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世界经济与中国对外经济大战略

　——2012年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与政策选择，须以国内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为核心，利用世界经济的“后危机状态”，在多个方面脱离以往战略与政策形成的惯性，实现突破。
　　
　　——判断世界经济前景，短期看欧、美，中期看中国，长期则须看世界经济三大“内核”间的互动与再平衡结果。2012年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与政策的调整，既须考虑短期世界经济震荡引出的约束条件，更须立足于中长期大势判断。
　　
　　世界经济：短期看欧美
　　
　　短期内亦即2012年世界经济向好抑或向坏，关键要看欧盟和美国经济。其中欧盟关键要看这个组织内部的协调能力，看其能否通过内部协调化解时下的危局，即主权国债务危机与欧元危机。美国经济则要看时下的增长能否维持与扩大。
　　
　　欧盟“边缘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发酵”引出的欧元危机，实际上已把欧元区经济推入到了危险的境地，到了该做出决断的时候了。目前欧元解体的可能性虽不大，但还看不到化解危局的有效良方，看到的多半是些救急是短期处置方案而非消除隐患的长效方案。如若欧元危机进一步恶化，则可能导致欧元区个别边缘国家退出或被“劝退”，这将在短期内导致欧盟经济陷入混乱，引发商业银行恐慌，由此对世界经济造成大的负面冲击。然而就欧盟与欧元区经济“后危机”以来的表现，尤其是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以来的表现来看，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债务危机尚未对欧盟核心成员的经济造成大的负面影响，实体经济依然在正常运转，恰恰由于这种原因，尽管危机对于欧元区国家总的消费者信心打击很大，但经济总体上还在维持一种低速增长状态。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以来，尽管欧元区国家总的消费者信心下挫时间多于恢复时间，但经济总体上维持了一种低速增长态势，迄今已逾两年（9个季度）。最新预测2011年第四季度也将有微弱的正增长。2012年的增长与否则取决于债务急救方案的实施。
　　
　　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在强化，这是世界经济短期内避免“二次衰退”的希望所在。早先曾写过（赵伟，2009），世界经济复苏，美国是关键。这不仅是就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最具创新能力的经济体而言的，而且还是就美国政府与产业界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方式及其效果而言的。客观地来看，美国政府与产业界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方式与应对以往经济衰退的方式没有实质差距，依然取调结构先行，促增长与就业跟进的路径。以往经历表明，这种方式引出的多半是“效率型”经济复苏。这和中国先保增长后调结构的做法有所不同，后者引出的无疑是数量型反弹强于效率型增长，有些地方实际上以牺牲产业效率换得了一时的粗放式扩张。一般地来看，效率型复苏虽然来得要迟缓些，但其“可持续性”要高得多，一旦进入复苏便能持续一段时间。就近期美国经济先行数据来分析，效率型经济复苏的势头确在强化。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包括就业在内的各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强劲反弹。其中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影响的两个指标的超预期反弹最值得关注：一个是住宅建设的反弹，2011年四季度新开工住宅建设量激增，创“后危机”以来的纪录；另一个是消费者信心的反弹，权威的经济研究机构--会议委员会(ConferenceBoard)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最后一个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猛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64.5，只追后危机以来创记录的高度，即2011年2月份创下的72的记录。
　　
　　纵观“前危机”而“后危机”以降的世界经济起伏与全球三大工业化经济体的各自表现，可以看到如下明显的联系：如若日本经济“零增长”，欧盟经济微增长，但只要美国经济适度增长，外加“金砖国家”的强增长，世界经济就不会出现负增长。沿着这个视点来看2012年世界经济前景，显然得不出过度悲观的结论。客观地来看，目前美国经济的效率型复苏在强化，日本经济多半将可高于零增长，中国经济虽然会减速但增速也不会太低，欧盟核心国家德国与英国经济也不会太差，这种背景下，即便欧元区经济“二次探底”，世界经济总体上的表现将不会太差，至少将不比2011年差。当然这一判断还须看美国目前强劲复苏的可持续性。故此可以认为，世界经济短期走势主要应看美国经济表现。
　　
　　世界经济：中期看中国转型升级
　　
　　说世界经济中期看中国，并非就中国经济的增长“溢出效应”而言的，而是就中国经济调整对于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重要意义而言的。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失衡至关重要的一环，世界经济能否走出失衡阴影，既有赖于美国为首的那些负债累累的工业化国家的调整，也需要中国等储蓄过度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配合。就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首屈一指的贸易盈余与储蓄大国来看，中国经济的主动调整既是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希望所在，也是世界经济摆脱失衡的重要一环。
