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谈谈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

　摘要:作者以“成绩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的科学精神，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29年党的历史进行了客观梳理，介绍并提出了“探索”是29年的主线，同时指出了我们党在探索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并对其进行了客观分析。在结语部分，作者意味深长地提出学习党史的方法论要求。
　　2011年1月11日，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发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大家之所以如此关注这段历史，我想是因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29年的历史波澜壮阔而且又曲折复杂。这段历史是一段离我们今天很近的历史，与我们今天乃至于今后的继续探索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正确认识、评价这段历史，对我们的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我就结合《党史二卷》的编纂，从五个方面谈谈29年来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


　　一、探索是29年党史的主线
　　（一）主线从两个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主线决定着我们对这29年历史基调的认识。基调的确定就是要明确这段历史基本上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同时，基调又决定着我们对这段历史当中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评价和在这段历史当中活动着的领导人的评价；第二，主线决定着全书的章节结构。主线虽然贯穿着一个历史时期，但是它在整个历史时期内各个阶段表现出来的面貌和特点不一定是一样的。每个阶段表现不一样还能叫主线是因为其中的方向和目标是一以贯之的。因此主线一旦确定下来，各个章节就跟主线相联系，所以对于研究、编纂党史的同志来讲，首要的任务是确定主线。
　　（二）将“探索”确定为29年的主线的两个基本依据：一是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1949年到1981年32年的历史做了一个基本评价，《决议》的第六条讲，这32年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站在历史长河的高度观察历史的眼光和方法；二是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建党85周年的“七一“讲话中对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做的总体评价:我们党在这85年中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党历经28年的艰苦奋斗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第二件大事是29年间一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二是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此使得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第三件大事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大大提高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下一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胡锦涛总书记这里面讲到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今天要讲的29年。
　　（三）将“探索”确定为29年的主线的两个佐证：一是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讲过，我们现在从许多方面来说，正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二是薄一波同志在领会小平同志这段话之后用六个字做的一个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这六个字很好地概括了我们党建国六十年的这条主线，也很好地说明了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一脉相承的。前30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我们认识的不太清楚，以至于在实践中犯了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开放。可以说前30年的探索基本上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后30年我们接受了前面的经验教训，才逐步找到了正确道路，这是前后两个30年的本质区别。但是从探索这条正确道路的意义上来讲，前后两个30年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29年的主线就是探索。



　　二、探索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是29年的主流和本质



　　（一）政治方面的成就
　　第一，奠定了四大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一是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建立这样一个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另外，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没有“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当时的苏联老大哥那里也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我们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二是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就有了“人民代表会议”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当时毛泽东同志就说，这个制度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又能集中处理国事，还能保障人民必要的民主活动。建国以后，我们将人民代表大会制确立为我国人民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三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也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存在，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政治合作关系。我们党在建国以后非常珍视这种合作关系，把各民主党派保存下来，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民主党派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政治力量。这个制度既不同于 “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许多国家实行的“多党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关系的生动体现；四是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成熟，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步明确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这四大基本制度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延续至今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第二，实现了除台湾岛屿之外的全国范围的国家统一。这里面包括实现了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的团结，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等等。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
　　第三，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经济方面的成就
