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回忆录选编:记得入学的那一天

宁泰秘书 · 发表于 2009-9-4 09:33:48

记得入学的那一天

30年前的1977年，一复出便主管教育科技工作的邓小平，提议召开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8月4日，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等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来到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这个会开得很长，气氛热烈，讨论激烈。6日，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力陈已经持续7年的“推荐录取”招生方式的弊端，建议尽快恢复高考。话头一开，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都情绪激昂地讲出自己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并对恢复高考的重要性作进一步的阐述。他们是数学家吴文俊、光学家王大珩、化学家汪猷……

邓小平当机立断：“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高考制度恢复了！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

1977年，成了中国学子们的狂欢年。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招生比例29∶1，与今日中国大学2∶1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前进的车轮冲出了“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泥淖，回归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正确轨道，从此进入了一个持续的、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个变化，对于国家来说，是翻天覆地的；而对于个人来说，是改变命运的。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后脚还没从广阔天地的稻田里拔出，前脚已经跨入了大学的门。

30年后，许多通过高考走上人生崭新旅程、如今已经成为社会栋梁的人发自内心地感慨：“没有30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据统计，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至今，全国在大专院校共录取学生3600万人。

为了纪念高考30周年，本刊推出了这期策划——“记得入学的那一天”，诚邀几位政协委员，一同回忆高考岁月，回忆各自在人生旅程中的难忘转折。从“入学那一天”下笔，来展示他们执著的追求、坚韧的精神，品味他们不同年代的别样经历，分享他们对高考、对人生的点点感悟。

宁泰秘书 · 发表于 2009-9-4 09:34:19

兄弟同榜传佳话

林少川

人生中注定有许多平平常常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淡忘，然而，对我来说，有一个特殊的日子永远不会忘记。

1978年1 0月7日这一天，是恢复高考之后，我上大学的日子。时年25岁当了4年知青的我，和比我小2岁当了3年知青的弟弟林双川，兄弟双双脱去日本“尿素”袋做成的物美价廉、经久耐磨的农场“工作服”，换上母亲用当时很时髦的“的确良”布料裁剪做成的新衬衣，踏上了大学路。尽管穿着拖鞋的脚上还有些泥巴，但长期紧握锄头柄磨出老茧的粗手，却各自揣着“厦门大学历史系78级”与“厦大中文系78级”的《入学通知书》。为省下几元钱的路费，我们还幸运地在福厦公路泉州段搭上了过路便车。

第一次看见厦门大学大门白底黑字的校牌，顿时有种天上人间、恍若隔世的眩晕感——这就是厦大的美丽校园？以至于生活了几个月后，我仍处在一种难以遏止的梦幻之中。

这是我们兄弟人生的一个新开端，也是共和国整整一代“新三届学人”人生的另一个开端：通过高考入学，对我们来说看似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步。因此，虽然日历已经翻过了30年，但那天入学的记忆却深深地嵌在了我的脑海里。那个特殊的年代，注定要被历史铭记和感激——恢复高考，恢复公平，成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时间回溯到那难忘的1977年。

能走进考场，对于我们这批考生来说，机会实在太难得了。高考制度在“文革”期间被迫停了10年，这中间虽然也招收过少数的“工农兵学员”，但入学录取方式主要是以家庭背景和政治表现等条件进行的“政治推荐”，上大学对于全国广大中学生来说，简直是白日做梦，比登天还难。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1976年的空白《推荐表》，这是一次本属于我而最终被剥夺了的机会。眼睁睁地看着大学与自己失之交臂，那感觉，无奈而悲切。

我1974年高中毕业后就回乡在泉州双阳华侨农场，作为“知青”“修理地球”，当时深感前途渺茫。记得有一天，我骑着一辆除了铃声不响其它到处乱响的破自行车，来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后渚港，看厦门大学考古队发掘一艘震惊世界的宋代古沉船。当时，厦大的庄为玑教授也正在现场。他见我“破帽遮颜”，却一直饶有兴趣，并神情专注地观察，便鼓励我“不要荒废学业，坚持自学，今后如果恢复高考，可以报考厦门大学历史系。”庄教授的一句话，仿佛点亮了我心中的明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希望。此后，我白天下田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博览群书，心中深埋着对未来的希望。