　　
　　中国经济调整的核心要义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中国民福利增加导向的对外经济调整的要义，首当其冲的无疑是扩大内需，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市场结构。然而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刚刚过去的2011年出口增速依然过高，国内市场受通胀困扰成长依然较慢。至于更深层次的转型，即变“铺摊子”式粗放扩张为集约式增长，做起来更难，因为后面涉及到体制因素。这方面迄今未有大的进展，有些方面甚至做的跟说的两码事。与中国扩大内需转换市场重心的调整步履一样缓慢的，是发达经济体政府与居民户增收节支的调整步伐。“中国攒了太多的外汇，美国花了太多的钱”，国际经济界三年前关于世界经济失衡的这个“诊断”，迄今未见明显逆转。摆在世界经济面前的出路，依然如经济界三年前曾经列过的处方（周小川，2009）那样：美国人要存钱，中国人要花钱。就这个视点来判断，世界经济中期增长依然难以逆料。
　　
　　世界经济：长期看三大“内核”再平衡结果
　　
　　世界经济长期走势，须看两个空间层面的再平衡：一个是三大经济内核之间国际收支再平衡；另一个是各“内核”内部储蓄-支出缺口再平衡。
　　
　　我们知道，导致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而基础的因素，就是世界经济的失衡。失衡的表现有两层：一层是主要经济体内部国民收入与支出的失衡。一些国家的国民支出与储蓄远大于其消费，花了太多的钱，欠了太多的债，形成巨大的消费-储蓄缺口。另一些经济体的国民储蓄则远大于消费支出，攒了太多的钱，形成巨额的储蓄-消费余额。另一层是国与国之间贸易与国际收支的失衡。发达国家尤其是北美进口持续大于出口，国际收支赤字累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尤其是东亚，对外贸易连年出超，国际收支持续盈余，在这两类国家之间形成巨额的收支失衡。全球范围内这个隐患集中体现在美国与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尤以中、美失衡为典型。欧盟区域范围内则存在于核心成员与边缘成员之间，尤以德国、卢比荷（Benelux）和希腊、西葡（西班牙与葡萄牙）爱尔兰等“外围”经济体间的失衡突出。此种失衡迄今未有明显逆转，只要这种失衡持续存在且找不到有效的出路，世界经济就不可能重显“前危机”时代那样的持续增长。
　　
　　空间经济学视野来看，世界经济与各主要区域经济都有核心（core）与外围（periphery）之分。全球经济的三大内核分别为美国、欧盟和东亚，全球经济失衡主要发生在东亚和欧美之间，大区域经济失衡主要发生在欧盟的核心成员（德法英）与外围（西-葡-希）之间。这是非常清楚的。同样清楚的是，目前在东亚的盈余及储蓄与美欧赤字或“储蓄缺口”之间，存在彼此依存与互动的联系。东亚国家的巨额储蓄源源不断地美欧向流动，或在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平衡”。恰是东亚储蓄的这种流动，作为全球金融一股支撑与稳定力量在发挥作用。与此相对应，美国与欧洲核心国家（德法英及卢比荷）的研发与创新，给东亚制造以技术与市场的双重支持。就这个视野来看，短期内世界经济也不会差到那里去的。即便欧盟及欧元区主权债务缠身的成员来看，在核心与边缘成员之间也存在或明或暗的要素“交换”：边缘成员的债务危机推动着优质生产要素（人力资本与高端投资）向核心成员的移动，同时核心成员的储蓄则支撑着欧元区债务。短期来看，恰是全球范围内这种要素互动，支撑着经济系统的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只要失衡未有大的逆转，世界经济就不会有持续稳定增长形成威胁。
　　
　　2012年中国对外经济战略视点
　　
　　2012世界经济无论向好向坏，中国经济势在必行的战略目标始终不可变，这便是转型升级。不仅不能变，而且还须加快与加码。
　　
　　基于目前可以看到的大势分析，2012年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成败的关键一年。这里的一大原因在于，我们已经错过了一次转型升级的一次机遇，这次不能再次错失良机了。错过的机遇就是金融危机袭来所营造的环境，亦即2008年末到09年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收缩。
　　
　　中国视野来看，世界经济的“后危机状态”依然在给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营造新的机会。世界经济短期与中期内的频繁震荡与走走停停的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调整的外部环境不仅不会太差，而且有可能改善。两个层面的外部环境可望超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一个是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中国因素”。别的不说，单是欧元区麻烦的延续与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隐患的存在，就足以强化握有巨量“外储”国家的国际博弈份量，因而提升“中国因素”的影响因子。
　　
　　另一个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要素支持。设若世界三大工业化经济体有两个近乎“停摆”，唯有美国一个增长强劲，则全球战略性资源与研发要素的供求缺口多半会趋于缩小，朝着有利于需求一方变化，因而有利于中国一方的变化。非常清楚的是，中国经济的继续扩张对全球资源的依赖将有增无减，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全球研发要素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研发要素是创新型专业人才与相应的人力资本。
