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汪同三讲座: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最早是2002年十六大的时候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新的中央领导走上工作岗位时提出来的，当时提出来要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是指在国际经济环境中有很多有利的因素，我们应该抓住它来促进国内发展。十六大以后国内国外都经历了很多大的事件，“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我们仍然处于这样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就是党中央在十六大作出的判断现在依然是有效的。但是毕竟从2002年十六大到现在将近十年过去了，有新的情况出现，我们如何来理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提法？在“十二五”规划里讲两个方面，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就是说一方面有机遇、有利，另一方面还是有挑战、有风险的，而且这种挑战和风险难以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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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际经济恢复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国际方面看，一方面是国际环境总体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首先，国际经济开始恢复但还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
　　第一，主要发达国家信贷规模的情况。在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信贷规模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受危机的影响急剧下降，特别是美国下降最厉害，从2010年后期开始，信贷规模逐步回升，但是还远远没有回升到危机之前的水平。
　　第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股市的情况。在危机之前，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估值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峰点，在危机过程中急剧下落，现在有所恢复，但是还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同时还不太稳定，波动比较大。新兴经济体也是这样的，像拉美、亚洲、东欧等国家在危机之前也是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危机中跌下来，现在有所回升，但是还没有回升到原来的水平。在这一次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就是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差别，新兴经济体贸易量的恢复状况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但在危机之前新兴经济体总量和发达国家差别不大，在这样一个新的情况下我们理解“经济全球化”会出现一些新的内容。
　　第三，大宗商品价格的情况。在危机中国际市场的石油、矿产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急剧下跌，但是现在又处于一个回升的趋势。
　　第四，货币升值的问题。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新兴国家都面临着货币升值的压力。世界经济危机中一些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明显动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元是走弱的趋势，但是现在美元和日元、欧元相比又出现了走强的势头。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的货币升值最快，人民币升值相对来说是最慢的，这也是半年前巴西强烈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原因。巴西货币升值快的好处就是有利于缓解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我们知道，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国家都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是巴西的通货膨胀率是这些新兴经济体里最低的，俄罗斯、印度的通货膨胀率都在10%，而巴西的通货膨胀率还能维持在一位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巴西的货币升值快。这也是美国人跟我们讲的道理，美国人现在讲之所以要求人民币升值，就是人民币升值对你自己也有好处，可以缓解你的通货膨胀。这个话从经济学上讲绝对是正确的，通货膨胀实质是有效供给满足不了有效需求，所以货币升值增加国内供给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那么为什么货币升值就能够增加供给呢？比如说我生产了一个茶杯，这个茶杯值十块钱，原来人民币和美元的比价是1：10，如果美国人想把这个茶杯买走供应国际市场，他出一美元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人民币升值变成了1：5，这时美国人就得花两个美元了，这个结果就是美国人不愿意买你这个茶杯了，或者他少买一点，剩下的茶杯就可以供应国内市场，增加了国内的供给。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这个茶杯是美国人生产的，人民币和美元的比价由1：10变成了1：5，我就可以买更多的茶杯来供应国内市场。所以说，货币升值可以增加国内供给，来缓解有效供给满足不了有效需求的矛盾，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是这种说法只讲了问题的一方面，人民币的汇率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过快升值，我们东西卖得贵了，这样会降低我们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影响到出口，接下来就会影响到国内生产，接下来就会影响到就业。问题还不是就停在这儿，如果就业状况恶化以后，接下来会出现社会不稳定的问题。所以，从经济角度来讲，汇率升值绝对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去看，汇率过快升值会带来社会不稳定。
　　第五，世界经济增长趋势情况。联合国做的世界经济增长图表明，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大概是3.5%—4%之间。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跌到1.6%，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是负2%。从二次大战结束到2008年世界经济从来没有出现过负增长，即使美国、日本、欧洲经济出现过问题，但是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增长能够把世界经济拉成正增长。但是这一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太厉害了，中国拉不动了，以至于世界经济在2009年出现了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由于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中国经济率先回升，仅一年时间就带动世界经济走出负增长的低谷。201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大概是3.6%，联合国预测今年是3.1%，每年是3.5%的增长趋势。除了联合国之外，IMF、世界银行等大型金融国际金融机构普遍预测世界经济趋势是今年比去年差一点，但是明年会比今年好一点。具体的国家，如美国经济在2009年是-2.6%的负增长，2010年是2.6%的正增长，今年预计能增长2.2，明年会再高一点到2.8%。日本也是这样，2009年的下降最严重，下降了5.2%，去年2.7%，地震之前预测今年1.1%，地震之后人们说日本经济会跌一个百分点，那就是说今年日本的经济可能是零增长，但是明年会高一点。如果今年日本零增长的话，明年的增长速度会明显加快。因为大的自然灾害之后半年到一年的期间内，经济受灾害的影响明显下降，但是一年之后要恢复重建，增长速度会明显加快。
