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讲座：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还能维持多久？

　　我在这里谈一些中国经济发展跟文化复兴的一些个人的读书心得。

　　大家知道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跟埃及、印度、巴比伦，在历史上是让人羡慕的文明大国。那么对中国来讲尤其是，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比如两千年前，西方是希腊文化，也是西方文明的鼎盛时期，中国当时是汉朝，两地没有交流。根据学者的研究，整个的文明水平大家相互可以比拟。

　　那我们知道对西方来讲，在罗马帝国很快就崩溃了，西方世界就进入到所谓的黑暗时期，经济是从罗马时代的鼎盛下滑，进入到一个黑暗的社会。中国从汉朝以后，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整个的文明还是不断的发展，所以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大概带18世纪，也就是我们清朝初期，中国的文明是领先于全世界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在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中国就沦落为一个贫穷落实的半殖民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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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鸦片战争到现在160、170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社会菁英以来是以天下国家为已任，所以说鸦片战争以后的160、170年的历史，中国的世界各界都是在努力国家的民族复兴，一直是抛头露、撒热血，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一直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迎来了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那我研究经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带在1978年的时候，按照当时美元计算，我们在1978年的时候人均收入182美元，每年的收入。这相当于我们现在认为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的贫穷国家的三分之一左右。当然从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我们连续的32年的时间，平均每年9.9%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当然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以这么高的速度，这么长的时间，再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取得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成果，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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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32年快速发展，我们的经济规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时候，达到4370多美元。那么跨过了高中等国家的收入门坎，在中等收入国家里面我们是高收入国家。我们人均收入78年的时候还达不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但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是他们的4倍左右。所以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现在变成全世界最大的世界工厂，最大的出口国，同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这30年前，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非常非常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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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o8 |. H% x& [6 P) e　　我个人有不少切身体验，1987年我从芝加哥学成回国，那么当时为了吸引从海外学成回国的人才呢，国家有不少优惠政策，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是可以带八大件的。那么现在想我带的八大件的内容是什么？当然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当时在国内都是紧俏的东西，我带了一个热水器，洗澡的时候用点热水器比较方便。还有四件呢，我带了四个电风扇，因为我家有四口人。因为当时不敢想每个房间都有空调。当时为了鼓励留学生回国，还可以带一辆汽车，免税的。1987年的时候，进口汽车的关税是215%，所以我就带了一辆现在看起来非常小的车，是丰田的花冠。当时我是87年6月回国，去办手续花了很长的时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1988两会期间，我终于拿到了手续齐全的行车证、驾驶证等等。我去拿行车证的时候，北京市的交通部门告诉我，我那样辆车是整个北京市第二辆私人拥有的轿车。然后丰田是很小的车，当时我在北京开这个车的感觉，比现在开宾士受到的关注度还多。

　　当时没有人能想象说，在他们这一辈子里面，也可以和我拥有一辆小轿车，1988年我小轿车是北京市第二辆私人汽车。北京市24年以后，小轿车的数量多少呢？超过了300万。这样发展速度，确实是超出了大家想象之外。这不只是我们城里人生活水平提高，其实这段时间里面，全国上下包括农村，因为我原来是研究农村的，农村地方走得比较多。看到农村的生活水平也确实是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世界银行有一个贫困线，那么我们在过去32年当中，有6亿人摆脱了贫困，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联合国有一个千年发展目标，他这个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一项目标就是希望在2015年的时候，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和1990年比，减少了一半。其实呢，中国一个国家，就使联合国的目标在几年前就已经完成了，这也是对人类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