“机遇光临有准备的头脑”，机会终于来了。77年冬天的高考，我和弟弟刚从农田里拔出泥腿去赴考，就双双上了分数线，但最终还因“政审”不过关而被刷下。然而，我俩并不灰心，而是暗中使劲，再次参加了78年夏季的高考。此次农场派出大卡车，将我们100多个考生载到市区六中考场。时值盛夏，骄阳似火，酷热难熬，考场上没电风扇，更别说空调，幸好监考老师“土法上马”在每个考场的角落放上冰块降温。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考场里的每个人内心都是十分紧张，气氛凝重。因为那时的录取率极低，当年全国有500多万考生参加全国统考，录取人数只有28万，我们农场这批考生中只有我们兄弟俩幸运地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厦门大学），说是“百里挑一”并不为过。

考试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23号，我们兄弟俩就又下田劳动了。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至今还保留着一本出工的“记分簿”，上面还记载着7月23日“削田岸草”。

随后的日子都在等待中过去，等待的日子是充满希望的。

1978年9月27日上午，我和弟弟正在农场甘蔗田里“剥蔗叶”，突然听见邮递员高声喊：“林少川、林双川，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俩赶紧从蔗田里钻出来，激动的心情无以表达，分别用颤抖的双手接过挂号信——黄色的牛皮纸信封，印着厦门大学4个红字，上面还有漂亮的钢笔字写下的“林少川”、“林双川”的名字。

30年过去了，这两封挂号信还被我珍藏在农场的老家。我这一生中可能收到过无数的信函、邮件，但最令我难忘的就是这“兄弟同榜”的录取信了。至今我还记得弟弟的挂号是“969”，我是“970”，邮戳上的日子是1978.9.25。挂号信经过2天的邮程才到泉州。当时考试5个科目，我们兄弟俩都考出了400多分的好成绩，我的历史科成绩98.5分，弟弟的语文接近满分，于是我上了历史系，弟弟上了中文系。这在家乡泉州一时传为佳话，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母，因此也脸上露出了笑容。听到消息，他们连忙到村头杂货店，买了一串鞭炮燃放起来。在喜炮的烟雾中，我和弟弟恍如“范进中举”，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弟弟偷偷地咬了一下手指，我挠着他的胳肢窝好不容易才让他笑出声来。他连连问我：“这不是梦吧！”那一刻，与邓小平同岁的老祖母高兴得流下眼泪。门前大树上飞来两只喜鹊，妹妹高兴地跳起来高喊：“喜鹊报喜！”“喜鹊报喜！”

我们深知大学来之不易，因此特别珍惜，特别能吃苦，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当时教室不够，我与弟弟每天都要抢先占位，才能在教室自习，否则就要坐到树下了。当时在陈景润精神鼓舞下，我与弟弟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三点成一线：宿舍-教室-食堂。说到食堂，我们每天的伙食费仅几角钱而已。那时，我俩同时都享受着当时的最高助学金——每月24元，除了伙食费还能省下一些来买书呢。

在大学里汲取知识是快乐的，而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转眼4年过去了，1982年，我们毕业了，弟弟上了北京，到新华社当记者，并当上了“中华第一刊”《半月谈》的主编，还作为“大陆首批访台18名记者”载入中国新闻史；而我则回到泉州，在华侨大学任教，后来任《泉州晚报·海外版》主编，现在是泉州学研究所所长。

3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我和弟弟都各自事业有成，早已评上正高职称。但我们特别珍惜，特别感恩，特别低调。我们从心底里感谢邓小平及时扭转乾坤，使我们能够从农田里拔出泥腿，正正经经地走进高考考场，靠着实力走进大学的校门，并取得今天的成就。虽然当年的高考已成为历史，但我们的“高考情结”却始终挥之不去，它深深地打上“新三届学人”的烙印，鼓舞着我们克服困难，坚持不懈，不断进取。

宁泰秘书 · 发表于 2009-9-4 09:34:42

阳光灿烂的冬天

刘群英

冬去春来，30年瞬间流逝。

1978年3月6日，我做梦似的跨进了南京邮电学院的大门。校园里处处荡漾着春意，披着绿纱的梧桐树荫蔽大道，桃花翠柳相间着湖边小路，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喜笑颜开，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我眼前，仍挥不去那个刚刚过去的冬天。

那时，我在上杭的一个山沟水电厂工作。早班、晚班，又早班、晚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就到了第5年。每年，厂里都有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可这种机会都与自己失之交臂，心里总期盼着哪一年幸运也能降临于我。