　　第六，西方国家的失业情况。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几个国家的失业率比较高，但预测美国失业率是逐年下降的趋势，预测意大利失业率是逐年上升，比较糟糕。美国经济经常出现衰退或者叫做增速下降，从每一次衰退8个季度后的恢复水平来看，相对于1975年、1991年的衰退，这一次经济衰退八个季度以后的恢复程度是最差的。我们看美国经济衰退后的就业恢复状况，1980年的那次经济衰退用了11个月恢复就业、1973年的那次用了17个月、1981年那次用了25个月、1990年的那一次用了32个月、2001年那次用了29个月，这一次金融危机已经36个月了，它的就业还在低谷中。经济总量的恢复情况和就业的恢复情况可以说明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影响之严重，是最近三四十年里面影响美国经济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其次，世界经济环境还存在很多问题。
　　世界经济环境在金融危机之后有所恢复，但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存在的问题还很多。在财政方面，西方国家财政状况严重恶化，已经到了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的程度。在金融方面，也存在着虚拟资产和有毒资产等问题。金融危机之后有很多关于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讨论，但是到现在都是说的多、做的少，真正能够见效有意义的行动还很少。
　　第一，财政上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债务问题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稳定。
　　金融危机后，各国采取的对策基本相同，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我们的财政赤字2008年只有1700亿，2009年全国人大批准的政府财政赤字是9500亿人民币，2010年是10500亿人民币。为什么我们2009年、2010年敢提高这么多，而认为它不会严重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根据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我们财政状况是可以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3%以下。美国、欧盟、日本等西方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是7%—9%。全国人大批准给我们政府的9500亿、10500亿的财政赤字只是一个额度，政府可以把批准的额度拿去发国债变成钱，根据欧盟国家的经验，政府发行国债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就是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60%，除了德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美国的国债余额占GDP比重接近100%，最严重的国家是日本，日本的国债余额占GDP比重达250%。我们在2009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只有20%多一点，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增发三倍的国债才达到欧盟设定的60%的标准，说明我们的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这也是我们在这次应对美国金融危机中能够率先实现企稳回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
　　西方国家的财政问题相当严重，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接近9%，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100%，就是国债已经达到了国会批准的顶点，前一阵子美国政府差一点因此关门，最后美国国会两党达成妥协，把这个顶稍微提高了点，才使得美国政府得以继续运行下去。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最高的是希腊，希腊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了140%，相当的危险。接下来是爱尔兰、葡萄牙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大大提高。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比较小，出了问题还有救，但是西班牙由于规模太大出问题就不好救了。美国如果出了问题谁也救不了它，只能自己救自己。
　　第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有毒资产和虚拟经济问题。
　　有毒资产典型的例子就是次贷，次贷危机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源头。我们把“次贷”翻译过来，从名字上就告诉你是次的东西，但美国当时为了资本扩张，把次的、不好的东西也发出去了，这就是有毒资产引发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一个任务就是要对有毒资产进行消毒，把有毒的变成无毒的、把次的变成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这样的有毒资产有2.8万亿美元，联合国估计说有2.2万亿美元，到现在只清理了四分之三，还有四分之一仍然处于有毒状态。也就是说，现在国际上还有五千多亿美元是有毒资产，没有消化掉，这些有毒资产碰上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再一次成为兴风作浪的导火索。
　　虚拟经济的问题就是虚拟资产和实体经济的比太高。虚拟经济或者叫虚拟资产主要有银行资产、股票市值、债权余额和金融衍生品四项。实体经济是全球各个国家的GDP之和。世界虚拟资产和实体经济的比在1990年是2.19倍，2000年是5.52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是14.2倍，就是说我实体经济每生产出来一块钱，就有14.2元等着要从这一块钱来分好处，而且从法律上来讲他们是完全应得的，因为我要么借了人家的钱，或者是人家买了股票了，我不还本至少得付息。但这一块钱我自己还得至少花掉八毛钱用于维持生命，不能全给这14.2元去分，因为如果你把一块钱全拿走了不让我消费，我饿死了你什么也得不到。也就是说，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干，我顶多给你两毛钱，那么14.2元来分两毛钱的回报率就是2%。大家知道，任何一个资本的持有者绝对不会满足于2%的回报率，他一定要千方百计想办法提高自己的回报率，但是总量只有这两毛钱，如果你成功提高了你的回报率，那就必然会降低他人的回报率。由于大家都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回报率，就出现金融危机了。所以在这一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缩小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马克思讲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商品经济的波动周期有繁荣、衰退、箫条、复苏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里最重要的是箫条阶段，因为只有在箫条的时候，才迫使你去变革，否则你就活不下去，只有那些抓住变革机会的人才能发展下去。这次遇到美国金融危机冲击，我们由于应对得当，很快就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这让我们避免了一些损失，是一个好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充分经历箫条阶段，失去了变革的机会，还是按老路在走。
