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如何协调社会关系”系列评论汇总

让“利益杠杆”撬解社会矛盾

 

  协调社会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而“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适应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从利益分配、利益表达、冲突解决等方面，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关切，这是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

    经济发展在带来机遇的同时，往往带来新的挑战。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些社会矛盾也在凸显，体现了社会关系的某种紧张：“富二代”、“煤老板”成为流行标签，包含着对收入差距拉大的复杂情感；农民工为讨薪跳楼跳桥，劳资关系在一些地方明显失衡；路不敢拾遗、伤不敢救助，尴尬无奈中弥漫着信任焦虑……

    时间会浓缩成就，也会叠加矛盾。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走过的路。高度浓缩的发展历程，急剧变迁的社会环境、深刻变动的利益格局，正是社会关系渐趋紧张的重要原因。例如，收入差距的拉大，有市场经济的作用；拆迁矛盾增多的背后，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会信任度的降低，也与“单位人”向“社会人”、“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有关。

    正因如此，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重新审视社会关系成为健康发展的必需。也正因如此，人们在审视社会管理时，才把协调社会关系作为首要基本任务。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当下许多社会关系的紧张，往往是不同利益诉求使然。如果地方政府在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方面，能够恪守公共服务提供的职能，保持中立仲裁者的角色，而不是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以“公司化思维”与民争利，那么群众上访、拆迁自焚就会大大减少，那里的干群鱼水关系也就不会异化为水火关系。如果包工头不是无故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如果农民工有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完善的法律救济手段，那么跳楼讨薪就不会成为折射劳资关系的一道悲怆符号；如果公立医院能够坚守公益性，而不是纵容医生靠收红包、开高价药“以灰色收入养医”、“以药养医”，那么医患关系就不会成为经常被谈及的无奈话题。

    从这个角度看，“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就是要适应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从利益分配、利益表达、冲突解决等方面，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关切，进而促进利益动态平衡。这也是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社会管理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也是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提高个税起征点备受关注、保障房建设成为媒体关注焦点、最低工资标准吸引众多目光……

    列宁曾说过，利益触动每个人的神经。如何让社会高度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如何协调解决伴随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不断做出适应新利益格局的安排调节，充分利用“利益杠杆”撬解社会矛盾，这是协调社会关系的主要抓手，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人民日报评论部）

 

人民日报评论部：理顺结构才能舒缓“社会焦虑”

 

　　社会关系中弥散的“焦虑感”、“紧张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失衡。一方面，差距侵蚀幸福，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有专家认为社会结构调整可能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流动渠道梗阻，部分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同，社会结构调整滞后，“板结”、“凝滞”之说时有出现。

　　

　　从公务员考试热潮，到大型国企一职难求……近期，年轻人到“体制内”去的现象，引来广泛讨论。且不论这是否是普遍的价值取向，所谓“体制内外”的提法也确实让人看到，中国社会早已不是外国学者所说的“一块天花板”，而是在不断变化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结构。

　　因为自谋职业等原因游离于“单位”之外的“社会人员”，一度成为不正当、不安定的代名词。而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承担的社会管理功能大部分被剥离出去，越来越多“单位人”变成“社会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快速发展，城乡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不同群体从体制中“溢出”，利益诉求更趋多样，社会关系必然更为复杂。

　　贫富差距拉大，城乡鸿沟难平，困难群体不少……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同步增长的幸福，物质丰富也未必换来社会关系的和谐。少数事件从个体上升到群体事件，从直接利益冲突上升成“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社会关系中弥散的“焦虑感”、“紧张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失衡。

　　通往城市的列车并未给农民工罗练带来了希望，但却并未实现他人生的梦想，他被文明进程抛在了无名小站；上海女大学生杨元元的命运也并未因为知识改变，在窄小的盥洗室中，她选择了沉入命运的永夜。个体境遇未必是时代的风向，却也折射出齿轮咬合间的摩擦和罅隙。一方面，差距侵蚀幸福，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有专家认为社会结构调整可能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流动渠道梗阻，部分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同，社会结构调整滞后，“板结”、“凝滞”之说时有出现。

　　社会结构变化了，需要有更高的社会管理水平、更强的社会关系调节能力。如果能更好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中保低调高，形成“纺锤形社会”，“仇富心态”就失去了不断滋生蔓延的土壤；如果能有效打破各种壁垒，使社会结构“活”起来，“富二代”、“农二代”就不会成为流行标签；如果进一步改进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旭日阳刚”们的歌声就会多一些希望、少一些无奈。

　　去年，征地、拆迁等问题引发近1/5的群体性事件，很多都是因为有的地方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取代了市场和社会的调节。无论“到体制内去”的浪潮多么汹涌，“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年代也已经一去不返。这让我们看到，社会结构变化后，协调社会关系的各个主体，市场、社会和政府，同样需要各归其位。寻求管理与服务的最佳结合点，找到配置资源更合理的方式，才能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更科学合理的社会结构。

　　正如一副七巧板，拼版如何摆放，决定组成什么图案。社会终究是由不同群体组成，铁板一块没有结构和关系可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协调社会关系的契机。正处于急剧变化阶段的中国，未来社会结构的调整会更为剧烈。理顺社会结构、协调社会关系，可谓刚刚破题。

 

以“社会共识”涵养公序良俗
　多元的思想，让共识难以达成，增添了分歧；多变的观念，使方位难以辨析，滋长了迷茫。一些社会关系的失调，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思想观念失序、社会心态失衡，而这种失序与失衡，往往又突出表现为社会共识的缺乏。在日益活跃纷繁的思想领域，如何寻找并确认13亿人同舟共济、携手前行的共识，更为迫切。