1977年10月21日清晨，我刚从梦中醒来，突然从厂里大喇叭里正在播放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听到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从今年起，全国的高等学校，将面向社会公开招生，统一考试。

山沟里沸腾了！

我们这个200多人的小厂几乎全是年轻人。“老三届”、“新三届”都兴奋地奔走相告，纷纷议论能否抓住这个人人平等的机遇，参与一搏。期待、憧憬、喜悦之余不免忧愁，丢了这么多年的知识怎么捡起来？我立马请假回家一趟。龙岩一中、二中都在办补习班，可我还得回来上班，只好找来大堆资料，边上班边备战高考。那时的食堂就是我们复习的地点，每餐后我们就围着八仙桌讨论着你是我非，还真澄清了不少问题。那欢声笑语、那争论不休，至今难以忘怀。

山里的冬天很冷，妈妈在我去工作时就特别为我做了一身棉袄、棉裤应付冬天。而那年的冬天，我们心中的暖意和赶考的急切似乎已经足以驱走严寒。转眼到了12月中旬，我们9个人相拥着坐在一辆解放牌卡车斗里，迎着灿烂的阳光，奔上杭县城去赶考。我清晰地记得，穿着那一身蓝色的棉袄裤，一条绿色的大围巾裹着脑袋，十分村姑的模样，万分激动的心情。回想起来就后悔当初没有照相机将此情此景拍摄下来。

走出考场，就听说很多人交了白卷，真可惜。回到厂里，妈妈电话就打来了，只问“你写的是铁人还是阿姨”？数理化的题目她问不来，只听人家说要抓住主题写作文。有人说应该写铁人，铁人伟大中见平凡；又有人说应该写阿姨，阿姨平凡中见伟大。说实话，我也忘了主题是什么，只记得写的是王铁人被幼儿园阿姨认真负责的精神感动了——那年福建省的作文题为《大庆见闻一则》读后感。我还很清楚地记得语文试卷中有默写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这我可是一字不漏地唱着写的。

终于等来了喜讯！

巧的是那天正是大年三十，全厂职工吃年夜饭，领导、师傅、同事们的祝贺把我灌得晕晕乎乎的，不知道那晚怎么过来的。我如愿以偿的上了大学，为顺利走过这三十年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在我们家，一半惊喜一半愁，妹妹因来不及复习榜上无名，还将在农村继续插队劳动。总而言之，我们家享有百分之五十的幸运，父亲、母亲家祖祖辈辈出了第一个大学生。

30年过去了，我的同学乃至77级的学友们，许多都成了成功人士、栋梁之才，也普遍被社会认同为优秀群体、天之骄子。实际上我们这一批人，是教育制度改革的首批实践者，是多年机遇集合的首批获益者。真正成功的是高考体制本身，它体现了享有教育资源的相对公平、公正。其后的30年，每年录取的大学生比例都大幅度提高，从77年的3－4％到现在的60－70％，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互催生、相互支撑；高等教育的快速进步与社会的和谐进步也相互促进、相互融合。

回头看1977年高考，它已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事件。恢复高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纠正“左”倾思想枷锁的典型，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声。77年高考，是拨乱反正的起始，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管科技教育工作，他听取了多方意见后力挽狂澜，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制度。正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英明决断，才有了那个阳光灿烂的冬天，才有了第一次的春季入学，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宁泰秘书 · 发表于 2009-9-4 09:35:04

服从分配去西安

张秀兰

1978年10月的一天，当我千里迢迢从厦门来到古城西安，一下火车站，迎面看到大幅横幅“西北工业大学欢迎你”，我才恍惚从梦中惊醒——啊，我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

来到学生宿舍，同宿舍的8位女生，有来自东北哈尔滨的，有来自山东、河南、陕西的，还有湖南的湘妹子。大家操着各自乡音很重的普通话，七嘴八舌说着路上的奇遇、高考的故事，吃着桌上摆着的各自家乡土特产，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来自河南的吴承杰刚刚从男生宿舍被赶出来，因为她被安排在男生宿舍……

我很快融入了这一快乐的群体，路上的劳累及离家的孤独感一扫而光。

我中学就读于厦门第八中学（即现在的双十中学）。直到高二，我还没有认真去想自己的未来——那时，我的未来没有梦。1978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尚未退去，由于我下面有一个弟弟，根据当时的政策，我没有留城的理由，所以我已经做好了高中毕业后去农村插队的思想准备。没想到我的运气不错，78年高中毕业正赶上可以直接考大学。

