也不够。这就叫有增长无发展，增长不包括环境污染和治理的成本，甚至治污花的钱越多，增长率还越高。然而污染降低了我们的发展水平，也使未来的增长变得不可持续。增长很重要，但增长永远只是手段，人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走向幸福、共同致富，国家更加文明，环境更加文明，这才是目的。因为增长而牺牲环境，人类变得不再健康、安全，我们宁可不再要这样的增长。
# z5 w1 x5 `' x  X3 k　　中国的能源消耗量占世界总量的10.1%，中国每年增长的物质财富却只占世界总量的6-7%，因为两者是线性相关的，我们对财富的贡献率小于能源消耗的比率，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有问题，还是粗放式的，我们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高，因此，任何水平的经济增长都意味着更加严重的资源消耗。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组数据：中国每年对世界物质财富的贡献是15%，而我们所消耗的资源占世界总量的5%，那就证明我们经济转型到位了、结构升级到位了、环境保护政策也到位了。所以，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是针对这样一个事实提出来的。还有，中国累计消费了全球13.8%的一次性能源,但仅贡献了4.9%的产出。这也是严重的不对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能让这种财富贡献率和资源消耗率之间的严重不对称情形长期持续下去，而是要把它反过来，用较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对中国来讲，缓解资源消耗的压力，可以满足我们对环境消费的要求；对世界来说，减少了污染，贡献了财富。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应该遵循这样一个发展轨迹，我们应该为此努力。
　　再来看中国目前的资源经济效率。所谓资源经济效率，就是每单位GDP消耗了多少资源。这是世界上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我前面说7.6%的年增长还将持续15年。然而，伴随这个持续高增长的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资源经济效率不高，意味着每单位GDP消耗了更多的资源，而且消耗的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我们不必担忧中国经济能否高增长，但我们不得不为中国经济高增长背后的资源高消耗担忧。
　　中国经济增长的困境
　　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什么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性产业？中国经济对环境的压力为什么逐步增加？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工业化中前期走向中后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率一定是高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一定是高的。我们每单位GDP为什么会消耗更多能源？就是因为我们大量使用不可再生的一次性能源。我们大量耗电，大量耗用原煤，我们的生产、生活对能源的消耗是持续增加的。我们希望改善生活固然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资源环境严重不匹配。它反映了一个事实：经济处于这个发展阶段，中间投入品的大量使用是必然的。只要大量使用这些中间投入品，使用效率又不高，那么资源环境压力增大也是必然的。
　　如果压力仅仅来自国内，那么我们可以节衣缩食。然而从整个世界来看，虽然欧债危机导致能源消耗下降了，能源价格也随之下降，然而，动态地看，目前欧美的经济低迷只是阶段性的，走过这个阶段后，它们当然也不会像中国那样高增长，但哪怕是年均3%的增长，世界能源形势就会非常严峻。因此，全世界仍然有油价上涨的压力，高油价的情形极有可能卷土重来。换个角度看，美国为什么那么关注阿拉伯世界？就是因为那里富产石油，中东因财富而快乐，也因财富而悲哀。石油的背后其实是国际政治，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国际政治格局；而谁控制了中东谁就控制了全世界40%以上的石油。所以近几十年，世界会为资源而战，资源背后是政治，是国家之间的利益，是复杂多变的利益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责任、有义务维持世界均势，维系一部分国家的权利来制约另一部分国家的权利。我们要尊重所有人类文明。西方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崛起有两种机制，一种是掠夺，一种是发展改革。中国属于后者，所以是一个传统文明国家以文明方式实现的崛起。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随着中国物质财富总量的增加，经济实力在世界物质财富中所占比例的提高，中国的责任义务分量也会越来越重。面对这样一个因资源而战，或为维护国家政治话语、政治权利而战的世界格局，中国该当何为？这是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石油危机后美国的原始创新
　　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们还在不厌其烦地讨论危机从何而来、将来走向何处，而事实上，各个国家在承受危机、灾难的同时，已经做了诸多选择。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当下的这些选择意味着什么，我们至少可以简单回顾一下1972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国做了什么选择，这些选择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正是因为这样的选择，我们今天的世界地理才会是这样一种划分。