　　第一，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战略思想。这些经济战略思想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有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一是提出突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建国之初，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可是我们不懂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只能借鉴别人。当时世界上我们能借鉴的只有前苏联。可贵的是，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很快就发现了前苏联体制中的一些弊端。1956年“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后，引起了国际范围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我们国内也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闹事事件，然后出现了“波匈事件”。由此，毛泽东同志开始认识到前苏联的那套体制有僵化的东西，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你看每一棵树长的都不一样，为什么我们都要跟苏联一样呢？！提出要突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勇气，也非常有智慧的战略。那么，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呢？没有现成的答案。当时，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分头带队到各部门、各地方去搞调研，最后形成一批理论成果。这批理论成果体现在两个文件里面：一是“八大”会议的文件；二是《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讲到，我们提出了很多办法、原则和苏联相同，而方法有我们自己的一套。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文革”发生前。这时候提出的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二是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建国开始，我们提出“一化三改”，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我们照抄照搬前苏联，搞了一段片面发展重工业。后来很快发现这在我国行不通，另外，我们也看到片面发展重工业这条道路在前苏联、东欧也行不通。毛泽东同志说，苏联、东欧搞片面发展重工业引起两个弊端：一是货币不稳定；二是货物供应不足，特别是农产品、轻工业产品供应不足。他说，中国要搞工业化不能走苏东的工业化道路，而要根据中国国情，找到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根据这个国情，我们制定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经济，这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特点；三是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当时前苏联说咱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不必每个国家都去搞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我就够了，你们各个国家适合发展农业的发展农业，适合发展轻工业的发展轻工业，不必都搞独立完整，各个国家应该说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唯有中国没有。当时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理由就是我们一定要以经济的独立保障政治上的独立，与这个方针同时提出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由此，我们战胜了之后不久遇到的难以克服的经济困难。新中国刚一建立的时候，我们处于极端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在政治上，美国胁迫其他西方国家一起敌视中国；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这段时间长达20年之久。当时我们只能从苏联、东欧那里得到一点援助，但是不久我们跟前苏联的关系恶化，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我们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正是因为之前我们就有了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战略以及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才克服了这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四是提出了“四化”的宏伟目标。毛泽东同志一开始提出来的是“三化”，后来发展成“四化”，当时“四化”的内容和现在也不太一样。从“三化”到“四化”，从当时的“四化”发展到后来的“四化”，这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当时还提出了“分两步走”等一系列宏伟目标；五是提出打破封锁，争取外援。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政治上敌视我们，在经济上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使我国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我们从来没有过关起门来搞建设，是西方世界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在西方世界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的时候，我们提出一定要打破封锁，争取外援这样的战略思想：一方面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另一方面要争取外援，争取外援是为了增强本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同时，我们还灵活巧妙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封锁、反禁运的斗争，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当时提出争取外援包括吸收外国的资金，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等等，虽然这样提出来了，但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美国长期不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不放弃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所以我国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面，得不到外面的援助。
　　第二，在上面这些经济方针的指导下，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巨大成就。分三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建国头七年。建国头七年我们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我们在极低的起步基础上，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二是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我们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原定“一五计划”是1953年到1957年完成，我们在1956年底就已经完成各项指标，到1957年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为我们之后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第二阶段，1957年到1965年“文革”发生前。这是我们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犯错比较多，有很多失误，但是有一条没有变，就是这十年当中我们没有放松生产，特别是1961年到1965年间进行五年国民经济调整，原因是我们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到1965年我国经济有比较大的发展，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们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具规模，最后建成是在1979年，由叶剑英同志在人代会上宣布：我们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现在已经建成。可以说我们现在赖以进行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我们现在全国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经验很大一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决议》说，这些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这个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欣欣向荣的，但是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被“文革”的发生突然打断了。