1978年全国统考，我5门功课考了400分，刚好平了重点大学录取线。那年，西北工业大学到福建省来招生，坐了冷板凳。因为几乎没人报考这所重点院校。学校来福建招生的老师，到我家苦口婆心地做动员工作，希望能“服从分配”去西安读书，专业是航空发动机设计。17岁的我懵懵懂懂，不知道什么专业适合自己。记得当初打动我去西工大读书的理由并不是这所航空院校的高科技含量，而是据老师介绍，那里的伙食不错——1个月可以吃到2斤鸡蛋！哈哈！就是这2斤鸡蛋让我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赴大西北的遥远旅程。

到了学校我才发现，几乎每个班里都有一些30来岁的老三届生，也有一些十四五岁的非应届生。我们小班的第一任班长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而我同宿舍的刘燕才14岁！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发出恢复高考的文件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中华大地。1977年冬季和1978年夏季，共有1160万考生走进考场，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录取比例为29∶1，这也是中国大学里最特殊的两届学生群体。不敢说“空前”，但至少可以说是“绝后”了。

我们一入学，校方就三令五申在校学生不许谈恋爱。刚恢复高考那会儿年轻人能上大学很不容易，绝大多数学生都很珍惜在大学里的学习时光，班里的很多同学经常读书到半夜才从教室回来。谈恋爱的也很少。举个例子，当时女生宿舍是随便进的，而男生却很少人去。以至于20年后大学同学聚在一起回首往事时，居然还把当年没去过女生宿舍当成是一种“美德”。

说来好笑，在大学里我4年没熬过夜，直到快毕业了，才下定决心也学学其他同学的样子“刻苦”一把。为了搞好毕业设计，我在食堂里买了一大堆油条，打算熬到半夜时慰劳一下自己。可谁知油条带到教室，教室里却停了电！加班画图是没戏了，可油条一根儿也没剩下。

那时寒假时间总是很短，难得回福建，我基本上都在学校里过寒假和春节。记得大年初一，学生食堂还把我们这几个留校的学生找去包饺子，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也挺开心的，“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绪也淡了许多。以这种“帮厨”方式过年，也算是人生一种难得的体验吧？如果说我的学生生活还有些浪漫色彩的话，那就是利用节假日去爬华山、看兵马俑，利用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的外出机会，去了成都、重庆，还有贵州的黄果树。尽管那时旅游的条件很艰苦，住的旅馆被褥上还有虱子，但那种放飞青春的感觉，以后再也找不到了。

1982年，当我们毕业之时，正值“振兴中华、百废待兴”之际，文革的“人才断层”让刚一毕业的我们就有了用武之地。当时，只要我们有志，只要我们努力，在我们周围几乎没有竞争者。作为77级、78级大学生，我们要感谢国家在10年动乱之后，终于给了我们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更要感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宁泰秘书 · 发表于 2009-9-4 09:35:27

见到老师就像回到了家

李琳梅

1978年3月9日凌晨4时，火车徐徐进入南京站。

虽然经过了20多个小时的长途旅行，但心怀憧憬的我仍然精神饱满，兴奋不已。

带着一丝陌生，我走出了车站。嗬，我一眼就看到排成长列的各大学等候新生的车队：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华东水利工程学院……当我找到南京工学院的车队时，心里一阵激动。

接站的老师立即迎了上来，问寒问暖：“你是哪个系的？从哪里来？冷不冷？”我感觉仿佛到了家一样，心存的那一点陌生感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

汽车环绕着美丽的玄武湖，驶入学校的宿舍区。我被安排在9舍2楼206室，同宿舍的有北京、山西、陕西、江苏来的同学。行李由学校统一运回的，就在宿舍边上的食堂大厅里有序地摆放着，我很容易地找到并拿回了自己的行李。

一切安排停当，已经是中午。

午饭时分，在热闹的食堂里，我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穿着手工缝制的黑色棉衣、棉裤，脚穿黑布鞋的同学在食堂的旁边干啃着一个凉馍馍。“这一定是从北方农村来的同学。”我心想。可没想到，他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来自山西农村，是他们那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家里为了筹集他上学的路费，已经很不容易了，到了学校他已经身无分文。但那时的我们，不用为学费发愁，而且，学校很快就发给家庭困难同学足够生活的助学金，使得他不至于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说实话，比起现在家庭贫困的大学生们，我们赶上了那个年代，在这一点上算是非常幸运的。这个同学毫无生活方面担忧地完成了4年学业。现在，他早已是我国北方一所知名大学的教授了。