　　那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他不仅是对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对世界经济也做了巨大的贡献。这明显在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当时大家普遍认为，东亚经济至少十年、二十年才能够翻身。我们知道当时中国人民币坚持不贬值，避免了周边的国家的经济出现竞争性贬值的这种情形。因为人民币如果一贬值，他们受到金融j的冲击，经济要复苏，就必须启动内需和外需，外需的话，东亚经济一半是出口导向，它的产品是跟中国竞争的，那他在危机冲击之下，他要一方面增加国内的内需，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增加外需。如果人民币一贬值的的话，中国产品增加出口竞争力，就会占领它的市场。为了降低它的竞争力，他就要继续贬值，这样对大家都不好。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人民币没有贬值的，避免他们出现竞争性贬值的不良货币。同时在98、99、2000、2001、2002，我们维持了8%的经济增长速度，当时也是全世界最高的速度，拉动了东亚经济的复苏。所以东亚一般是在危机之后的两年缓过去了，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他最大的贡献是来自于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和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2008年又开始了全球金融危机，我们是1929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崩溃，从二十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最大一一次箫条。在来势汹汹的过程中，我们迅速采取了四万亿人民币的积极财政正的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一个季度就开始复苏，而且维持在9、10%的速度，同样是成为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复苏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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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G9 C4 F! K0 M　　这些成就讲起来，应该是超乎大家的预料，因为国外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在预计中国经济生什么时候崩溃？有一书专门讲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崩溃。但是从2001年，不仅我们发展的非常好，2001年到现在我们经济从增长速度来讲，可以说是更好了，因为在78年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只有9.6%，而我们现在从78年到2010年是9.9，当时我们2001年以后我们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甚至更高。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发展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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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其实我们国内自己也没有预想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我们中国的经济20年翻两番。如果这样的话，平均每年我们要增长多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如果按照这样来算，平均增长速度是多少？总算搞清楚，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7.2%，算出来以后，当时作为学生，我认为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自然经济增长理论，要漂亮的模型、而且有理式经验实证。认为国家在战争之后复苏可以达到7%或者高一点，但是不可能长期以每年超过7%的速度增长，他认为7是最高的可能性，但是也就几年，不可能长期的。

　　所以当时我认为，小平同志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家就是要把目标定高一点，然后鼓舞全国上下努力为那个目标奋斗。既使没有达到7%，达到5%也不错啊，当时我是这么想的。现在确实发现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因为20年7.2%的增长实在太饱受了，我们现在是每年9.9%，现在已经是32年了。这个7.2和9.9，它的差距只有2.7，好像不多，但是32年计算下来的，如果每年7.2的增长的话，32年我们的经济增长跟1978年比，是9.2倍。现在是9.9，32年，是20.5倍。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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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想跟各位谈的，是说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可以发展得这么快，当然必须回顾一下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有同样的成就？这个对比也许会讲，是因为改革开放啊？但我们讲，从八十年代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讲绝大多数，89%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在八十年代进行的改革开放，可是他没有取得我们这么好的成绩，为什么？当然对我们来讲，更重要的是这么快速的经济增长，还能够维持多久？我前面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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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恩的时候，虽然和78年比，我们确实进步了很多，从一个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比现在黑非洲还穷的国家，现在变成一个高中收入的国家。美国现在是5万美元啊，我们只有他的十分之一，按照官方汇率计算，就是购买力平价计划，也是美国的20%，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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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这样高速增长还能维持多久？再来一个问题，也就是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国外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是文化决定的。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学者马克斯韦伯，他认为西方能够快速的经济发展，是因为他基督教的新教原理决定的，这其实是文化方面的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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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 k4 j. k3 q% G7 E4 @　　国内也有相当长的时间认为，中国的以儒家为基础的文化是黄色文明，西方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文明是蓝色文明。那么中国如果要富强，就必须舍弃到我们原来保守落实黄色文明，然后改称西方的蓝色文明。我就想探讨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只有全盘西化才能实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是真正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复兴的问题？

5 [6 A" M6 ?5 v5 F　　首先来谈为什么1978年以后，我们的经济能够持续32年9.9%的增长？这么高速的增长。但我来讲，就是高速增长是一个现代经济出现的一个新的文明现象，因为就是在欧洲，是现代收入水平最高的西欧北美这个地方，按照一些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研究，在西方世界十八世纪以前，他平均每年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只有0.05%。他含义是什么？含义是要一千四百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够翻一番。也就是说，其实他是一个停滞的社会，一个人一辈子的生命预期不过34岁，你看不到任何经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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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到19世纪以后，他突然间人均增长的速度增加了20倍，从0.05变成每年一个百分点。这是翻天覆地了，因为他是增加了20倍。每年1%的增长，他就要七十年的时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也就是说在19世纪，如果有幸你的寿命比较长，能够活到七十岁的话，那你可以看到你的收入水平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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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到20世纪以后，人均增长的速度又增加了一倍，从每年只有1%，变成每年2%。2%的话，他经济爱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就减到35年，到20世纪，西方国家一般的生命预期可以达到70岁，也就是在你有生之年，你就可以翻两翻了。