　　第三阶段，“文革”十年。一方面十年内乱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党和人民跟“左”倾错误一直在做斗争。由此，“文革”十年对经济的损害是受到一定程度限制的。第一次是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经济急剧恶化，到1972年经济又有所恢复。因为1972年到1973年周恩来同志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使急剧恶化的形势有所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完成或者超额完成；第二次就是1975年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迅速回升。
　　这个期间国民经济在遭受巨大损失的同时有若干进展，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如果粮食得不到保障，对于一个国家是真正危险的，在这个期间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二是工业交通发展得比较快，建成了一些新的铁路干线，特别是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等等；三是基本建设有很大发展。建成了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并且投产。比如胜利油田、大港油田，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厂等等都是在这个期间建立起来的，再有葛洲坝水电站也是在这个期间开始动工的等等。这些若干进展或者说若干成就，也是我们党和人民同“四人帮”斗争的结果。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文革”动乱国民经济会有更大的发展，“文革十年”给我们的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害。　　
　　第四阶段，“文革”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就是1976年到1978年。《决议》称这两年是在徘徊中前进的时期，虽然只有两年，但是这是我国发展中很重要的阶段。这两年应该怎么定位？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讲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做了很多工作，如果没有这两年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地确定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这两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准备。胡耀邦也说过，这两年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决议》对这两年讲了成绩和错误两个方面，错误比如说 “左”倾错误继续，还有“两个凡是”等等；成绩也是很多的，比如说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取得了较大成绩，同时教育、科学、文化也从这时候开始走向正常等等。这29年经济方面的发展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科教文卫体方面的成就。我们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的发展。其中“两弹一星”就是在这个期间发射成功的，“两弹一星”的发射成功在当时打破了美苏核垄断，保卫了国家的安全，提高了我们的国防能力，从长远讲这个意义不可小看。“两弹一星”的发射成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是我们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是中国人民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保证。其他科教文卫体方面的成就今天就不讲了，大家看《党史二卷》上都有。
　　（四）外交与国防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这个时期我国面临着恶劣的国际环境，我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由我国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支持。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同12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最重要的一点，我国的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是在这个期间得到恢复的，还包括我国支援了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他们的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所以这个时期我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这一切都为我们国内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或者说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条件；国防方面的成就：这个时期我国国防方面的成就也很多，比如说我国原来只有陆军，在这个时期发展成集海陆空，加上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同时，这个时期我们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特别要提到的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国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发挥了坚强的柱石作用。这期间，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取得了珍宝岛战役的胜利，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保卫了国家安全，保卫了边疆。
　　以上讲了29年的成绩，虽然是初步的但是极其宝贵。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话讲，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取得的这些成就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这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三、探索中的失误和原因分析
　　我们党在这个期间，在工作上、在指导思想上犯过错误，有些甚至是严重错误，就是小平同志说的，我们搞了20年的“左”，20年的“左”指的就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我们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20年的“左”。在编纂《党史二卷》的时候我们要求成绩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错误写透是什么意思呢？错误写透不是要渲染错误，因为光渲染错误，不讲成绩，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不利于我们总结教训，不利于我们克服错误，不利于我们以后不重犯，反而还会使群众失去信心。错误写透就是既要写出错误的内容，又要挖掘犯错原因。
　　（一）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及其原因
　　经济建设急于求成表现在：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冒进，接着出现反冒进，以后出现批评反冒进，之后出现“大跃进”。
　　首先，提出加快经济建设的原因