下午，我们全班集中了。班里年纪最大的是1948年出生的“老耗子”，最小的是1960年的“小耗子”，整整相差12岁，真可谓“老的老，小的小”。论起职业来，五花八门，工、农、兵、学、商，干什么的都有。有的拖儿带女、有家有室，有的风华少年、稚嫩无邪。有如此差异，不由人不感叹：10年所谓“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何等严重的滞后！

主持集会的系主任一席发自肺腑的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今天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因为从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10年的浩劫，耗掉了我们的青春，停顿了我们的研究。现在好了，一切又可以重新开始啦。国家需要知识，时代急需人才，希望你们迅速成长，成为国家真正的栋梁之才！”

大学生活就这样激动人心地开始了。

那时候，同学们个个心里都憋着一股子劲，好像要把这么些年落下的功课、丢掉的时间一下子全都捡回来。机会是那么难得，等待是那么漫长，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再浪费时间了，哪怕是一分一秒。

现在回想起来，赶上了恢复高考制度，能够成为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大学生，真是太幸运了，不努力都不行。

宁泰秘书 · 发表于 2009-9-4 09:35:50

背负着乡亲们的嘱托

张如福

我学生生涯中很多哪怕曾经是多么难忘的记忆也都因经受不住岁月的侵蚀而渐渐远去甚至消失了，能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的寥若晨星。然而，每到高考时节，触景生情之际，我记忆的闸门便豁然洞开，那消逝的沉甸甸的高考岁月总会如约而至，令我难以释怀。

考上大学的那一天，山村沸腾了。

记得收到福建师大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父亲那双粗糙的手一遍一遍地抚摸着通知书，任两行泪水在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蜿蜒流淌……是啊，我6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十几年如一日，既当爹又当妈，好不容易把我兄弟俩拉扯大。看到孩儿考上大学，他能不激动得泪流满面吗？

乡亲们听说我考上了大学，纷纷奔走相告：“我们村出大学生了！”那几天，整个山村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为了祝贺我考上大学，每家每户都给我送来了红鸡蛋，整整一箩筐啊，这对农村来说是最高的礼节了。

1985年8月30日，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提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背着那筐红鸡蛋，带着乡亲们的嘱托，踏上了大学的旅程。乡亲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嘱咐了一遍又一遍。那情景，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一步一回头，望着那片生我养我的白水洋，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喊：“乡亲们，我会努力的！”

我的记忆中，求学的岁月是艰难的。

我的家乡在屏南县白水洋的山岗上，一个仅有20户人家的小山村，离县城约30多公里。当时，自来水、电灯、公路都没有通，村里有许多叶飞当年闹革命的遗迹，是一个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老区基点村。小学毕业后，我不得不背井离乡，走路到县城读书。从那时起，我就过上了寄宿生的生活。我每周回家一趟，带足一周的生活用品，地瓜米就干咸菜，一切都靠自己料理，冷暖自己心里明白。每逢过节，城里的远房亲戚总会让我开开荤、过过瘾。每当此时，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那时农村的孩子惟一的出路就是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你能当上国家干部，捧公家的饭碗，摆脱了父辈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当年一起参加高考的农村学子个个分秒必争，每天晚上学校熄灯了，我们就点着煤油灯夜战，眼熬红了，心却是火热的，“考上大学”的信念在支撑着每个人。但是，当年大学的招生数极少，录取比例很低，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来比喻绝不为过，能考上大学的可谓是百里挑一、麟角凤毛，竞争是何等的激烈与残酷啊！

1985年的高考情景大多数记不清楚了，只有考场的那份寂静紧张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考场如战场，而此时的考场却肃穆无声，寂静得只能听到笔声沙沙。刚开始答题时，我心跳如擂鼓，不知不觉中手心里沁出了汗渍，握笔的手也在微微颤抖，脑海里一片空白。但一想到这场考试将决定自己终身命运时，我恍然醒悟，抱着一种近乎悲壮的情，心无旁骛地答题，之后一切顺畅。答完所有的题目，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估分是抓阄抓出来的。考试全部结束后，班主任召集大家进行估分，估分之后报志愿。但估分对我来说真是太难了，因为考试时紧张，把卷子中的大多内容都忘光了。估分怎么估？志愿如何报？这个难题让我彻夜难眠。后来，一位同学出主意，用0至9的十个数字进行抓阄，抓出3个数字后进行组合形成总分，然后交给班主任。结果我3次抓阄都是4，组合总分是444分。4字在我们老家的方言中与“死”字同音。我想：“死一次就够了，还要死三次？”看来这回死定了。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自己的估分报给班主任时，班主任却高兴地直拍我的头：“好！好！好！”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天才知这估分离我实际成绩有多远呢。