　　2008年，美国的虚拟资产和实体经济的比是18.9—20倍，日本比较低只有8到9倍，所以虽然日本经济不怎么样，但是人们更愿意相信日元，它的可靠性可能更高一点。中国2009年虚拟资产和实体经济的比是3.7倍，相对来说是最低的，这也是我们能够有效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个有利条件。当然虚拟资产和实体经济的比不是越小越好，马克思曾经充分论证过虚拟资产对于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它能够有效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所以我们3.7倍的比肯定还是低的，还需要提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大力发展股指期货、融资融券，要发展创业板和国际板，这些东西的实施实际上都是在扩大我们的虚拟经济。但是像世界经济总体的14.2倍和美国接近20倍是太高了，到底多少合适，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得到多数人公认的结论，但是我想这肯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一个绝对的数，要根据其他的环境、其他条件的状况动态决定多少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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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内经济恢复面临的主要形势
　　首先，当前国内经济环境存在好的方面。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我们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这段话非常清楚地将我国当前国内环境好的方面描述出来了，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下面几组数据。
　　2003年到2007年，我国GDP连续五年的增长速度在10%以上，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成绩。因为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只有过四次经济连续五年增长10%以上：第一次是日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倍增计划期间；第二次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第三次和第四次都在中国，第三次是在1992年到1996年，但是那五年是高增长、高通胀，我们不满意；第四次就是2003年到2007年这一次，而且这段时间没有太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我们讲2003年到200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好的一段增长。这个成绩的取得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带领全国干出来的。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跌下来了，2009年跌到最低，但是我们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到了2010年增长速度就恢复到了10%以上了，2010年我们GDP增长10.3%。
　　我们看最近两年的季度GDP增长情况，2009年第一季度我们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跌到最低是6.1%。之后我们采取应对措施，增长速度明显回升，2010年第一季度增长速度达到11.9%，但是二、三季度增长速度又出现了下跌，第三季度到第四季度又稳住了，三季度9.6%、四季度9.8%，今年第一季度是9.7%，所以连续三个季度我们的增长速度是比较稳的。
　　我们工业增加值月度数据趋势线虽然水平不低，但是出现了向下的趋势。月度CPI比较高，达到了百分之五点多，但外国人给我们算的核心CPI只有2%，核心CPI是什么呢？发达国家认为真正影响消费价格变动的是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就是不管吃的，只管工业制成品的价格的波动。按照这样一个概念算出来的中国的核心CPI只有2%，这也说明这一次价格上涨压力主要来自食品。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吃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吃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虽然核心CPI不高，但是总体的CPI是比较高的。月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下降，商品零售额月度数字趋势线也是下降的。所以，当前我国工业、投资、消费都是下降的趋势，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这是趋势还是波动？如果是波动的话好说，有下还有上，如果是趋势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需要重视了。
　　我们看国际上一些知名的金融机构对于中国经济所做的预测，国外知名金融机构对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预测的平均数是9.2%，对明年的预测平均数是8.9%，总体来说这两个数是挺高的，但问题是他们预测中国明年会比今年低，但前面说了对世界经济的预测是明年比今年要好点。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我们要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世界经济在涨，咱们怎么降呢？现在有一种认识认为我们现在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了，所以增长速度得慢，这种说法就是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与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对立起来，实际上这二者是不应该对立的。我们转方式调结构不是为了慢，而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为了更科学的发展。如果把这二者对立起来就错了，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我们重视、要讨论的问题，要尽快把认识扭转过来。
　　其次，当前国内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到，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这是把问题定性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些问题表现在哪里？我们每年有三个重要的会，一个是中央全会，一个是中央经济工作会，一个是两会。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会对于我们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是如何表述的。
