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柏翠与毛泽东的交往

傅柏翠与毛泽东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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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木森  李翠娥

傅柏翠1896年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蛟洋乡的一个地主家庭。1914年东渡扶桑，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在东京曾受孙中山接见，并参加了中华革命党。毕业回国后，担任中国国民党上杭县党部常委、秘书。曾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成为激进的革命分子。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上杭国民党右派发动“五·七”事变，傅柏翠侥幸脱险逃回蛟洋，成为国民党右派悬赏通缉的“要犯”之一。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在血雨腥风之际，傅柏翠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家乡蛟洋从事农民运动，与驻上杭的国民党军阀郭凤鸣部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翌年，先后在龙岩后田、闽西南的平和爆发了农民武装暴动。并和郭柏屏(上杭县委书记)一道在家乡发动了蛟洋农民武装暴动。从此，他成为闽西闻名遐迩的农民领袖。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入闽，后傅柏翠被任命为第四纵队司令员，他领导的蛟洋农民武装暴动队伍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四纵队的基本力量。傅柏翠也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前委委员，成为当时红军高级将领之一。当时，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对他倍加器重，称他为“大名鼎鼎的闽西傅先生”。1930年红四军挥师江西吉安，傅柏翠没有随行，但毛泽东仍然惦记着他，在《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一词中曾写道：“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无翠柏”(正式发表时改为“雪里行军情更迫”)。1936年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说到：“在福建西部张鼎丞、邓子恢和傅柏翠建立了苏维埃”。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依然没有忘记傅柏翠，向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打听：“傅先生身体好吗?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叫他出来工作吧?”可见，毛泽东对傅柏翠印象之深，对他为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作出的贡献从没忘怀。

迎接红四军  初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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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初夏，闽西群山，松柏苍翠，满山遍野的杜鹃花火红一片。在这美好的时光，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次人闽。5月21日，傅柏翠率领红军教导队在苎园鱿鱼坝黄屋背边进行军事训练，战士们在红四军即将再次入闽的消息鼓舞下，个个精神振奋，盼望着红四军早日到来。这时，傅柏翠突然接到一位农民送来毛泽东、朱德、刘安恭三人的联名信，信中大意是：“红四军人闽部队已到了庙前，请今晚速来商酌有关事宜”。接信后傅柏翠和曾省吾、罗瑞卿商议说：“我和曾省吾同志去庙前，罗瑞卿同志留在队部，有什么重要事情，我们回来后再作研究。”于是，傅柏翠和曾省吾星夜提灯随送信人赶往庙前。这次见面，毛泽东主要向傅伯翠了解上杭、永定、龙岩等闽西各县的革命形势以及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因为，红四军准备攻打龙岩城。毛泽东向傅柏翠、曾省吾交代了四项任务：一阻击敌人四个小时；二要侦察后方敌情，了解他们的行动，敌人追与不追都要及时将情报送龙岩县委转给红四军前委；三要尽快集中地方武装，组编红军第五十九团随红四军行动；四要傅、曾两人后天(23日)赶到龙岩。傅柏翠、曾省吾表示一定完成任务。随即傅、曾星夜兼程赶回蛟洋，向罗瑞卿等人传达毛泽东、朱德的指示，商定集合地方武装，接应红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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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傅柏翠、曾省吾和罗瑞卿把上杭北四区各乡村的武装队伍集中在蛟洋文昌阁前的广场上，宣布组编红军第五十九团，由傅柏翠任团长，曾省吾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7月中旬，红四军在新泉整编，决定成立红四军第四纵队。“当时以上杭北四区(蛟洋)的武装(即红五十九团)为基础，编为第七支队，将永定武装编为第八支队。任命傅柏翠为司令官，张鼎丞为党代表，李任予为政治部主任”。新泉整编之后，傅柏翠参加红四军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与红四军高级干部一起研究红军路线，并在“三打龙岩城”、攻克“铁上杭”时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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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见真情  结交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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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7月11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傅柏翠的家乡蛟洋文昌阁召开，傅柏翠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傅柏翠和张鼎丞分别报告了蛟洋暴动和金砂暴动的前后情况。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精辟的讲话，阐明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分析了全国、福建和闽西的政治形势。他像老师授课一样，拿着粉笔在主席台黑板上写出讲话的要点。傅柏翠听得很仔细，十分佩服和崇敬毛泽东，称赞毛泽东高瞻远瞩。会后，傅柏翠向毛泽东汇报了上杭北四区农民运动等工作情况，并详细汇报了蛟洋暴动和群众所遭受的巨大损失。为了帮助北四区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毛泽东亲自批拨了300块银元给北四区，并嘱咐傅柏翠说：“100元留作区委积累；200元安排群众生产、生活”。傅柏翠和区委几位负责人对毛泽东的关怀十分感激。此后，傅柏翠工作上碰到问题和困难，都主动向毛泽东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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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21日，红四军攻克上杭城。毛泽东从永定合溪由赖复生护送到上杭城关，住在临江楼，傅柏翠十分高兴，多次在临江楼同毛泽东商讨筹备闽西苏维埃政府等问题。傅柏翠对毛泽东说：“我能力有限，筹办闽西苏维埃政府一事，应让有能力的同志来担任”。毛泽东不同意他的想法，明确告诉傅柏翠，“就是要你这样公开身份且出名的人去搞，便于号召群众，至于具体做法，你和闽西特委再仔细商量。”在商谈中谈到红军主力出击广东东江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梅县是东江重镇，广东的咽喉之地，反动势力纳污汇聚，如被红军占领影响太大，反动派必然拼命守住，因此我们不可以硬拼硬打。由于毛泽东当时已经离开了红四军前委，他的正确主张无法在红四军执行，结果红四军出击东江失利，却引来了敌人“三省会剿”，红四军只好撤离闽西，退守瑞金，三省“会剿”也就自行消散了。