　　从主观上来讲，同我们经验不足有关系；从客观上来讲，跟当时我们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太大有关系。那时候的差距比现在的差距不知道要大多少倍，所以压力太大，急于赶上，导致急于求成。当时在毛泽东同志的头脑当中有两点非常明确：一是认为建设速度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二是认为当时具备了高速度的条件。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第一，毛泽东同志觉得建设速度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的原因。一方面，西方世界敌视我们；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又比我们先进好几个世纪。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以比他们更快的速度发展，我们就永远赶不上他们。对此，毛泽东同志有着深刻的忧虑。当时，毛泽东同志讲过一段非常激愤的话：这个地球上有六亿人口的国家只有我们一个，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口，我们应该对人类有贡献，但是全世界都看不起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人类没有贡献，我们太落后了。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应该对人类有贡献，我们可以对人类有贡献了。对人类有贡献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要超过美国，如果我们不能超过美国的话，我们就对人类没有贡献，就对不起全世界的人民，就没有理由在地球上待着，就要被消灭掉球籍。这段话感染了全党全国人民，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15年超英赶美，“落后就要挨打”，当时提出超英赶美，可以说是全党全国人民都同意的，大家都想赶快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赶快过上好日子，我们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这个愿望没有错。
　　第二，毛泽东同志认为当时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条件的原因。当时我们认为出现了十到十二年的和平时期，这个估计是没错的，因为1955年开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是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二是1955年4月到7月的日内瓦会议，这两个会议增强了世界和平的力量。这两个会议以后党中央做出了一个分析，就是在十到十二年的时间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不起来，帝国主义之间发生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们有十到十二年的国际休战期。当时党中央有一个共识，我们一定要利用这段和平时期加快建设速度。“大跃进”客观上造成了很多的失误，但是倾注着党中央毛泽东以至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尽快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望。错就错在对什么是真正的高速度，怎么样达到高速度，缺乏正确认识，也就是说对于经济建设的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比如当时的“大跃进”没有经过试点，也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在全国就大规模的展开了，这种办法是不科学的。
　　那么，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总的来说还是建设经验不足，对规律认识不足，对国情认识也不足，片面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具体来讲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简单地沿用了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运动的一些作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搞人民战争，以弱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在建设时期，我们简单移植这种做法，以为只要搞群众运动，就能高速发展经济。我们说发动群众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我们忽视了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律，“大跃进”运动中千千万万人赤手空拳最后炼出一堆废铁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表现，这就是只知道发动群众，没有掌握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个典型表现；二是把加快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上升为阶级斗争。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毛主席说，“大跃进”是促进，促进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就是促退，促退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右”派，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一路这样的帽子戴上去，大家都觉得很可怕，所以都不敢讲真话，不讲真话就讲假话，讲了假话，上面就信，信了以后就更加讲假话，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这是“大跃进”能够发动起来又不容易纠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到“庐山会议”，事实上，“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毛泽东同志首先觉察到的，所以，他提出要纠“左”，当时纠了九个月的“左”。在1959年七八月份召开了庐山会议，庐山会议是一个纠“左”的会议，纠“左”的会议怎么变成了一个反“右”倾的会议呢？原因是彭德怀的一封信。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彭德怀觉得纠“左”不彻底，就给毛主席递了一封信，俗称“万言书”，这封信批评了我们党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否定三面红旗，这封信上去以后这个会议的性质马上变了，开始了反“右”，在全党展开了一次为时半年之久的反“右”倾运动，结果就是继续“大跃进”，由此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从纠“左”逆转变成了反“右”，原因在于毛泽东同志纠“左”并没有全盘反对“大跃进“，而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批判了“三面红旗”，毛泽东认为这是“左”，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把速度问题上的分歧上升到阶级斗争来理解了。
　　（二）所有制急于求纯及其原因
　　所有制急于求纯指的是不切实际地提高公有化程度。表现在一些具体工作过急、过快、出现偏差，搞“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大二公”。讲到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个观点，有些人说“三大改造”是错的，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又私有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三大改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是必然的。因为当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工业化，搞工业化靠小家小户搞不起来，同时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确实和政府之间有很多冲突，同国营经济之间有争夺市场、争夺原料等等很严重的冲突，当时不实行“三大改造”的话，工业化搞不起来。事实上“三大改造”的结果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是一个历史必然，是正确的。我们今天说“三大改造”在总体成功的情况下，有些具体做法过急、过快、出现偏差。导致了农业方面高级社规模过大；工业方面不适当地搞大厂、全能厂；商业方面盲目追求大店；手工业方面合并过急过快，形势过于简单化，这些做法同当时的生产力是不相适应的，是生产关系过于拔高的一种表现。之后的1958年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一大二公”，“大”是规模大，“公”指的是公有化程度高，就是把经济核算单位提高到公社，而且把生产队以致社员部分财产无偿收归公有，然后搞一平二调，之后又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又刮“共产风”等等，结果是损害社员利益，影响积极性，损害了农业生产。