　　第一个是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十七届五中全会对于我们当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全面概括，主要有十个方面：一是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强化，二是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衡，三是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四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五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六是农业基础薄弱，七是区域城乡发展的不协调，八是就业存在问题，九是社会矛盾，十是体制、机制障碍。这十个问题里没有明确的提出来通货膨胀问题，就是说在2010年秋天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时候，通货膨胀还没有凸现出来。
　　第二个会就是2010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由于中央经济工作会的重点是关注经济问题，所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对于当前我们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描述就比较概括，主要有五条：一是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形势复杂；二是粮食的增产和农民的增收基础不牢；三是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大；四是资源环境约束；五是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我们注意到，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仍然没有着重讲通货膨胀问题。
　　第三个会就是今年三月份的两会了，今年的两会上通过了两个很重要的文件，一个就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有一个就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由于政府工作报告要覆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民族等所有方面，所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当前存在问题的描述又恢复到了十七届五中全会那样的描述，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描述是十条，在这儿讲了九条，差的是五中全会提到的第九条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不是政府工作报告回避了社会矛盾问题，而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强调社会矛盾问题，它把社会矛盾问题展开讲了四个方面问题：一是教育和医疗问题，二是物价上涨的预期，提出通货膨胀的问题，三是违法征地拆迁，四是腐败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更着重社会问题的表述，而且首次明确提出价格上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看“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当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表述，是完全把十七届五中全会的那十条全搬过来了，仅仅增加了“物价上涨压力加大”一句话，其他和五中全会一点都不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会期间的两个重要文件里都分别明确指出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通货膨胀是一年的事儿，但是在“十二”五规划纲要里提到物价上涨问题就是五年的事儿了，是一个中长期的事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另外，多种原因引发了通货膨胀压力。
　　为什么我们在“十二五”规划五年期间都要高度重视抑制物价上涨的工作呢？除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2000年这几年是通货紧缩问题之外，其他的多数年份我们遇到的都是通货膨胀问题，就是我们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更多的是通货膨胀问题，而且这一次通货膨胀压力出现又有其特殊性，要认真分析产生这次通货膨胀压力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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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原因就是输入型通货膨胀。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通货膨胀问题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这个通货膨胀是输入型的。怎么理解“输入型”呢？一方面就是国际市场上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涨了，咱们国内的汽油就得涨。但是我们理解输入型的通货膨胀的因素时，更重要是去理解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QE2）对我们的影响。如何理解美国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呢？一方面美国是不得已而为之。美国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恢复的基础还相当脆弱，所以美国不能完全退出政府的刺激政策来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美国政府想保持一定的刺激政策，只有两条政策可选择，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美国的财政状况是相当危险的，美国政府因为债务问题都差点要关门了，所以财政政策对美国已经无效。只剩下一个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中最有效的工具是利率，但是现在美国的利率水平不到1%，没有继续下降的空间了，所以利率工具又没法用，只剩下“量化宽松”一个工具了，即强行向经济中注入美元。从去年11月到今年六月,美国经济注入了六千亿美元，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去年下半年美国经济面临就业和通货紧缩两个问题，他的就业率已经36个月恢复不上去了， CPI只有1%多一点，再往下跌一点就是通货紧缩了。从经济学上讲，我们宁可要点通货膨胀也不要通货紧缩。要降低失业率、提高CPI，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是往经济中注入六千亿美元。我们不应该简单去批评这个做法，因为它采取这种量化宽松政策是不得已的一个做法，毕竟是针对美国经济的具体问题采取的措施，如果这些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的经济困难，对于世界经济应该是一个利好，而中国又是世界经济的一分子，对中国也不是坏事儿。现在一些具体的统计数据出来以后，我们发现确确实实美国经济的问题是有所缓解，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美国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所针对的问题和我们不同，我们是CPI太高了要降低，美国当时是CPI太低了要提高，所以必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价格上涨的压力。