) E* H5 \! E6 G2 W, _0 d$ k1 ?: D　　从1400年变成35年，这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经济有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由在加速。他变化的原因是18世纪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导致工业技术变迁、升级的速度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也不断从附加价值、低的农业，进入到制造业、进入到工业，进入到后工业化的服务业。这样一个技术的转变和产业的升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这个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成为人均收入提高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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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 L% ~9 }/ U# \% Q+ k, z　　如果说工业革命以后的技术变迁是让我们进入到现代文明的最主要的驱动力，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你比如说我们在18世纪以前还领先于世界，乾隆的时候见到英国派来的大使，乾隆说我天朝大国什么都有，你那里没有什么可以和我交换的。但是很快的一百年时间不到，中国从世界上最鼎盛的文明，变成世界上最贫穷落实的国家之一，其实不是中国退步了，只不过人家进步的太快。人家工业革命以后，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而中国还停留在原来的农耕时代的，要几百年、几千年才翻一番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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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技术变迁产业技术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的话，那落实国家实际上想清楚有一个优势，这个优势是什么？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它的产业，它的技术，都是在全世界最枪眼的，那他产业升级、技术变迁，用经济学的话叫讲是创新，创新是他必须自己发明的。而发明要投入非常大，成功的概率非常的低，根据一些研究的话，现在的研究和开发它通常是一百项投入，到最后大概五项技术可以过关，能够申请专利。但技术过关，申请专利的技术当中，真正有商业价值的，十项也就只有一项。也就是你投入一百项，最后真正对经济发展有贡献的只有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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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4 L' q# p7 [8 m3 u$ u3 z% E　　当然这一项可以由专利，回报很高。可是你算99项目失败的话，回报率怎么高？而落实中国家，发展的结果，他的产业，它的技术是在世界前沿直列的，他和发达国家有一个技术差距，这个差距在经济学上出现了一个后发优势。也就是说，对经济发展有贡献的是创新，就是在下去生产的时候，你用的技术比你现在的技术好，生产力高，那么就是创新，你进入的产业跟现在的产业比，附加价值高他就是创新，但创新不见得就是最新的发明。一个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的话，利用这个全世界已经现成的、成熟的技术的话，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实际上很多是过了专利保护期的。现在专利保护期一般是17年，根据研究的话，一项技术其实只要超过十年，基本就不用付成本了。而且不仅成本低，而且风险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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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 g5 `  V. U. D% I4 Q　　一个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后发优势，那么他创新的成本和数字会比发达国家快得非常多。根据一些研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共有13个经济，包括日本、韩国、我们台湾、香港、新加坡，还有其他的，有13个经济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充分利用了这个后发优势，取得的每年7%或者更高的增长，持续了25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增长。而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快的成长？最主要的原因是充分利用，就是经济学上讲的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如果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这么快的原因，那后发优势应该一直存在啊，怎么只有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取得这样一个成长？这实际上也是跟我在书中和各种场合谈到的，跟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因为我们从鸦片战争以后，当然要追求国家民族的贡献，推翻了满清，去年正好是一百周年。但是当中又经过了很多军阀混战，还有抗日，国内的革命战争，到49年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国。53年以后当时认识到没有军事工业，就没有国防产业，没有国防产业，那就要捱打，军事工业是重工业。所以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提出一个重工业发展的计划，希望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先进的重工业体系，这个目标是非常伟大的，但是会有一些问题，第一个当时的重工业、先进产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产业一般都有专利保护，更重要的那些先进的产业普遍被认为国防安全产业，你专利保护你要拿来不是白用的，你要付专利的，专利费很高，更重要的是你想付专利费人家也不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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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9 O  ~0 J' {3 h1 s　　因此我们必须自己去搞科研的研发，我们付的成本和发达国家在最新产业上的研究至少相当，可能还高，因为他们的基础比较好。这是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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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e2 L  v2 {% F5 A  O: S　　第二点同样重要，这些产业不符合我们的趋势，我们当时是农业社会，资本相对稀缺，资金价格按照市场来定比较高。这这种资本是密集型产业，它成本最重要就是资金、资本的价格。那就造成了如果是一个开放金融竞争的市场的话，我们在重工业里面的企业，他是没有自生能力的。这些企业他就没有支撑能力，因此它的投资需要国家的动员，而他的持续经营需要国家的保护补贴，所以很多保护补贴是这样来的。但当时我们是一个落实的农业经济，大部分的生产、大部分的财富的创造是在广大的农村，而且农村剩余非常少，只要把农村非常少的剩余动员起来，采用的方式就是压低利率，然后工农剪刀差，来使我们重工业的投资层面比较低，得到保护补贴，然后能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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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社会组织必须不断变，咱们未来就是说收入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的参政议政会是提高的，儒家为基础的情况能不能比较好解决老百姓参政意识的提高呢？我们知道西方文化里面，它的政治组织原来是在封建社会里面是建立在所谓君权神授的基础上，上帝给的。那么它为了提高老百姓的参政意识，他只能用革命的方式才能建立民主共和。而中国政治的基础是民本主义，所谓民住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实际这点比君权深受更先进，因为他是以老百姓为基础，而且为政为天天自我凝听，你所想的应该是老百姓所想的，所以这种应该比君权深受更容易适应老百姓参政议政的需求。当然这也必须作走一条我们自己的道路。