报志愿也是瞎蒙的。报志愿时，几个农村的同学一起填报，相约在找志愿时，每人只能翻一页《高考志愿参考书》，翻到哪页就报那一页内的志愿。因为当年文科的志愿很少，也就那么几页。轮到我时，我一翻就翻到了福建师范大学那一页，结果只能报师大中文系了。张榜后，城里的同学告诉我的总分是446分，与当时瞎估分仅差2分，后来也真的被福建师大中文系录取了！

宁泰秘书 · 发表于 2009-9-4 09:36:06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陈奋策

入学那一天，天气怎样，心情如何，今天已经说不很具体了。但是，有一点是记忆犹新的，那就是——我们这一届（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77级100多位新生）藏龙卧虎，可以说个个都“身怀绝技”。

我的同学年龄和阅历相差很多。年龄最大的已30多岁，小的才17岁。他们有的是有一技之长的师傅，会修电器（尽管当时黑白电视还没普及，但却可以拆装自如）；有的特别好学，每天躲在蚊帐里看书，天一亮就一轱辘跳下床，分秒必争地看书学习；我们班大部分同学的分数都超过了清华、北大的录取线，有一个同学入学前还写过两篇相对论论文……可以说，77级入学的人中，上山下乡、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都有，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有才气。因为他们是积淀了多年的尖子生。一入学，他们就表现出时间观念强、整体素质高的特点。再来看一看学校为77级配备的师资队伍：原副省长王良氵专，当时教我们数学物理方法，他非常有水平，讲课滔滔不绝，根本不用看教案；师大原校长曾民勇，教我们量子力学；还有孙承梁、李述华、刘文湖等等著名教授……

经历了动荡坎坷的77级学子在4年的求学历程中，非常珍惜党和国家给予的难得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在知识的海洋里汲取养分。从早到晚，连星期天也泡在教室或图书馆里，要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大家的集体观念和时间观念都很强。国家处于走向复苏的特殊时期，何去何从，怎样发展，这些都是大学生们不停思考的问题。

可以说，77级大学生是一个灿烂的群体。现在，他们中有知名企业的专家，有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公务员，有国内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有大型民营企业的老总……是30年前的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那时，整个中国百废待兴、人才断代，而全社会的思想又十分解放。正是这样的历史机遇给了他们大展身手的舞台。他们扎实的知识、久经磨练的心理基础以及道德素养造就了今天的成功。

10年动乱期间，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无数学术权威成为批斗对象。在那个时期，学习成绩好被称为走“白专道路”,“知识无用论”甚嚣一时。大批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无数年轻人知识报国的梦想被湮没。

我下乡插队的地方是自己的家乡，日子过得很苦，好在只要不惜力，农活并不难学。一天挣几毛钱，几年下来，我成了颇为地道的农民。在农村，日落而息，入夜不久，村里便是一片静寂。夜晚的日子漫长难熬，常常会停电，我就在昏黄的油灯下贪婪地阅读一切可以找到以及借到的为数甚少的书籍报刊。我多么渴望上大学、当专家学者。这也许就是我以后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动力吧。

1977年10月，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过问下，高考恢复了！我中学的数理化成绩不错，就决定报考理工科。当时，距离高考的日子只有30天时间，福州城里复习备考工作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我请在福州当教师的哥哥弄到了一份复习资料，然后拼命复习，把一天的时间分成几段：早上起来先背化学课本、政治复习材料，下午是数学物理复习和做题，晚上继续做题、看高中课本，每天只恨时间少，几乎天天复习到深夜，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冬天，我和570万名考生一起走进了考场。

1977年冬天的考试，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但由于受“读书无用论”思想之害，那些学子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机器磨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东西。因此，很多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考试的。我不知道考了多少分，也不知道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只是被告知考上了大学。接下来的1978年，我在老家的3个最小的兄妹也都考上了大学。母亲开心地笑了，只可惜父亲没有看到这一天。