　　所有制问题上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高的根本原因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反思错误，重新认识国情做出的一个正确判断，这个判断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极大飞跃，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没有这个认识，没有这个认识就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阶段。超越阶段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实践经验不足，思想准备不足。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起码有两次在阶段问题上提出过正确的认识。第一次正确认识是在“三大改造”结束不久，他在一次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说，我们要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时他把这句话叫做新经济政策。他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时间太短了，我这个新经济政策要实行的长一点，但是他没有付诸实践，并后来被他自己抛弃；第二次正确认识是在三年困难阶段来了以后，毛泽东同志带领大家反思错误，在反思错误阶段他提出了一个正确观念，我们现在正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就是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可惜的是毛泽东同志没有付诸实践，并后来被他自己抛弃。为什么两次正确认识都没有付诸实践，都被他自己抛弃呢？就是因为当时的实践经验不足，我们只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感性认识不充分就没有上升为成熟理性认识的条件，所以我们经常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认识不足。社会主义改造只经过三年就顺利完成了，当时准备是很长的时期，结果三年就顺利完成了，这给我们一个错觉，认为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软弱，所以社会主义就特别容易搞成，这个思想从孙中山开始就有。通常我们讲，孙中山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要在中国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句话的前半句是对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说他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对的。事实上，孙中山从来不准备在中国搞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初他周游世界，到过很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看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两个弊端：一是贫富悬殊；二是阶级冲突严重。所以孙中山认为在中国不能走这条路，不能建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他说，我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先生说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所以就特别容易搞成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句话里面多少也有这样的思想，就是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我们的资产阶级很软弱，所以我们容易搞成社会主义。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第一，存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问题；第二，生产技术水平比较低；第三，缺乏管理大生产的经验；第四，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这些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利条件，我们对这一点认识不够。当然也不能说一点没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期“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很多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没有用了，而很多不熟悉的东西正等着我们去学，我们一定要学懂我们不懂的东西，这说明他已经看到了我们这方面的艰巨性。问题就在于学习是一个艰苦的事情，真正学懂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真正学懂之前我们就不免犯错误。对此，我给大家介绍列宁的一个观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组织得很好，你要攻破它很困难。但是革命一经爆发要继续下去却容易得多，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在组织方面和团结方面要高得多，所以革命比较容易胜利；相反，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革命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个国家里敌人已经腐朽，资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但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它完成就十分困难，需要万分谨慎小心和坚韧不拔。从中列宁概括出一条规律：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那么，越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越困难，因为这里除了破坏的任务之外，还有一个空前困难的经济建设的任务，他把这个叫做巨大的困难。从这段话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面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看得太容易了，这是造成许多失误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在所有制问题上超越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没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没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不了解；另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教条化理解。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对于马克思主义不了解的情况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正确而精辟的论述不知，或者不真知，或者熟知而不真知，或者不知，或不甚知。我们常说熟知不等于真知，况且有很多我们有不知或者不甚知，这就妨碍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它们的思想。比如说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话，当时马克思有几个概念是通用的，新世界的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理想社会在他那儿都是同一个概念。