毛泽东在闽西期间生了一场大病。有一天，傅柏翠获悉：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在乡下养病，身上只带5元钱，真不够用。于是，他和谭震林商量，建议从部队公积金项目支出一部分，由一纵队送200元，四纵队送100元给毛泽东养病。商量后，他亲自把钱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不肯收下，要傅把这些钱还给部队。

毛泽东离开上杭城关时也十分惊险。红四军出击东江失利，上杭县城也保不住了。红四军四纵队向白砂方向撤退。毛泽东因为身体不好，尚未离去，身边只有一个勤务员。而敌人已经向上杭城关靠近，隐隐约约传来敌人的枪声，情况十分紧急。傅柏翠奉命安置在上杭医院的伤病员，知道毛泽东还没走，十分着急，急忙叫水西渡党支部书记陈涛与当地群众备好担架，送毛泽东迅速往白砂方向撤退。傅柏翠亲自布置一连赤卫队在石灰岭守卫，以防敌人追击，到了将军桥时，傅柏翠把自己的马让给毛泽东乘坐，他留在将军桥布防阻敌。可见，毛泽东和傅伯翠的友谊是在战斗中形成的。

1930年1月初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派人把贺子珍送到蛟洋，并捎带了一封信和一个公文箱给傅柏翠。信中说：“敌人已进苏家坡了，部队明天就出发，你要在明天早上五点钟之前赶到古田。贺子珍要分娩了，不能随部队去。如果她愿意住在你家，即就同你家眷在一起，在你家分娩；如果不愿意就转送到闽西特委机关去安置。洋油箱里一些零碎文件代转闽西特委”。傅柏翠看完信后，感到毛泽东对他十分信任，心中很感激。本应该随毛泽东一起出发，可是那时他一心想在家乡搞“农村共产团”的试验。由于傅柏翠固执己见，失去了同毛泽东长期同事的机会。导致后来脱离革命，向坎坷路程迈出了后悔莫及的一步。

起义获重生  难忘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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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前后，傅柏翠与闽西特委政见不合，他不听劝告，固执地在蛟洋推行所谓“共生产共消费的农村共产团”的实验，实际上是搞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乡村建设。因屡次不服从组织命令，他被开除了党籍。闽西苏区发生“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时，他蒙受“社党”领袖之冤，遭到红军的讨伐，被迫拥兵自重，从此脱离革命队伍。

1933年他参与十九路军的“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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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以后，被国民党当局委任为永定县县长、省保安十一团团长、宁化县县长、省参议员等职。1949年5月22日，傅柏翠审时度势，和李汉冲、练惕生一起领导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闽西起义，与国民党蒋介石彻底决裂，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没有忘记闽西的“傅先生”。他打电话给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询问傅柏翠先生的情况，并交代“傅先生身体好吗?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叫他出来工作吧!”1950年9月傅柏翠被任命为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10月，当选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后称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2年12月，傅柏翠调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后来兼任省民革副主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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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傅柏翠上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国委员会三届一次会议。这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傅柏翠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l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傅柏翠遭受劫难，但他从不诬陷老同志，反复声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以及在闽西坚持革命斗争的一大批老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造反派把傅柏翠视为顽固分子，抄了他的家，拿走了一批信件、文书、古文物。1970年，造反派把他押送到古田县平和农场强迫劳动改造。

后来，叶剑英元帅来福建视察，他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嘱咐，特意查问了傅柏翠的情况，并亲自看望傅柏翠先生。随后，叶剑英指示福建省革委会让傅柏翠回福州。从古田平和农场回福州后，傅柏翠仍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民革福建省委副主任委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傅柏翠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1977年9月他赋诗怀念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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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逝世一周年，

纪念堂成共仰瞻。

伟业丰功垂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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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思想耀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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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又赋诗：《国庆怀念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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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天翻地举红旗，

革命成功仰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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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中华人溘逝，

光辉节日倍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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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文中可以看出傅柏翠对毛泽东的感情之深，怀念之切，他们在闽西结下的革命情谊感天动地，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