　　今年两会，“社会心态”首次写入“十二五”规划，引发了各界强烈共鸣，也凸显了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心理视角。“弱势心态”折射利益分配不公；“不闹不解决”心理反映维权渠道不畅；“咆哮体”宣泄着一些人境遇不顺的情绪……这些社会现象，一再提醒我们，思想意识是社会现实的真实映照，协调社会关系，把握社会脉搏，需要触摸人们的心灵世界。

　　在这个大变动、大变革的时代，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利益转换、阶层转化、结构转变，无不引发思想观念的裂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想的图景，有如大地开化、河流解冻，既有核心价值大江奔腾，也有各种观念小河潺潺，既有积极向上的清渠，也不乏道德滑坡的浊流。从过去“一个声音喊到底”，到现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社会思潮汹涌澎湃，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激荡着空前的活力，也隐藏着巨大的挑战。

　　这种挑战在于，多元的思想，让共识难以达成，增添了分歧；多变的观念，使方位难以辨析，滋长了迷茫。一些社会关系的失调，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思想观念失序、社会心态失衡，而这种失序与失衡，往往又突出表现为社会共识的缺乏。离开“用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的共识，难免“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缺乏正义诚信的共识，一些人逐渐成为街头不敢拾遗的冷漠看客；背离科学发展的共识，就会有“没有强拆就没有发展”思维下的暴力拆迁；忽视科学理性的共识，谣言才会插上无形之翼鼓动抢购食盐的人群……

　　我们呼唤思想解放，倡导多元共赢，追求包容共享,并将之视为社会进步，但这不意味着社会可以抛弃共识，沿着各自轨道任意滑行。恰恰相反，在日益活跃纷繁的思想领域，如何寻找并确认13亿人同舟共济、携手前行的共识，更为迫切。这种共识正如航标，它能导引中国现代化航船集中力量乘风破浪，而不至因航向不清自卸功力，在观念的漩涡里纠缠打转。

　　“上下同欲者胜”，尤其在利益分化、主体多元的社会格局中，找到认识的“最大公约数”，就有了社会粘合剂、价值定盘星、关系稳定阀、发展推进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胡锦涛总书记的论述：社会秩序只有成为全体社会成员高度认同、自觉遵守、共同维护的价值规范，才能真正牢固稳定。

　　毫无疑问，越是多元的社会，凝聚共识越是艰难。但事情的复杂远没到“不可知”的境地。当太阳再一次升起，社会的各个角落承载着各个方面的企盼，办公室朝九晚五的白领们希望生活品质高一些，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农民工想在城里安个家，“蚁族”们则在狭窄简陋的角落里憧憬他们的未来。

　　这些恰恰说明，今日之中国共识仍在。让科学发展的实践增进社会福祉，用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人们心灵，在众声喧哗中寻求思想共振，这些都蕴藏着共识的生长点，也使我们不断接近共识的核心。 (来源：人民日报)

 

 

 

　在浩荡前行的现代化浪潮中，城乡转型、体制转轨、观念转变，接踵而来的各种变化都是必然的，我们需要在社会肌体中寻求“减震器”与“粘合剂”，纾解矛盾，促进沟通，使社会不至因“变革”而“震荡”，因“转型”而“撕裂”。

　　

　　不少人还记得这个故事。3年前当选为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胡小燕，曾因每天几千个倾诉电话不得不关掉手机，胡小燕感慨：我的肩膀难以承受3亿农民工兄弟的期盼。

　　实际上，近十年来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的重视前所未有。从提出“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建立工资保障及增长等一系列制度机制，直至研究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亿万农民工各种权益日渐得到保障。

　　然而，胡小燕的感慨，让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农民工依然需要更多的“代言人”。它让我们思考：在几亿农民工从“城市边缘人”到“享有市民待遇”的社会进程中，除了政府理顺各种关系的艰辛努力，是否还需要有新的力量介入，才能承载3亿民众身份与命运逆转的巨大变局，打通千百年根深蒂固的“城乡阻隔”？

　　这是我们回答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如何协调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浩荡前行的现代化浪潮中，城乡转型、体制转轨、观念转变，接踵而来的各种变化都是必然的，我们需要在社会肌体中寻求“减震器”与“粘合剂”，纾解矛盾，促进沟通，使社会不至因“变革”而“震荡”，因“转型”而“撕裂”。

　　比如，在3亿农民工史无前例的城乡转换中，必然要面对各种问题，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甚或心理层面。这一切，并非政府各部门能够包办，更非胡小燕等几位农民工人大代表力所能逮，而迫切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疏导、粘合与补位，方能让这一庞大群体在迅速融入城市时，尽量减少阵痛。

　　这样的角色谁来扮演？以全国总工会领衔的各级工会，近些年从有组织地为农民工集体维权，到发布全景式新生代农民工调查，初步彰显了社会力量在协调社会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减震”、“弥合”功能，起到了政府部门起不到的作用。

　　这种作用，我们在各种“环境协会”传播绿色文明理念的突出贡献中看到过；在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感动中国的自觉行动中看到过；在突发事件中“公民代表团”求证事实真相、打消社会焦虑的成功案例中看到过。

　　“社会组织”能够助推社会和谐。在这个时代变革和社会转型都十分深刻的阶段，政府能否整合“社会力量”、协调社会关系不仅是一门新学问，更是一种“执政能力”。实践日益证明，大量社会性、公益性、事务性的社会管理，党委和政府统统都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各类社会组织，应当也必须成为党和政府推进社会管理的重要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在论及社会管理时要强调“社会协同”。

　　政府不能包揽一切，善用社会组织协调社会关系，这是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题中之义。

　　（本系列评论到此为止——编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