“文革”10年，整个招生制度瘫痪了10年。恢复高考这一决策恢复了秩序和公正，激活了整个社会。当时，读书的身影随处可见，中国人才的培养由此走上了健康的轨道，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发展积累了深厚的人才储备，把中国拉回到了知识兴国的正确道路上来。同时，一句“金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宁泰秘书 · 发表于 2009-9-4 09:36:29

我圆了几代族人的大学梦

熊慎端

在我人生记忆中，最欣喜最难忘的要数1981年11月18日——这一天，我圆了家族中几代人未圆的大学梦，满怀激情地跨入了福建师范大学的校门；这一天，意味着一个普通乡村孩子迈上将来成为国家干部的道路。这一天，我和来自八闽大地的同窗学友整夜未眠，庆祝自己人生的重大转折。

光阴似箭，往事悠悠，昨天发生的那一切，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地闪现在我眼前。

我出生在武夷山下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荷墩村，13岁时举家搬迁到现在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下梅村。丁字不识的父母生育了四男四女，因家境贫寒，比我小3岁的妹妹，出生9个月时就被送给了一位军医，我成了家中的尾巴。因父亲在我5岁时辞世，全家的重担压在母亲身上，懂事的姐姐、哥哥只读到小学就辍学上山下田干活，才使我们家度过难关。

那时，我们读的是9年制，中学只有4年。尽管我以常人百倍的努力去学习，但终因功底不够，我参加1979年的应届高考落榜了。母亲觉得没有希望了，同时也付不起30多元的学费，便竭力反对我补习再考。深明事理的大哥他反复做母亲的思想工作，表示要全力支持小弟进城补习，与母亲软磨硬“干”了整整一个学期。1980年春节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去复读了。但因只有一个学期学习，加上思想压力巨大，这年高考我仍然名落孙山，欲哭无泪。“从那里跌倒，就从那里爬起来。”在母亲和大哥鼓励下，我继续复读，抛弃一切杂念，一心读书，大有不上大学势不罢休的雄心壮志。临近高考，我一般都读到凌晨两三点，早晨6点多又自觉起床背诵。日子过得飞快，一晃，1981年高考又到了。考完试，我照例在痛苦中等待、煎熬……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这话在我身上应验了！1981年7月底公布分数线时，有人告诉我，有位姓熊的考生上了文科本科线。当时我还在装肥料，挣苦力钱，根本不敢确认真是自己，因为班上还有一位熊姓本家同学。经过细问，来人说中间有一个“慎”字，这才让我欢呼雀跃，因为他名字中间没有“慎”字！我立即赶到城里，亲眼看到市区横街头照相馆墙上鲜红的榜上写着我和另2名文科本科上线者名字。我以370分被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录取，他们2位也进入同一校园。这在当时小小的崇安县城简直可以算是爆炸性新闻啊，而我这个连考3年才梦想成真的农村孩子的坚韧就更催人泪下了。为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为之奋斗，苦苦追求……这一天，我永生不忘。

我独自一人带着行李坐上班车，经南平转乘火车抵达省城福州。迎新校车将我们载到福建师大校门，看到老师和老同学分别在火车站和校门口迎接新同学，个个笑容满面，看到那绿树成荫，高楼林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的宽阔校园，看到那五彩斑斓，充满青春气息，充满希望的大学生活，我的心儿似饮了一杯杯葡萄美酒——醉了。我戴上校徽，和新同学一道，纷纷在师大校园门口留影，让历史永远定格这美好的一刻！

作为第一志愿，我填报福建师大，就选择了将来人民教师这一光荣职业。那时，师范教育是免费的，而且我还享受一等每月4元的家庭困难补助。在同学资助下，在家人帮助下，我圆满完成了学业。

因山区人才少，毕业后，我回到闽北边陲的故乡，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回顾往事，我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大学老师以及所有热忱帮助过我的亲朋好友，因为有了他们无私的关爱，我才成长为闽北县市委报道组中惟一的主任记者，正式出版了个人新闻专著《武夷写真》，成为闽北新闻界同仁中的光荣与骄傲！

宁泰秘书 · 发表于 2009-9-4 09:37:00

那一年我16岁

涂崇禹

恢复高考制度到今年已经有30个年头了，这颇引人感慨，让我不禁回忆起当年独自一人跨进大学的那天——那是一段无法拭去的记忆。

1986年，我以533分的高分考入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而当年我所在的辽宁省划定的重点线是508分。有意思的是，原本我是在贵州读的高一，高考却是在辽宁这个高分区，用现在的话可以称为“反向移民”了。考上后，我的同学曾风趣地对我说：“你进京了。”