" g& P) ?$ [3 B: x! q- q　　关键一点就是，前面讲从技术发展的潜力，产业升级的潜力很大，而且我们组织的层次上面和市场经济、儒家文化是完全适应的，而且从组织来讲，这种摩擦成本也是相对比较低的。关键就是儒家讲的以人为核心的伦理是不是能够保存？是不是应该保存？那我个人认为过去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曾经是说如果不打到孔家思想，不消除儒家文化的郁闷的话，中国是不能现代化的。我觉得这个可以环视，不见得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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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 a& H! [- W0 _3 I3 b　　因为先进落后，强势弱势，它的基础是生产工具、战争工具，我们生产工具比人家落后，战争工具比人家落后。国外认为你必须有那样的伦理、那样的组织才能有他样的经济基础，现在看来不是那样子。这个以儒家的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该不该保留？或者会不会消失？曾经有一段时间认为不该保留，是因为他是保守落后的。因为从儒家的大师孔子开始讲起，孔子说只是整理过去的，不创造新的，这个说法正确吗？

　　我想来讲的话，孔子在梳理的时候是有取舍的，并不是简单的照办的，他是有取舍的。而他强调的，因为人本身是不变的，你不能把人拿掉，你就毁掉中国文化了。但是他的表现形式，他强调的东西，是跟他时代相适应的，你比如说孔子被称之为圣人。孟子有一个评价，空子是圣人。也就是他处于不同的状况，面对不同的要求，他围绕的人不变的，他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论语里面谈人有二十多次，他弟子问人，或者他形容什么是人，有二十多个地方，这二十几个地方没有重复的，核心都是人感同身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是不变的，但是它的表现形式是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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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也就是说，孔子处于春秋战国时代，他处于那个时代他强调这个人，如果他处于今天这个时代，表现的形势会变化，他不会只固守他讲的二十几点，他会随着状况的不同而改变。但是它的核心是不变的。儒家的学者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孟子强调义，义和仁是什么关系呢？义就是释义的意思，你去按照仁，你去推行仁，你就是释义，就不是义，只不过他强调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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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孔子讲仁就可以，孟子要讲义呢？时代不同了，春秋到战国社会就已经很混乱了，各种秩序当然不存。你要强调仁的社会价值，你要强调社会责任感，所以孟子就讲，只有自己觉得是对的，虽然遭到千万人反对，他也要义无反顾的去做。后来魏晋南北朝，到了唐宋，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儒家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但是受到国学很大的冲击，为什么会受到国学很大的冲击呢？因为在这些时代的更迭当中有很多战乱，那么避世的思想特别多，到了宋朝一方面是儒学的冲击，那儒家的学者深入研究，进一步深化，强调信、强调礼，人的信礼来源是什么？因为儒家不太讲本体论，你要和他竞争就必须在本体论上有所发展。理学家他普遍强调诚，诚又是什么呢？诚实际上也就是不欺骗你自己的内心。前面讲的人不就是不要欺骗内心的感受吗？所以诚和义是一样，是自我修炼、自我反向，然后实践的这么一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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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0 u8 F3 U" C- d　　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同时我们不仅说吸收的儒学的精华，然后强调本体论上的研究，你把国学中国化了，因为在印度的国学强调，当然它有大乘小乘，但是强调的是小乘，到中国就变成大乘的佛教，禅宗本体化以后，小乘强调自我的修炼，自我的解脱，大惩就是普渡众生，不就是仁吗？所以他也是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是这样。

　　中国没有被印度化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强调小乘，放掉仁，就被印度化了，中国文化就变成印度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把印度文化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为是本土化了。到了明朝的时候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关系更为先进，更为复杂了，王阳明强调心学，也都是推寻感同身受这种内涵。就是听从你的良心，按照你的良心来行事。所以都是仁的一部分。