他讲新世界建立的时候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赋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界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球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教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在这段话里面表达了以下几点意思：第一，他充分估计了资产阶级时期所赋有的历史使命和历史地位，没有资产阶级创造的物质基础，新世界的创立是不可能的；第二，他在这里表达出对资产阶级时代的憎恶，他把这个残酷的时代形容为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第三，他表达出对推翻这种吃人制度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无比向往；第四，他表达出他绝不认为这种伟大的社会革命是随时都可以进行的，而需要有生产力做前提和基础，对此，恩格斯多处有过更加通俗地表达，比如在《共产主义原理》文章中，他说，共产主义革命发展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过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他这个话是在当时一个座谈会上讲的，刚讲完这段话，有人站起来提问，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恩格斯明确地回答说，不能。他说，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在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正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有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须的大量的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思想，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有社会。我理解，这个思想也就包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之后，对私有制也不能一下子就立即全部废除，而要经过创造大量生产资料的过程，直到废除私有制所必须的大量的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反思一下我们自己，长期以来我们“左”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以为公有化程度越高，生产力发展越快，所以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之后不久，还没有来得及经过创造大量生产资料的过程，就急急忙忙宣布全部废除私有制。现在看来这个思想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是第一种情况，对马克思重要的一些精辟的论述不知或者不甚知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情况。在所有制问题上教条化的理解，起码有两点理论上的失误：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毛泽东同志《矛盾论》中有一段话，在一般情况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反过来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反过来决定生产基础。前面说的一般情况下指的是量变时期；一定条件指的是质变时期，就是生产关系变革的革命时期，当不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得到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革就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三大改造”就是这种情况，不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这时当然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起决定作用。那么，我们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不进行量变与质变的区分，加以泛化。比如我们在“大跃进”时期、在“人民公社化”时期、搞“一大二公”的时候，不是质变时期，是不需要进行革命变革与生产关系变革时期，这时，实行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无限拔高来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肯定是要摔跤的；第二，更重要的一个失误就是马克思确实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社会主义就是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我们就是按照马克思这个定义做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搞单一公有制为什么错了呢？这里面就是对马克思这句话所说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做了教条化的理解。当时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新世界的创造这几个概念是通用的，可见他没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加以区分。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加以区分的是列宁，列宁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者说是低级阶段。所以，马克思在这里给社会主义下定义：社会主义就是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单一公有制。这里我们要搞清楚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马克思自己做了一个解释：我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工人站在一旁轻轻地一按电纽，产品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的时候，生产力高度发达到这种时候就是我所说的社会主义，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实行单一公有制，就是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就对了。我们在生产力还很低的时候就想实行全部、纯粹的公有，即单一公有制，这当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里要说明的就是社会主义当然要实行公有制，但是我们只从公有化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出发，而不对公有化的形式、范围做科学研究，以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越大越好，而最高、最大的就是国有，那么以为国有就是国家直接管理、直接经营，一切由国家统管起来最好，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在“三大改造”中总体成功，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体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把所有小商、小贩、小私有者经营的小店铺等等，统统国有化，这是对公有化的形势和范围都缺乏正确理解的表现。所以我们在生产力低的情况下实行单一公有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同理，马克思还说过一个定义：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列宁后来也说：只要在社会主义阶段还讲什么商品经济是十分可笑的，这里，列宁说的社会主义其实已经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到这样的程度的社会里面是不是可以消灭商品经济呢？的确是可以的。比如说我这个杯子值多少钱，说值十块钱，为什么值十块钱呢？因为它花了工人十块钱的劳动时间在里面。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它值十块钱，现在我生产这个杯子，只要工人一按电纽它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的时候，不需要十块钱的劳动时间了，那他还值十块钱吗？不值了，他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了，可以说谁要谁就拿走，不值钱了。当生产力高度发展到不仅仅是一个杯子，所有贵重的东西包括建筑材料都是站在一旁只要一按电纽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时候，那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呢！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当然我们现在离共产主义社会还非常遥远，需要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为什么说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就因为它要经过几十代人提高生产力的过程，所以商品经济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发展的时候，必须实行商品经济。由此，我们联想到有些同志说，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突破了马克思主义，这话是不对的，我们没有突破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按马克思主义说的做了，我们才成功了。马克思说的很明确，生产力没有达到那个高度你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在“人民公社化”的时候，那么低的生产力我们就想搞吃饭不要钱，当时陈伯达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消灭商品经济》，肯定是不对的。而我们现在回到马克思主义，按马克思主义说的做了，我们在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生产力的时候，我们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才对了，才是合乎逻辑的。