我进京了！带着梦想，一个人、几箱书，还有几十块钱。那一年，我16岁，据说是全院年龄最小的大学生。当时，校园内外流行一首歌，歌名我忘了，歌词还分明地记得：“背起行囊穿起那条发白的牛仔裤离开家的门……哦，那一年我17岁。”

或许是由于我从小就比较独立，坚持自己一个人去学校报到，只允许亲人送我上火车。我的行李除了随身携带的外，全部办了托运——几个木箱、纸箱装的几乎全是书。因为考上的是国际政治系，我把父亲的一整套马列全集都带上了。这样，本来应该是一段轻松的旅途，却因着那厚重的行李，让我感受到了一份特别的厚重。

我是晚上从沈阳上的火车，第二天就到了北京。虽然此前曾数次到北京探亲和旅游，但眼下仍感觉到一片陌生。

学校迎接新生工作安排得很周全，有专车到站接，有专人举牌带路，有人引领办理入学手续……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这让我有充分的时间来观察、感受这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

国际关系学院地处北京市西郊风景区，西临颐和园，东望圆明园，毗邻北大、清华、中央党校等著名学府和中关村科技园区中心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人文环境让人感受到的是这8个字：“精英荟萃”，“人杰地灵”。学院在迎接新生时特别挂出一条标语，至今我还记得真真切切——“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进校门，右边是一片网球场——一个中学所没有的新鲜去处。接着，我又看到了一些新鲜的设备，如电化教学设施，卫星接收站等等。后来我才知道，卫星接收站能够实时传送多语种新闻和专门节目，这为学生进行相关的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这是中学所无法办到的，而高校为“天之骄子”们准备了这一切。

入学的那一天，我认识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当时我们每5个人分配在同一间宿舍，大家先作了自我介绍，谈论的话题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比如自己来自哪里，从哪个学校毕业的，怎样去领取教材，怎样去买饭票，以至怎样去洗澡……或许是第一次出远门，太想家吧，在无主题漫谈过后，有的同学偷偷哭了，尽管流泪之前他们也都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

夜幕降临。入学的第一天，虽然大家都觉得应该更多的是高兴，但初进京的陌生感和出门在外的漂泊感，仍令人在兴奋之余，多了一份孤寂。兴许，“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入学的那一天，我也感觉到了渴盼以久的那份自由——没有父母严格的管教，没有晚自修的强制，没有考试的压力……似乎一夜之间，生出一双翅膀，成了一只出笼的小鸟，自己有了支配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从网球场到卫星接收站，从陌生到熟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从自由自在到肩负责任，我分明地看到了高考给生活带来的改变。这一切，似乎向我昭示着高考的意义：它带来的是一个大的人生平台，一种新的人生境界，一个高的人生起点。同时也让我朦胧地意识到，这种新的境界需要更高的独立性，需要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抓住了高考提供的公平竞争的机会，还只是一个开始，今后还需要更加努力。毕竟，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高考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我也不例外。

高考，让许多人站到了一条公平的起跑线上。不论你来自农村还是城市，也不论你贫穷还是富贵，更不论你的性别是男还是女，只要你努力，高考为你提供了深造的机会，发展的可能。应该感谢30年前恢复的高考制度，是它赋予了每一位学子以权利，一种公正而神圣的权利。入学的那一天，我分明地感受到了这股神圣的力量

宁泰秘书 · 发表于 2009-9-4 09:37:37

恢复高考30年大事记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决定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据统计，当年的报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4.7%。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

1985年以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

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

1999年，全国高校招生数在1998年208万的基础上激增22万人，高考扩招步伐正式启动。

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进行春季招生的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

2001年4月2日，教育部宣布取消对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截至2006年，自主招生的高校已扩大到了53所。同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

2003年，实施了20多年的7月高考制度迎来变革，高考时间提前1个月，固定安排在每年6月的7、8、9日，高考告别酷暑。

2006年，在北京、上海两地试行高考自主命题后，高考考场上共有15个版本的高考试卷。

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大学校园。

2007年，山东、宁夏、广东、海南4省区作为全国高中新课程改革的首批实验区，即将迎来课程改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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