　　
　　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国内各级各类决策者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吗？面对“后危机状态”的世界经济，中国究竟应取何种战略？就全球经济中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视野来看，“后危机状态”下中国经济所能取与可取的一切战略，必须围绕一个核心战略目标展开，这便是国内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其中经济转型最核心的内涵，无疑是变生产为更多生产的以往扩张模式为生产为大众消费的模式，将经济增长动因与目标和国民大众的福利搭牢。为此在对外经济方面势在必行的战略选择，将首推如下选择：
　　
　　——摆脱以往多年形成的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贸易政策惯性，在“双向鼓励”的贸易方面迈出关键步子，获得突破。为此须在短期内把进口重要性提至出口的前面。这样不仅有利于强化进口以有效地利用过多的外汇储备，减少外汇储备损失，而且可在短期内增加国民福利。贸易经济学研究一再揭示，进出口平衡的贸易将导致“双赢”与国民福利的最大化。
　　
　　——消除人民币汇率“升值恐惧症”，变“外压”下的被动升值为促企业转型升级与国民福利最大化为主旨的积极升值战略。货币汇率是切割国际贸易福利的一把“双刃剑”，改革开放前期为突破外汇与储蓄双缺口不得不采取贬值与低估汇率的策略，目前“两缺口”已成两过剩--外汇过剩与国内储蓄过剩，人民币升值大势所趋，与其屡屡迫于“外压”升值不如主动升值。升值战略不仅可变国际经济博弈被动为主动，而且可望带来别的利益。这方面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经历与效应值得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菊地悠二，2002）认为，1985年“广场会议”后日元快速升值对于日本经济与产业的影响，总的利益大于损失。直接的利益包括：抑制了通胀，刺激了制造业强化管理，提高了出口制造品尤其是机械产品的竞争力，令美国等日本主要贸易伙伴借助汇率机制平衡对日贸易的预期落空。间接地来看，货币升值对于国内经济的分别为减弱通胀压力和切割贸易福利。笔者近期基于日本的案例分析（赵伟，2011）认为，“后危机”以降的日本经济，多半是靠了货币升值实现了无GDP增长而有国民福利增进的。
　　
　　——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应改变以往积极鼓励的战略与政策为中性政策，取一种既不过于鼓励也不限制的政策策略。其中引进外资方面的政策应更紧密地与产业升级战略衔接，而在企业“走出去”政策导向方面，须防止盲目的“驱赶”的政策，尤其是所谓“腾笼换鸟”的政策导向。地方政府战略与政策的着力点，须置于制度供给上，以制度供给营造产业与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将企业空间扩张战略与策略交由市场竞争去决定，通过优化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
　　
　　——积极参与关乎全球经济稳定的区域金融与经济危机救助及干预机制，尤其是威胁全球经济“三大内核”内外良性互动的区域性危机。试想，在一个互联网链接与国际分工深入到产业链与产品价值链层面的全球化新阶段，即便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自身利益来考虑而不顾其“邻居效应”，在接下来的“后危机”时段，无论面对近期的欧元危机还是早先的美国国债违约等影响全球经济的区域与国别经济震荡与麻烦，中国都不能袖手旁观，更不可抱有幸灾乐祸的心态，因为任何此类麻烦都可能逆转世界复苏，给中国经济带来损失。就这个视点而言，2012年中国承担一个负责任大国国际责任与义务的压力将趋于强化，任何对外经济战略都须以双赢与多赢为出发点。
　　
　　客观地来说，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成败，不仅关乎到自身而且关乎到世界经济未来的可持续性增长。就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假如2012年还看不到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进展，经济与产业继续受地方与部门利益驱动的各种错误战略与政策的误导，继续铺摊子，且不惜以挖山、填海拓展空间，那么将不仅不会有可持续的增长，而且还将会给中国与世界的生态环境埋下灾难的因子。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粗放式经济增长不仅将导致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继续大幅度增长，对地球的臭氧层的破坏起到加速效应，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靠挖山填海铺摊子的粗放式扩张，直接导致了中国沿海及周边区域环境的恶化。试想，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以政府空前的大众动员能力和现代技术手段为依托，若不取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发展之路，而默许甚至鼓励各地去竞相挖山添海，竞相搞“重化”，集中财力物力与少数几个产业，其合力的恶效应将会有多大！？作者：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CRPE首席教授赵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