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市委书记的文化自觉

　河北省第七届农民运动会结束有些日子了，但憨态可掬的大会吉祥物“豆娃”依然在霸州街头随处可见。以燕赵大地最常见的黄豆、红豆、黑豆、绿豆为原型设计，四个豆娃手中分别持有毛笔、书卷、京胡与温泉的标志，寓意正是霸州这些年着力打造的“翰墨之乡”、“词赋之乡”、“戏曲之乡”与“温泉之乡”的文化品牌。一个占地8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60万的县级市，打造文化品牌竟有如此之大的手笔，令人瞩目。从“四乡”建设到最新提出的“四城建设”，从两年一届的“文化艺术节”到遍地开花的群众文化活动，谈起霸州文化建设的热情与成就，以及十七届六中全会勾勒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美好图景，霸州市委书记杨杰深有体会。

　　文化建设工作要重传承，也要图创新

　　记者：霸州连续15年获得“全国文化先进县”的称号，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很显著，文化设施建设尤其引人关注。在你看来，其中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杨杰：“十一五”期间，霸州文化建设最重要的支撑，就是植根于群众中间的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称为文化自觉。霸州大规模启动文化设施建设是从2005年开始的，当时我们财政收入7个亿，有人认为，我们这点实力，花一两个亿建个博物馆，花几千万建个大剧院，究竟有没有必要？当时我说，很有必要。为什么？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没有一个家庭会等到成了百万富翁之后，再送孩子上学，一定是只要能吃得饱饭，甚至在吃不饱饭的时候，也要挤出钱来送孩子去上学。我们要有这个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源于文化自信。中华文化里有太多的好东西，值得挖掘，也需要传承。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距今都有400余年，莎士比亚受到足够的尊重，汤显祖在中国13亿人里又有多少人知道？再比如说我们的文字，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字都有典故，都可以出一本书。在电脑越来越普及的今天，我们还是要重视文字书写，把它作为一项工程来抓。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主题定得太好了，文化事业、文化建设就是要作为大事来抓。

　　记者：现在我们对经典文化的尊重不够，尤其是经典文本，它们是整个民族文化的精华，它们的传承之路不能断。因此，文化建设工作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传承工作，是要带着责任感去做的。

　　杨杰：的确，因为霸州“月月唱大戏”的活动，我接触到一些老艺术家，能感受到他们身上强烈的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他们都很忙，但依然非常乐意带学生，而且主动说，你过来学，我不要报酬。动机很简单，只想把好东西传下去。文化自觉，不是口头上重视文化，而是要上升为政府和干部的一种使命与责任。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四位一体并行不悖，哪一项抓好了都是互相促进，但是民族长盛不衰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文化。

　　霸州在文化上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自古有许多戏班和剧社，也出了不少名家，霸州的历史文化你们可以去胜芳古镇看看，这个镇今年的财政收入预计超过10个亿，是我们市经济的重要支撑，更是霸州文化的一张名片。县域的竞争最后往往落在了文化的竞争上。当然，跟苏州、绍兴这样一些最负盛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相比，我们的历史遗存、文化积淀就太短、太少了。文化积淀就像树的“年轮”，当代人与其埋怨前人，不如现在就从文化年轮的第一圈开始做，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公共文化服务要创品牌，也要“养”观众

　　记者：我们看到霸州在提出建设“戏曲之乡”的文化品牌后，先后建成了李少春纪念馆、李少春大剧院、中华戏曲大观园等，还围绕这一品牌策划了“月月唱大戏”等文化服务项目，这些设施和服务的效果怎么样？

　　杨杰：“月月唱大戏”是2006年开始实施的，现在看来效果不错。“唱大戏”邀请的都是国家级的、省级的一流院团，以京津两地为主，京剧、评剧、梆子、昆曲、话剧、芭蕾、音乐会各种艺术样式都来过。一些院团还将他们新戏的彩排也搬到这儿，我们免费提供剧场，观众免费看戏，一些戏迷告诉我说，看彩排比看正式演出还要过瘾。除了“月月唱大戏”，还有“周末小剧场”和“天天办画展”。我们的数字电影院每天晚上能放映好几部电影，最高票价不超过20元，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看电影，学生在周末也免费。此外，我们每个村、街每个月都要保证放映一场电影，霸州383个村、街，一年能放映四千六七百场电影呢。

　　记者：文化产品离不开市场，可市场的作用是双重的，一个城市文化氛围的营造，仅仅依靠市场调节的话，是否会有盲目性？

　　杨杰：市场调节也不能是什么赚钱演什么，政府不能放任自流。我们还是要倡导民族文化，支持国有院团的发展，特别是年轻演员的成长。因此我们更倾向于邀请年轻演员来演出，他们在大城市很少有演大戏的机会，而没有舞台实践是成不了大家的。唱大戏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既满足了当地百姓的文化需求，又支持了国有院团的改革。院团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放手按照市场的模式去做，但是市场在哪里？市场在基层。所以我们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育市场，为院团改革提供良好的市场氛围。有老艺术家问我，霸州为什么不建自己的剧团？坦率地讲，第一我们养不起，第二我们留不住人才。与其花很多财政经费养一个二三流剧团，还不如把剧场建好，筑巢引凤。这样，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天津京剧院都可以到我们这里演出，他们某种意义上都成了霸州的京剧院。我们培育市场，院团创作精品，这是一个责任分工。说到底，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小题大做”也好，“无中生有”也罢，都是这个道理。

　　群众文化需求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记者：在霸州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老百姓对文化活动的热情，当地的农民诗社、农民剧团、书画协会以及各个村、街的文化活动都有声有色。“撂下锄头就写诗，丢下碗筷去唱戏”，文化已经深入到大家的生活之中了。

　　杨杰：文化自觉说起来似乎是党委政府的事，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前提是群众的文化自觉，真正的体现在社区、农村、企业文化站点的文化自觉，它的强烈程度，直接反映着这个县域文化发展的态势。党和政府的责任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群众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所体现出的需求是不同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最突出的就是温饱问题，所以群众的第一需求就是挣钱。但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全国、全省、霸州全市的经济总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是吃得饱、穿得暖之后怎样追求生活品质的问题，这就是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现在的基层老百姓有需求，文化艺术界的专业人士有创作欲望，但是二者结合不起来。为什么？我们常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文化领域同样如此，现在生产关系不适应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制约了它的发展，所以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记者：照此看来，文化自觉并非孤立存在，只有群众所想与政府所急真正“合拍”，才可能碰撞出文化建设的火花。

　　杨杰：这一点在霸州反映得非常突出。十几年来，历届党委政府一步一步地抓文化，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基础，就是群众有非常强烈的文化需求，历史上霸州老百姓的文化活动参与程度、文化意识普及程度就比较高。各级党委政府能够敏锐地感觉到群众的需求是什么，群众的需求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满足群众的需求是我们工作的落脚点。出发点、落脚点都对上号了，这事就能干成，老百姓就支持。比如当年政府提出恢复胜芳古镇建设时，当地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积极参与其中。座谈会上，工地上，他们都跟着献计献策，征集博物馆文物时，也无偿捐献珍藏几十年的文物。所以说，基层的文化氛围、群众的文化需求，只要我们找准了、抓对了，老百姓就一定会拥护。假设现在还是把文化建设停留在做政府的表面文章上，即便花费了大量资金，老百姓来看，也不过是建了一个壳：第一，没内容；第二，内容和“我”不对号；第三，门是关着的，“我”进不去。所以，不能仅仅满足于谋划一个大题目，而是要考虑如何更好地组织活动、形成机制、建设队伍，来保证它最有效、最灵活、最便捷地运行，这也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