　　1972年发生的石油危机，导致严重的世界性通货膨胀。石油是基础性产品，所有行业都离不开它，因此石油一涨价，几乎所有的制造业产品都涨价，所有的消费性服务也跟着涨价。到1976年，能源供给不足加上市场经济的周期，导致经济衰退，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动了整个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既衰退又通胀，就是所谓滞涨。滞涨很麻烦。新一轮的经济周期，如果我们的政策掌握不当，也有可能出现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率显著下滑而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的局面。滞涨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出现都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两种病同时得，却找不到两病兼治的药。滞涨一旦发生，能够治衰退的方法会加剧通胀，能够治通胀的方法会加剧衰退。遇到这种两病齐发的滞涨，美国也是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做增量，才有了以下五项选择，大力发展第一、生物医药；第二、新材料工业；第三、航空航天；第四、信息产业；第五、金融衍生服务，也就是我们后来讲的金融衍生品。它也是直接导致华尔街乱象环生的金融产品。这些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做的？是在1976年发生滞涨以后，主要是1979年美国出台了“星球大战计划”，在这个“星球大战计划”的烟幕下悄悄做出了五大战略选择。现在很多白领几乎人手一个iPad、iPhone。美国之所以能够一步领先、步步领先，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星球大战计划”下面，为了走出滞涨的阴霾，做出的一个技术进步的选择。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它不是在原有存量当中小打小闹，不是在原来创新基础上做边际改进，而是做过去人类不曾有的东西，也叫做原始创新。
- N; H$ R/ A( Y  d7 ~$ s, |" V　　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如果没有了电脑人们该怎么生活、工作，人们的技术依赖已经形成。打字速度比写字速度不知道快多少，这是现代化的陷阱。
　　美国为什么要把生物医药放在首位？因为人们对医药的需求是刚性的，不管人有多少财富，最后难免一死、难免一病。如果传统医药满足不了我们治病和健康的要求，那么我们就必须借助生物医药，器官移植就是如此。理论上，现在可以做到哪里器官坏了就换一个；实际上我们还做不到，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出于宗教伦理的原因，所以，现在理论上解决了的问题还不能用于临床，但将来很有可能会突破。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认为健康是第一位的，那么一切就都可以为健康让路。所以，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空间巨大。
　　美国为什么又把新材料工业当作战略性产业？首先是为了服务于军事，因为飞机如果没有隐身技术，不管飞多么高、多么快，总可以被打下来。假如使用一种新材料，把自己藏起来，产生一种幻影，叫幻影飞机，就不一样了。这实际上就是材料技术。所以，新材料工业的发展最后成为一个巨大产业，首先是从军事安全角度来考虑的，没想到后来用于民用、工业制造。大家每天用手机玩“切水果”，玩“愤怒小鸟”，每天在屏幕上划来划去，指甲那么硬，怎么没有留下痕迹呢？就是因为手机表面是一种非常好的高分子材料，硬度、强度、亮度、光洁度都非常好。还有其他的工业制造，比如PVC管也是这样。早期中国生产的PVC管，大家都认为不能用于自来水管吧，因为当时分子结构比较松，高温时会释放有害气体，碰到低温又会开裂。后来改进了材料，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再用于自来水管，里面都不需要衬铜管了，成本大大下降。这就是材料的妙处。鄂尔多斯，大家都认为它是靠“羊煤土气”实现经济发展，但现在它不卖原煤了，而是先把原煤里面的东西提炼出来做成碳纤维，然后再卖，这叫“煤精细化工”，为上海的大飞机制造基地提供配套。用碳纤维做飞机机壳，飞机硬度可以至少提高一半，自重至少下降1/3。自重下降以后，消耗能源就减少了，硬度强度提高了，低空飞行，尤其是在800米以下的时候，哪怕遇到横侧风，翅膀也不容易折断。同时，原煤的附加值也提高了。如果不做这样的提炼，煤燃烧还会污染环境。可谓“一举四得”，靠的就是技术进步。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思考，中国在新材料工业中大有可为。
) N- g- b1 t7 R' A4 L3 o) j% i1 P　　为什么要发展空间技术？因为空间技术是综合型产业，关系到信息产业、材料工业、发射技术以及整个系统的集成能力。“神九”的发射过程系统性多强，把大系统分解成好多小系统，每个系统都是巨大的产业链。要想计算航天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我们过去的方式是算不清的，因为它的系统性特别强，不是一个单一的产业链，而是立体的。
　　为什么还要发展金融衍生品？因为传统的三大金融领域：保险、借贷、金融投资都不挣钱了，这么多资本在服务业中不挣钱怎么行，不挣钱的资本是不符合资本逻辑的，因为资本是永远追逐最大化利润的。马克思说，欧洲中世纪的城堡被摧毁，绝不是枪炮利剑所为，而是价值规律所为。意思是说，只要有资本的存在，这里没钱了，它就会转移；这个行业没钱可赚，这个国家不能挣钱，它就会转到另一个行业或者国家。中国为什么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会吸引那么多钱进来？因为后发展国家有后发效应，发达国家的市场饱和了，平均利润率下降了，而中国的平均利润水平在上升，所以资金就会到中国来。况且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很低。
' }. X6 |- j' Y# @& o: t　　五大产业就是这样挽救了石油危机和滞涨下的美国，使整个世界从一片厚重的阴霾中再度走出来。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五大产业全部如愿以偿，每一个产业都控制了世界产业体系的最高端。后来，美国又拼命倡导全球化，因为它控制了产业链的最高端，全球化就是让全世界为美国打工。我们看“微笑曲线”的话，会发现美国基本处在曲线的上端，而我们都在下端。当然，这也是有效的社会分工，但问题是，我们不能老是在下端，因为这一部分恰恰会消耗大量的资源。
