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决策机制是防公务过错的根本之策

   官员公务过错的责任追究，向来是个饱受诟病的问题。我们看过太多因为官员决策失误而导致的“短命工程”、“败家工程”、“胡子工程”、“豆腐渣工程”等，但是鲜见有官员因这些失误而被问责的。甚至，一些官员正因为敢在这些短命政绩上下赌注，才捞取了升迁的资本，结果，烂摊子铺得越多，官反而做得越大。
( ]- i: n1 }. i9 F    如今，深圳的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终于给这一制度漏洞打上补丁。按照该规定，公务活动过程将做好资料留存，出了问题，官员要想“隐形”，恐怕不容易了，责任的追究不因官员岗位变动而分离，这意味着官员再也玩不了“击鼓传花”，一人过错必须一人扛到底。
    然而，如果这样的终身负责制仅在一地实行，效果将大打折扣。众所周知，现实中，官员异地调动实在平常不过，如果一个官员在深圳任职时犯错，后来该官员调往异地了，那么怎么去追究呢，不可能把深圳规定拿到别的地方来执行吧？
" g3 j3 T  P* G* P" o, r' s$ v    所以，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不可能在一地实现，我们需要的，是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当前，我们已建立针对重大责任事故以及官员违法强拆的问责机制，下一步，应将这一问责机制升级为“终身究责”，并扩大适用范畴，涵盖所有的公务过错。
    更要看到的是，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也有其局限性，该制度至多让官员公务过错的责任追究，变得更易于操作，但官员是否会因为后期追责的震慑，而避免犯错，恐怕不乐观。毕竟，终身负责制只是行政内部操作，恐难避免人为的干扰，而且，所谓追责，是上级追责下级，这意味着，官做得越大，被追责难度越高。而且，官员公务过错，许多时候并非刻意为之，这是其个人能力决定的，即便有终身负责制这一利剑悬于头顶，他也未必因此就不会犯错。
    显然，公务过错仅仅事后追究，并非治本之策，建立避免官员犯错的事先防范机制，其实更重要。
5 X3 i4 z' v# q4 m. _, ]: F9 Z( y    官员之所以会犯错，最根本的原因，显然是其权力太大了。往往几千万上亿元的大工程，一个人就能随意拍板；一项重要的公共事务，几个人内部开个会就能定下了。决策权力集于少数人，且缺少严格的约束或制衡，如此一来，官员犯错必然难以避免。
5 k6 h. z+ o) t+ W( y, x" d  e    在国外一个18岁高中生当市长，公众却毫不担心，为何？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市长几乎没多大权力，城市大多数重要事务往往由公众讨论，最终代议机关投票来决定。要想官员不犯错，他的权力就应受到严格限制，重要的决策，不能由行政机关内部决定，而应敞开大门，让公众知晓和讨论，让人大代表辩论、投票。民主的决策机制，才是防范公务过错的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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