　　（三）阶级斗争扩大化及其原因
　　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一直到1959年反“右”倾，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我们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导致了1963年到1965年四清，四清当中把干部的思想作风、经济问题都当成阶级斗争来抓，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最后发展到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以这个理论为基础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不断地把阶级斗争的范围扩大化，把阶级斗争的作用夸大化。原因是什么呢？第一，理论认识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在于：一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不可能始终存在。列宁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始终存在阶级斗争说明我们永远建不成社会主义，这是荒谬的；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不是全局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把它当成全局性的；三是阶级斗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能是生产力；四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种落后于阶段的理论。前面说的所有制结构求纯是超越阶段，而阶级斗争为纲是落后于阶段，因为只有在剥削阶级社会里面，或者由剥削阶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进行阶级斗争才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时期还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落后于阶段的。第二，国际环境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在“八大” 报告里面宣布，我国阶级斗争已经消灭，我们说他这个宣布为时过早，但是奇怪的是宣布没有几个月就搞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就搞反“右”扩大化。原因在于，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1956年是多事之秋，发生了“苏共二十大”， “波匈事件”，当时这些事件发生以后，特别是“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毛泽东非常震惊，他当时说，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原来不知道，这下暴露出来了，教育了我们中国同志，所以他从这几个事件里面做了一个总结，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他说，东欧一些国家，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就是因为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环境对阶级斗争理论形成的影响；第三，制度方面的原因。邓小平说过，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反面，这个“他”指的是毛泽东。一些制度不健全，这也是一种时代环境的客观因素，就是我国封建历史很长，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没有完全肃清，加上其他原因，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为当时党内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的发生提供了一点条件。我们说这种情况的产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就如《决议》说的，党中央对此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归咎于个人，如果仅仅归咎个人，就不利于全党总结教训。
　　前面我讲了如何看待我们党发生的失误。我们应该对党发生过的失误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就是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观察和衡量，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该着重于个人责任，尤其不能从个人品格、个人恩怨找原因，这样我们分析错误的原因才能够比较客观公允，而且准确全面。

　　四、如何评价在探索中发生失误的毛泽东
　　第一，毛泽东的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探索，探索在中国怎样建立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如何赶超发达国家，探索如何维护劳动人民的权益，如何保卫国家安全等等。他的成功也罢，失误也罢，光辉也罢，瑕疵也罢，大多与此相关的一些失误都是在他探索中犯的，而丝毫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第二，毛泽东有历史的局限，他的局限是历史的局限，而历史的局限往往是很难突破的。我们要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这里我借用恩格斯评价黑格尔的话，恩格斯是非常崇拜黑格尔的，恩格斯在讲到黑格尔划时代的功绩和他的局限的时候说：黑格尔虽然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我觉得这段话用来讲毛泽东非常得恰当，毛泽东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时候，当然受到了同样的限制。搞社会主义在中国是第一次，在全世界上也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所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规律肯定要受到时代的和知识的限制，所以要求毛泽东本人超越一切限制是不公允的。
　　第三，党中央的结论。党中央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和领袖人物是非功过的评价都已经做出正确结论。首先做出表率的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没有把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留给后人去评说，而是在他那时候就及时做出了符合实际、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历史决议。邓小平在起草决议的时候，对决议组的同志一开始做了三项基本要求：第一，明确指出这个《决议》一定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第二，《决议》一定要对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决议》一定要统一全党认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说，如果我们这个《决议》不阐述或者阐述不好毛泽东思想，这个《决议》不如不做。我们可以看到，《决议》确实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做出了公正、准确地评价。之后，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讲话当中，都对毛泽东同志做出了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方向。