这种压力大概有两个渠道来传播，第一个渠道就是量化宽松政策产生的庞大货币进入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必然会带来价格上涨，从而影响到我们国家；第二个渠道就是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定价的。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农业基础太薄弱。21世纪以来，我们已经有过三次通货膨胀问题，第一次是2003年，然后2007年，还有最近的这一次，这三次价格上涨的出现都直接和农业有关。2003年，非典结束后大家出去吃饭发现北京的烧饼涨价了，这是这次发现通货膨胀的最早苗头。烧饼涨价是因为粮食涨价了，粮食涨价是因为粮食的供求关系紧张了，粮食的供求关系紧张是因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粮食播种面积逐年下降，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累计几年下来2003年出现通货膨胀了。所以，我们判断那一次出现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粮食生产，而采取的加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是千方百计增加粮食生产。200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开始新一轮加强宏观调控，采取的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条政策就是震惊世界的取消农业税，结束了中国老百姓种地要交皇粮的历史；第二条政策就是建立了粮食的最低收购保护价，如果市场粮价低于保护价的水平，政府粮库敞开收购；第三条政策就是种粮直补，农民种地不仅不需要交税，而且种一亩地政府补几十块钱；此外农民买粮种、化肥、大型农业机具国家都给补贴。就是这样强有力的刺激农业生产的政策，使得我们国家从2004年一直到2010年连续七年粮食增产，连续七年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多。2007年那次通货膨胀首先是因为猪得蓝耳病，老母猪不下崽导致猪肉价格上涨，很快波及整个价格体系。这一次的价格上涨从一开始的“豆你玩”、“蒜你狠”等都是直接和农业有关。所以说，我们农业基础薄弱是引起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我们农业基础薄弱到什么情况？一方面，我们的农业非常脆弱，重要的农业产品处于一种相当脆弱的紧平衡状态，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有点问题就会出现崩溃。虽然我们粮食七年连续增产，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特别是人均棉花占有量是明显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增加农民收入，如何去增加农民的收入？转移支付、扶贫救济、靠慈善事业不是根本的提高农民收入方法，也不可能、不现实。要想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提高的问题，就是要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提高农民劳动成果的价格。现在我们的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的上涨幅度明显高于CPI，就是说我们想保持农业生产的稳定，要想提高农民的收入，我们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把农副产品的价格往上提一提。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农业基础薄弱的问题，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讲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问题没解决，这是我们在“十二五”期间仍然面临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原因是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去年这个时候沸沸扬扬的一件事就是富士康职工跳楼，这件事情直接结果就是各地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这个问题是与我们的收入分配状况相联系的。我们现在存在的很多所谓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最终的原因都可以在收入分配上找到解释，所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和内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党也是在不断的深化的。2002年十六大对收入分配政策的表述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的水平”，这几句话的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收入分配结构应该像一个枣核形，就是高收入是少数，低收入也是少数，多数人是在中间这儿，叫做中等收入，这样的收入结构稳定，能较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结构是鸭梨形，高收入的是少数，低收入的一大堆，中等收入挺不起来，所以十六大时，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表述出来了，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表述显然是不够的，虽然指出了问题，但没有讲如何去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从哪儿去提高、提高多少等。五年之后到了十七大，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的表述就大大进步了，叫做“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明确了从哪儿去提高，也明确了提高的下限，但也应该有个上限，上限就是工资提高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如果超过了就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所以十七届五中全会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就叫做“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个两个同步既要理解成一个高另一个也要高。同时还要理解成一个高离不开另一个高，就是说既有下限也有上限，只有这么做才能够避免出现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当然，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收入分配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明显偏低，我们的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明显偏低，我们有必要通过矫枉过正的办法把偏低的比重调整回来，就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使劳动报酬的提高高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如果把这种提高作为一个长期的政策就错了，必然会引起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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