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和社会建设问题的思考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机遇和挑战与世界紧密相关。我国对美和其他国家的外交战略，影响和牵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速度和途径。目前国际“一超多强”、“西强东弱”已成定局。对外贸易产业升级，前有发达国家高端竞争和技术转移的限制，后有发展中国家低端竞争和竞相引入低成本产业的双重挤压，战略资源要地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受到武力排斥和干预，我国成为西方转嫁危机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同时国内经济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和“后发劣势”伴随的农民失地、工人失业、结构失衡、生态失序、社会失稳等深层矛盾积累，已到必须妥善解决的重要关头。
    民生和社会建设问题事关国家兴衰
    民生和社会建设问题已成为我党极其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成为治国安邦的基本问题。解决好民生和社会建设问题的总体要求和根本标准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三个最大限度”。即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清醒认识社会结构及其深刻变动，促进社会有序流动，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建立利益关系协调保障机制，大力发展关系民生的社会事业，加快城乡统筹的社保建设和社区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建设。突出抓好民生建设的权利制度和公正制度，重点落实好教育、就业、分配、社保、住房、医疗六项工作。
    凝聚“兴国之魂”再塑全民信仰
    没有精神支柱，国家就会解体，民族就会分裂。我们应续5000年中华文化之精髓，吸人类共同文明之成果，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凝聚和引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奠定全民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找回缺失的社会公道。同时向全民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国家核心利益、社会核心价值观，特别是教育国家之栋梁——青年牢固树立国家核心利益高于一切、重于生命的信念。
    高度重视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
    采取有效措施，高位强势解决贫富差距迅速恶化趋势，确保政治稳定，社会安宁。我们应努力解决好占全国总人口60%以上工人、农民及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发展、保障、尊严、公正等突出问题，特别是将国际贫困线以下的1.5亿农民和5000多万城市贫民纳入国家新 10年扶贫规划、部署，加大扶贫开发和最低生活保障的力度，重点解决边境一线和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每年中央财政专项应不低于1000亿元安排，确保2020年实现基本解决绝对贫困现象。贫困人口年均收入增幅高于全国人均收入增幅，提高分配的“两个比重”，保证“两个同步”。以人民的基本需求为着眼点，改变我国在基本民生投入上位居世界最低的现状。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保均等化。
    科学稳步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一是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当前，要加快取消社会保障政策的“双轨制”或“多轨制”，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实现城乡对接。二是解决好新形势下的“三大剪刀差”。即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廉价农副产品，加上城市工业资本和外来投资的“双重挤压”，农村生产要素源源不断被抽走，使农村更穷，农民更苦，农业更弱。三是优化农村生产力布局，确保已开发资源让“三农”受益。在农村发展大项目、好项目、新技术、高附加值的朝阳产业，当地资源入股，农村劳动力就业直接受益。四是抓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创业就业、转移就业和新农村建设。放开手脚、放宽政策，大力发展中小微型企业，家庭经济、个体户，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把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作为解决民生就业、增收的最大容纳器和社会稳定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市场小政府”的基本定位
    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根本解决政府在民生和社会建设中缺位、越位、不到位问题，加快完成从经济主导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难以承担无限责任，因此要改善和增强社会自治的能力，培养现代合格公民，不断提高社会力量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的影响力。合理、科学确定市场与政府的职责边界，经济运行市场为主，社会建设政府为主。从政府主导型模式转向市场主导型经济模式，减少或慎用“一票否决”的考核办法。另外，国内媒体必须树立和秉持高度的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多宣传主流、向上、阳光的东西，树立中华道德文化的优越感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自信心。各级政府要牢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以民为基，根本稳固了，国家就会安宁。政之所为在顺民心，政之所要在得民心的古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为民恪尽职守，鞠躬尽瘁。创造一个较为宽松、充分施展才华、为民多办实事的从政环境。政府多实施善治，无为而治。同时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社团组织、民间组织的重要作用，共建政府、市场、公众参与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社会管理组织。
    建立社会“安全阀”，搭建社会风险共治机制
    通过可控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公正、科学、协调的利益调处平台，建立由政府、企业、社区、公众、非营利组织共建的社会风险共治机制，使各种社会紧张得以释放，诉求得以回应，冲突得以消解，不满得以洁化，转移矛盾焦点，防止敌意倾向的堵塞、积累和爆发。积极探索建立阶段性分级缓冲处理社会矛盾体系，从自我约束、家庭化解、社区建设、社团作用，媒体规范等多方着手创新机制。特别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处理好民族和宗教问题，使之与社会发展和谐相适应。因此，在法律框架下建立更多的允许公民一定范围内自由表达的平台。群众工作定位应从保稳定向促和谐转变，少堵多疏。进一步扩大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疏通表达渠道，做到诉求有门，利益共商，利益保障。建立并完善跨部门、跨区域的综合型城乡管理系统和应急平台，加快应急管理信息化、智能化进程。实现维护群众权益五大机制建设。即：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群众权益保障机制，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加大文化产业建设，开展心理健康保健，缓解社会压力和社会普遍忧虑，建立有效的社会控制，谋求稳定的社会公共秩序，解决好发展、改革、公平和秩序问题。
    （作者系云南省扶贫办主任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