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逢九的岁月

我与逢九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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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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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我1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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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8月17日，人民解放军进入福州城，我在家乡的山上放牛。进城卖菜的乡亲回来说，国民党军队跑了，解放军来了。我们才知道解放了！卖了菜的乡亲得到的纸币“金元券”都是废纸。

　　我们家世代文盲，务农。父亲出生于1894年夏，这一年他满55岁，是老农民了。母亲在福州发生瘟疫的两年前病故。父亲以种点山田和饲养乳牛养家糊口。二姐是主要助手，她也才12岁，弟弟年幼，所以家里对外的活动多是我去参加。

　　10月1日共和国成立那天，我辍学在家，代表全家到福州北郊的新店小学集会，庆祝共和国的诞生。我拿着写上标语的彩色纸旗，听广播，喊口号，跟着队伍游行。这是头一次参加大型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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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就是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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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我在福州第七中学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大学。幸运的是，福州刚刚开通火车，我们是第一届可以乘火车出省上大学的；恰逢国庆10周年，到北京还参加了国庆10周年庆典，参观了北京新建的十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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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节那天，一大早从清华园乘火车进城，10点开始庆祝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联欢晚会。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靠近天安门，晚会集中在金水桥前、西华表底下。一天两次近距离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我们从农村出来的青年来说，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福州七中是北郊的农村中学，我们是第二届高中毕业生，大约100人。高二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修筑寿山公路和大炼钢铁等等的长时间的强劳动，高三的时候还是很认真地学习功课。我们高考成绩大概也是不错的。那年进京上学共有9人，受“按需分配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的影响，考上清华的4人就有3人学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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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知道，那几年福建省的高考可是全国有名，被誉为“高考红旗”。我们显然是“高考红旗”的受益者。虽然对“高考红旗”见仁见智，据我后来所闻，查看资料，撇开“红旗”称谓，还是有许多值得肯定的、难得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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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红旗”跟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的王于畊分不开。王于畊是当时福建省省委书记叶飞夫人，虽然位高权重，可是她虚怀若谷，礼贤下士，平易近人，有口皆碑。她同全省中学校长都是熟人。福州第三中学的杨校长英年早逝，翌年的清明节早上，福州三中教师前往扫墓，远远看到墓前有两个身影，近处看到的是王于畊和省委书记已经先到了。王于畊厅长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模范。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的教师家庭背景，个人经历没有那么单纯，但王于畊能大胆使用他们，他们中许多人都成为教学骨干。那时，校长大会、教师进行高考评卷，都住在最好的宾馆（当时称作省委交际处）。

　　王于畊也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模范。当时学生劳动比较多，她既抓劳动也抓学习，而且亲自到学校进行调查研究抓典型经验，亲自抓教学研究，亲自总结福建省的教学基本经验。1960年2月，全省召开第八次中学教育会议，总结福建省全面提高中学教育质量的经验，王于畊作了长篇系统的报告，在分析了中学语文、外语、数学、理化等学科教学情况后，总结了三条：第一，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第二，认真搞好复习巩固工作，是提高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第三，教育学生持续不断地刻苦用功，并具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她强调，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在于科任教师认真备课，要求教师备课要做到“四熟悉”——“熟悉教学大纲、教材；熟悉学生；熟悉生产劳动和国家大事；熟悉教学方法。”当年总结的福建省教学基本经验，比如“狠抓双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吃透两头（吃透教材吃透学生）”，“单元过关，年段过关”， 在当前仍然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可资借鉴的，尤为可贵的是作为教育厅长的王于畊，能够亲自抓教学工作，抓教学研究，抓课堂教学质量。

　　1959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全面提高中等学校的教育质量》的社论说：福建省今年报考高等学校考试及格的学生达到62．8％，而1954年仅占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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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对“高考红旗”有些非议，其实对“高考红旗”的内涵是有误解的，以为只是单纯的“高考升学率”。 我从《福建教育史》中发现：一、“高考红旗”指的是高考及格率。二、当时是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评分标准、统一录取线。三、福建省的高考及格率从1954年的5．6％提高到1959年的62.8%。及格率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是无可非议的。由于福建省高考及格率全国第一，又是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录取率也就水涨船高，并不为奇。

　　其实，当时处于沿海前线的福建省，还有“扫盲”和“推广普通话”两面“红旗”。省委书记亲自动员推广普通话，效果甚佳，使方言众多的福建省在菜市场上基本能够进行交流，这为福建省多方言区的各项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交流环境。作为福建省第一夫人，王于畊充分发挥了这个优势，为福建省的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是我在1959年的亲历、亲闻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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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非常岁月，我在上海某中学任教。

　　1969年刚刚“复课闹革命”，接受初一班主任，教数学兼政治课。功课没什么要求，不乱就好。那时，经常要带学生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下乡劳动可麻烦了，要管吃喝拉撒睡。实际上没活可干，冬天女生晒太阳聊天，男生“闲则生事”，夏天河塘游水会死人。管理松了容易闹出事情来，管严了犯“路线错误”会挨批。那日子可不是好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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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知识分子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三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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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母校福州七中的讲台上继续教学，恢复高考以后就始终担任毕业班的数学课，兼点行政工作。1979年开始担任学校教务主任。我们在礼堂（兼食堂）举办高考补习班，大约300多人听课。当时福州七中的教育质量受到全市的好评，到学校参加高考补习的人数很多。大班讲课，师生情绪很高，补贴很低，无怨无悔。

　　这一年，我还参加福州教育学院的数学中心组活动，参加高考评卷工作，是文科数学评卷负责人之一。这是头一次参与社会活动，得到池伯鼎等名教师的指点，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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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我已经在教育厅干了5年。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全省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我是具体负责“普九攻坚”工作的，主要是改善小学办学条件和扩大初中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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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在《教育评论》杂志发表《对办好福建省普通高中的基本认识和构想》，阐述普通高中的性质、任务及其意义。后被收入《当代福建教育的环视与前瞻》一书。在《福建教学与研究》先后发表《克服短期行为，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是巩固学额的重要环节》和《明确指导思想，搞好今年小学毕业考命题工作》，强调提高教学质量，掌握命题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由此也开始对考试命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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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父亲以96岁高龄辞世。

　　

　　1999年，福建省刚刚通过了国家“普九”验收。

　　在“普九攻坚”中，我走遍了全省所有的县市，主要是在各地农村，促进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初中办学规模，巩固学额，兴办特殊学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最艰巨的是普及初中教育。经过全省上下艰苦的共同努力，成功地打了一场“初中建设翻身仗”。1999年，全省初中在校生从1990年的89.38万人发展到197.79万人，初中毛入学率达到107.03%，1999年全省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94.36%（这项指标曾连续5年列全国第一）。完成了初中建设翻身仗的宏伟目标。在福建广大农村，“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最优美的环境是校园”，在当时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校园也成为当地受灾时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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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退休。

　　开始了另一种忙碌生活——添置了数码相机，准备走遍福州的各个景点，拍摄照片，制成配乐幻灯片；整理网页和博客文章、图片，编制电子自选集；到北京大学参加数学力学系同学组织的入学50周年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