, U0 e1 R- b; W8 v" q　　这是讲是行事和途径是不断在变化的，但它的核心的价值取向是不变化的，如果是这几千年这样变化，形式上根据时代而不断在赋予新的形势，赋予它新的精华，我想人是有这种能力的，并不是通过神带来爱才是爱，它有他的长处，但它也有它的缺点，从我们内心感受最出发的，这也是爱，这是我们几千年延续下来，这个爱在现代社会里面实际上更容易避免纷争的，更容易让各个民族各个文化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那么他这里面也不是顽固的、饱受的，也不会制约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固然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了很好的证明，另外我们有亚洲四小龙，基本上都是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他们都是变成高收入经济了。你比如说新加坡，2010年的人均收入，美国是人均收入48000元，新加坡是50700元，所以和美国相当的。香港34000元，台湾韩国都是两万多美元，都是进入高收入行列，所以讲这样并不是不能变成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国家就不能够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完全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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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儒家的核心价值，仁既然不是保守落后，一个关键的问题，会不会消失啊？这种从自己内心的感觉，把你能感觉到的都是你自己的一部分，这种仁会不会消失？我个人看法是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不容易是说这些核心的伦理、核心的价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后天学来的，这种价值倾向是小的时候，你跟周遭的人互动当中学来的。中国有一句话较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三虽的孩子的行为模式、价值取向能反映他大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取向。虽然是我们的俗语，但现在很多的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一般人七岁的以后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就已经定了。

　　因为中国的孩子总是在中国的社会长大，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和它的父母、兄弟，新邻的同学互动当中，当然就会继承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价值取向，所以我想不容易变。但是不是不会，因为一定不会的话，今天的埃及应该是五千年前的埃及啊，今天的希腊、意大利应该是几千年前的国家啊？为什么他们变了？是因为它的核心伦理消失了，被另外一个核心伦理取代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而且我们也出现了让人非常需要关注的问题，你比如说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不少人为了名、为了利，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在报上可以看到，毒牛奶事件什么的，都是为了赚钱，他什么事都会做。

　　另外就是说，固然我们经济发展非常快，但是我们只是中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比我们还是比较落后。他们的经济基础确实比我们高，我们只能说一个在快速发展过程的民族。因此会收到强势文化的冲击，这个时候很容易不自觉的认为他们的东西都是好的，不仅是他们用的，他们吃的、他们穿的是好的。你看的小说也是他们的小说，你读的哲学书也是他们的哲学书。如果你引经据典，就会被认为是落后的，但是你引用的西方的就会被认为先进的。只不过在这种强势文明的冲击之下，很容易认为他们是经典的。在这种状况下并不是不会消失，我要讲的是，如果中国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价值理论体系消失了，就不是中国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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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r1 g( e5 ^  [1 A　　那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有很大的含义，因为中国以人为核心的这种文化，实际上是在21世纪的多极增长当中，是更能够包容各种文化共同繁荣的。在这样一个机遇很好，但是也有不少冲突的情况下，我认为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责任就特别大，因为最有说服力的是以身作则，这也就是说确实必须向曾子所讲，任重道远等等，我觉得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有这个责任。因为实际上消失的文明，它消除的根源大部分是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先变，然后就普及到一般老百姓，我觉得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责任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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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同时也要强调大众转播的功用，你比如说大部分的中国人对仁这个文化的继承，一方面是因为跟父母、兄弟、相邻的互动当中学来的，也有一部分是学校里面教育学来的，但对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听故事、看戏曲，这种三国演义，这种四大名著受灌输的这种文化的，在故事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然后潜移默化变成社会的共同标准，这样学来的。所以我觉得新闻总署和我们工委要求我们来做文化讲座，我觉得特别高兴是有这个机会和各位交换这个看法，当然我这是一家之言，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是政治精英，责任特别重大，尤其是主管文化事业的政治精英责任更大，你比如说美国文化是一个强势文化，那美国的电影电视里面灌输的多少是宣扬它美国文化的价值取向的？如果说我们的文化事业，当然不能用说教的方式，但是如果你在你的小说、电影、文艺活动当中，能够把我们这种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以人为核心的，以供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延续文化命脉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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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n- Z0 A+ O( ~) o　　我想我今天就谈这么多。作者：林毅夫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