5 C' M& d' [, ]# y! [; v　　中国如何应对资源环境压力
- ?9 k" L$ ^- N7 S- F　　当下发生的这场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人们都是沉浸在一种悲伤的情绪下去谈论的。我认为，我们更应该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看看另外一个比之更严重、更重要的危机，那就是能源危机。我们判断，未来中长期整个世界还有三个最可能发生的危机：一是当下仍然没有走出来的金融危机，将来还会发生。有人说华尔街已经承受如此打击了，将来还会搞类似东西吗？还会。这就是我前面讲的资本逻辑在起作用，可能还会用更高明的手段来推动这个世界进一步虚拟化；第二种危机是农业危机，农业危机根本上也是资源危机，关键是土地资源。我们总希望自己的住房大一点，然而，这个世界的土地是有存量没有增量的要素，我们的需求却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更多的农业用地被工业所侵占，更多的农村土地被城市所侵占，我们生活所需要的土地更多被工业、制造业、生产所侵占。人类不知不觉地走向一种异化。农业危机的根源就在这里。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了，因而它们没有改弦更张的可能了。这就提醒我们：面临资源环境压力，我们在产业升级中要保护好我们的农田。农田将来也可能会成为旅游品。我们现在已经把农产品当做旅游品了，已经把欣赏农田当做一种旅游活动，甚至把在自家阳台种菜当做一种乐趣和寻求消费安全的一种手段，虽然多多少少出于一种无奈，但更多表现出对失去久远的自然生存状态的依恋。因此，我们可以把为数不多的土地做成高附加值的东西，比如种植有机蔬菜。因为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食品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直线下降，这时候，人们就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有机蔬菜就可以卖高价，表明农业并不是天然的低附加值产业，中国可以把农业当做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做大、做强、做好。第三个危机就是前面讲的不可再生的能源危机。也正因为这样，世界正在酝酿三大努力：寻找新的替代能源的努力；传统能源的清洁化改造；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围绕这三件事，我们再看中国应该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
9 m" m+ q4 `' x* @9 s　　第一，发展生物医药或者叫广义的生物产业；第二，发展高新装备制造业，也叫高端装备制造，因为在制造业中，中国远远没有完成进口替代。大家看所有工地上凡是对机械稳定性要求比较高的、凡是制造业中对装备要求比较高的，绝大部分设备是进口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此为契机来调整一下我们的产品结构呢？为什么不能把创新的重点放在这个领域呢？我们制造业的基础其实是不错的。所以，国家把高端装备制造列入新时期的战略产业，这是对的。第三，现代信息技术，包括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去支持高端制造业，用现代新型信息产品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比如，年轻人现在购物经常在网上进行。网上购物的技术平台实际上就是信息技术平台，因为每一个消费者面对的都是双边市场，一要面对银行，二要面对商店。万一网上付费不安全，怎么办？说明这里有技术问题没解决。我们已经有网上付费系统、第三方付费系统，但却没有能够发明更多与之相匹配的安全软件，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重点。第四，发展现代物流系统。农产品为什么不安全？关键是供应链不安全。双汇火腿失败在什么地方？不是双汇火腿总部出问题，而是中间有一个环节出问题了，导致整个供应链垮掉。在“瘦肉精”事件发生以后，一个月当中公司的净资产就缩水了80%。这对我们的警醒就是：要加强供应链的安全建设。面对能源危机，我们有很多产业升级的举措。此外，还有新能源产业本身的发展。
　　新材料、生物产业、新能源、新动力汽车、涉农产业、现代信息技术、物流产业的发展，都是着眼于我们所回避不了的增长与资源之间的冲突。面对这样的冲突，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改变我们过度消耗资源的产业体系。我们需要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要用新技术来武装我们的产业，从而减少对资源的依赖。要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提出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着眼点，就是缓解人类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
! a. R% a% H' K0 @2 D0 O8 {　　石磊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特聘决策咨询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产业结构与政策、公共经济与政策、当代中国经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出版专著译著多部。多次主持省部级以上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课题，近年来获得上海市社科成果奖、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论文奖、上海市教学名师奖、上海市精品课程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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