　　第四，正确评价毛泽东关系全党利益。对毛泽东和其他主要领导人如何评价关系党的命运，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所以不能掉以轻心。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解放思想，党内民主也不断扩大，人们开始以审视而不是盲从的目光来观察党和国家评价领袖人物，这是可喜的进步，但是我们说这种评论应该是严肃的、公正的、客观的，而不能是轻率的、轻薄的任意褒贬，因为这关系全党利益，是个大事。
　　第五，要有一个公正的态度。对我们党史工作者讲，要有一个公正的态度至关重要。党史一经出版会流传很广，还会流传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要求自己撰写党史一定要实事求是，着眼大局，要以总结经验教训，鉴往知来，以利于推进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我们的出发点，以实事求是的评判历史是非，得出规律性结论，提高党的执政兴国能力为我们的目的，以客观公道的态度评价历史和领袖人物的功过，而不应该苛求于前人。


　　五、正确看待两个三十年的关系
　　正确看待两个三十年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29年同改革开放的关系。
　　第一，“探索”贯穿于整个六十年。六十年的历史是一个整体，我们要把握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我们说这二十九年同改革开放新时期紧密相连，这六十年改革开放当中，发展最快、最健康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六十多年，但是历史不能割断，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同前二十九年的发展分不开。前面这二十九年我们历经挫折，但是整个看来成绩是主要的，这些成绩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制度的基础和物质的基础，提供了正反经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正面的经验可以继承，有了这些负面教训可供借鉴，我们才有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是在深刻反思前29年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创造性的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征程。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里面有一段话是叫做永远铭记，这段话是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段话为我们正确认识前30年和后30多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永远铭记。所以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不是对前29年的否定，恰恰是在前29年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继承其正确的，改正其错误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结果。
　　第二，正确认识毛与邓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是在探索的道路上，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前面我们讲了薄老的六个字：始于毛成于邓，很好地概括了建国以后的主线。还有一句话我希望大家记牢，就是党的“十四大”指出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继承与发展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二者关系的根本规定。继承说明了它们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发展说明了它们的差异性和阶段性。邓小平理论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阶段的差异是历史使然，对于“始于毛成于邓”，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三句话：一曰继承，继承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二曰纠正，纠正毛泽东同志错误的；三曰创造，创造毛泽东同志所没有的。这也体现了把六十多年的历史看作一个整体的想法。
　　第三，我们党历来在探索中前进，在纠正失误中前进是我们党重要的执政能力之一。就是我们党能够自己纠正失误，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有人主张多党制，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共产党不能自己纠错，而要靠多党制加以监督。我们说需要加以监督这个话没有错，但是说共产党不能自己纠错，这个话错了，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正说明我们共产党有自我纠错的能力，这是我们党重要的执政能力之一。
　　第四，探索中的失误是前进的先导。我们不是说失误放在那里就可以成为前进的先导，而是说我们只要能正确地总结失误，总结教训，失误就能够成为前进的先导，所以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所以他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就是没有“文革”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正确政策，所以重要的是犯了错误能自己反思、自己纠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伟大、光荣、正确不是说不犯错误，要求一个党或者任何一个个人永远不犯错误这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可能的，伟大、光荣、正确是说犯了错误能够自己检讨，自己纠正，而自己发现、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正是一个郑重的、伟大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的特质。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党，并且我们党历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教训中发展壮大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六、学习党史的一点感受
　　这29年在历史长河中其实是短暂的一瞬间，如果我们看得很长远的话，可以看到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活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身影。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探索，有他们独特的使命，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局限，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辉煌。所以作为后人，我们不仅要记住前人的经验、失误和教训，更要记住他们的经验和成功。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是今天最好的借鉴。有这样的遗产、这样的借鉴才使我们今后慢慢求索中更加坚定、更加自信、更加不可战胜。所以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更没有任何理由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的全部历史。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历史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更不要轻率地否定我们年轻共和国刚刚起步时候的艰难探索，对这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和创造了这段历史的前辈，我们永远充满敬意，我们不能忘记，更不能否定我们的人民为争取美好未来付出的艰辛劳动，对领导人民走过这段辉煌而又曲折道路的领袖人物也不能采取一笔抹煞的不公正态度。所以说我们应该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正确地说明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段历史，为我们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历史依据。我想只有这样，历史才会成为我们最好的教师，我们也才能从历史这座宝库当中汲取无尽的智慧，这是我的一点点体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