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浙江模式的挑战与应对 沈晓栋 谭艳平

浙江模式的本质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农村工业化和县域经济发展为主线的内源性经济发展方式，迫切需要创新提升



“浙江模式”：内涵与特征



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市场化制度变革先发优势。由于浙江国有企业不多，计划经济的控制力相对较弱，再加上地方政府较为开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个体私营经济就已经在体制外迅速成长，上世纪90年代末，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面就达到90%以上，优先分享到了我国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发展的巨大利益。目前浙江70%以上的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由民营经济创造。



省管县财政体制下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浙江是全国唯一保留“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省份，形成了省级政府地方治理结构方面的“浙江模式”。近些年，县域经济的各项指标，包括税收、出口、工业产值，占到浙江省经济总量的40%-70%0 2003年以来，浙江一直保持25个以上的县进人全国百强县行列，居全国前列。



传统产业为主的块状经济。全省90个县(市、区)中，有82个拥有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的块状经济，拥有永康五金、义乌小商品等245个全国性生产基地称号。以机械建材、轻纺服装、医药化工等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占到了浙江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出口的90%左右。



“浙江模式”：局限和挑战



市场化:初级市场经济体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存在较大差距，从根本上制约了浙江经济发展。



宏观层面，垄断行业准人、政府行政体制、要素价格体制等改革滞后成为制约浙江经济转型发展的深层原因。一是垄断行业改革滞后。对于金融、保险、电信、电力、铁路等主体性行业，民营企业仍然面临“玻璃门”的限制而难以进入。二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市场规范等方面的供给仍然不足。三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浙江资源性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使得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微观层面，民营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制约了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一是产权封闭。绝大多数企业为个人或家族所控制，具有很强的血缘和地域色彩。二是决策权和经营权高度集中，大股东往往在企业治理结构中占据支配地位。三是激励方式落后。采取年终分成、股权激励、情感激励等新型激励方式的民营企业较少，制约了民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企业的长远发展。



工业化:传统工业化路径依赖程度较高，产业结构转型滞后，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推进缓慢。



从产业结构看，浙江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转变艰难，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长期以来浙江经济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以纺织服装、机械化工等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但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内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以及国家减少外贸顺差等宏观政策的出台，浙江工业结构变化的速度赶不上需求结构升级的速度。与此同时浙江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按照人均CDP水平，浙江已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而2010年浙江服务业比重仅43.1% ，远低于中高收入国家61.4%的水平。



从产业组织形态看，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缓慢，制约了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一是竞争过度而合作缺乏。浙江块状经济多处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低水平复制使得不少块状经济产能过剩。二是企业之间竞相模仿，缺乏创新。浙江块状经济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款式被仿制、复制的情况时有发生。三是产业延伸不够，服务业与制造业集群发展的格局没有形成。



城市化：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大县小城”难以适应工业化阶段转换趋势。



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成为制约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体制性障碍。2010年浙江城市化率仅为59%，与人均CDP6000美元的发展水平很不相称。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长期分割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当然，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因素，而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受到的制约作用就更突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需求就更加迫切。



县域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未能造就强大的“城市(群)经济”，不能适应工业化发展阶段转换的大趋势。从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将取代工业成为经济的主体，而这必须依靠大城市以及城市群的发展。浙江县域经济繁荣而城市(群)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大城市数量少，特别是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数量更少，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功能较弱，都市经济圈尚未成形。



国际化：低附加值出口模式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环捕，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层次低、对外投资规模小，对产业转型的拉动作用较弱。



国际贸易方面，出口产品层次低，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浙江出口商品以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分别仅为40%和10%左右，比广东和江苏低30个百分点。由于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高，而出口产品的层次又低，浙江商品经常遭遇“两反两保”等贸易摩擦。



国际直接技资方面，“引进来”层次相对偏低，“走出去”规模太小，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较弱。浙江利用外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2010年，浙江省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占全部外资的62.3~毛。由于外商投资行业层次偏低，对浙江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较差。从近些年“走出去”的效果来看，浙江企业境外技资在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并未得到较好发挥，主要表现为境外投资层次不高，缺乏带动行业整体提升的好项目；部分传统产业的境外投资对省内企业造成挤压效应。



“浙江模式”：完善和创新



把率先建立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重点，破解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弱化政府对经济资源的配置职能，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高度重视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公共服务提供。切实贯彻执行中央出台的促进民间技资的政策，打破行业垄断和各种不合理的区域性市场保护行为。加快完善要素资源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促使土地、水、电、能源等资源价格回归。引导民营企业建立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现代企业制度。引进战略投资者，强化人力资本激励。



把强化区域创新体系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提高创新能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努力构建一批国内外一流的科研机构和公共创新平台，建设一批行业(区域)技术中心及中介服务机构。培养和引进一批创新型人才。完善知识产权参与股权和收益分配的政策，保护创新创业者的合法权益。加快建立和完善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投融资体系，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从产业链低端向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及品牌创建两端延伸。加强传统产业的重组整合，形成一批规模大、效益高、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增强集群区域内的公共服务功能，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培训等公共服务。积极破解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政策约束，降低服务企业设立的门槛，引导更多民间资金投向服务业领域。正确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生物、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大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产业基地建设力度。优化海洋空间开发格局。



把优化区域空间布局作为区域统筹和城乡统筹的重要抓手，加快推动新型城市化发展。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农民向城镇转移的门槛，并逐步推进社保、教育、医疗、就业等与户口性质相关的配套改革，实现农民向市民转化。根据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积极构筑与之相适应的空间开发平台体系，深化区域经济统筹发展。尤其要继续深入推进“山海协作”工程，推进发达地区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梯度转移。顺应城市化以及城市经济成为经济未来主要空间形态的客观趋势，推进浙江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以及城市群经济转型，着力推动杭州、宁波、温州都市圈和浙中城市群统筹发展。



把国际经济大调整以及国内需求升级作为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不断提高经济内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推动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的商品出口。积极拓展俄罗斯、中东等新兴市场。推动国际服务贸易示范区和外包产业基地建设，积极培育服务外包企业及品牌，支持企业取得国际认证、提高接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构建浙江企业集群式境外投资合作平台，支持浙江企业积极开展海外并购，着力培育浙江本土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引导产业转移向“总部在浙江，分支机构和生产基地在省外”的方式转变。主动对接上海，参与长江兰角洲的合作与交流，在产业选择和空间发展方向上实现互补。（浙江经济2011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