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旅程——回忆陪同吴学谦同志去新疆考察

难忘的旅程——回忆陪同吴学谦同志去新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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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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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4日，吴学谦同志因病在北京辞世。这一年多来，一段难忘的经历常常涌上我的心头。每当回忆起这位身居高位，坚决反对搞特殊化，甘当一个普通百姓的老前辈、老首长，我往往唏嘘不已，感触良多。

吴学谦同志于1982年4月调任副外长，同年11月接替黄华同志任外长。我曾多次陪同他会见过苏联驻华的使节。每次会见前后，他总是客客气气地与陪见的同志交谈，给我留下了平易近人的印象。一开始，我们都称他为“吴部长”，他客气地纠正道：“大家都是为革命而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彼此还是称同志为好。”又说：“还是叫我‘老吴'吧！从30年代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同志们都管我叫‘老吴'。我在团中央、中联部工作时，大家都是这样称呼我的。”于是，我们便改称他为“学谦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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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酷夏的一天下午，外交部领导交给我一项比较特别的任务：跟随学谦同志去新疆考察调研。他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到了首都机场我才得知，这次飞往乌鲁木齐，坐的是苏式图134飞机，而且还是“过班机”，是从沈阳飞往乌鲁木齐途经北京的。我对送行的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说，这种机型的安全系数和舒适度都比较差，又没有头等舱，况且从北京直飞乌鲁木齐，每天都有好几班波音飞机。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解释说：“原来是安排坐波音的，但学谦同志觉得，目前这个航班从时间上看比较合适。他说，苏联的飞机也不错，没有头等舱不要紧，反而可以给国家省点钱。”

我们飞新疆那天特别热，阴凉处也有三十六七度。我们陪学谦同志一登上飞机，就感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好像进入到大蒸笼一样。机舱里已坐满了人，个个满头大汗，叫苦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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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部门事先在第一二排，给我们预留了六个座位。机舱内的座位很小，每排的间距又很窄。个子稍为高一点的人，坐着连腿脚都伸不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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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谦同志坐下后对我说：“这次去新疆，我想选与苏联接壤的一两个地方看看，所以请你一同前往，到时候请给我讲一讲中苏边界的历史和现状。”我说：“搞中苏边界，我是半路出家，所知甚少。”他说：“你不必客气。我负责外事这摊工作，深知中苏关系是个大头，而两国边界问题又是重中之重。” 又说：“小平同志的决策很对，应尽早把7000多公里的中苏边界划定下来，以利于国家安宁和经济建设。”他让我在新疆期间，给他讲讲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双方目前对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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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舱里坐下才不久，我就发现学谦同志也热得满头大汗，便说：“苏联飞机的舒适度比较差，起飞前和降落后，机舱内都是不供冷的。”又说：“要是改坐波音就好了，可以免受这种‘罪'。”他听后淡淡地说：“机舱内是闷热了一点，飞起来就凉快了；座位是小了一点，全程只不过飞四个多小时，忍一下也就过去了。”又说：“现在坐飞机，比50年代坐苏式伊尔14飞莫斯科，要舒服多了。”

我们一上飞机，机长和空姐便过来向学谦同志致意问候。机长嘱咐空姐一定要细致、周到地“为首长服务好”。不一会儿，空姐先递上了热毛巾，之后便端着托盘过来，上面摆着七八种饮料，冰镇的和常温的都有，还有花生米、开心果一类小吃。学谦同志边拿矿泉水边说：“不必送这么多东西来，上点矿泉水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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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很快就起飞了。爬高之后，空姐又送来一大托盘东西，还问首长感觉如何，身体怎样。我对学谦同志已经有了初步了解，又正好坐在靠过道的位子上，便对空姐低声说：“首长不喜欢摆谱，服务时请注意要适度。”空姐听后却委屈地说：“细致、周到为首长服务好，这是领导反复交代过的。不这样做，就完不成任务，会挨尅的！”空姐还是时不时地过来送饮料、热毛巾，一再问首长感觉如何，身体怎样。学谦同志显得有点不大高兴，但还是客气地对空姐说：“我也是一个普通乘客，应该与其他乘客享受同等待遇，千万别对我搞特殊。”

飞过太原后，机舱内广播“过一会儿就开始供餐”。广播过后，空姐立即给学谦同志送来了菜单，看得出来，给这位首长的餐食是“特供”的。可学谦同志对菜单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客气地说：“刚在家里吃过了中饭，很快就要到乌鲁木齐啦，不必用餐了。”

学谦同志当过我们外交部的部长，从工作角度看，我对他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但零距离、深一点了解他的为人，这还是第一次。我这次在首都机场和 图134飞机上所听到、看到的，虽然只不过是一个小侧面，但却令我感叹不已：对于许许多多人梦寐以求的享受、舒适、惬意，坐在我身旁的这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态度却如此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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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学谦同志坐图134飞机赴乌鲁木齐一事，我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个相似的，同样让我感叹不已的往事。1982年11月10日，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小平同志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同志去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由于时间紧迫，一位中央领导人提出，要派架波音767包机送黄外长一行去莫斯科，小平同志表示同意。不过，黄外长觉得，14日有民航班机飞莫斯科，不坐包机也能赶得上参加葬礼活动，于是，就没有坐包机去。此事没有向小平同志报告，也许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好打扰他。当日上午10时左右，小平同志参加完一个会议后，对身边的人员说：“黄华同志坐的专机今天起飞前，请他发表个书面谈话。”身边的人员说：“黄华同志为了给国家省点钱，改坐民航班机去莫斯科，早上9点钟就已经起飞了。”可见，想方设法为国家节省经费，是我们外交部的一个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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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乌鲁木齐，学谦同志便与新疆党、政、军的领导人“约法四章”：自治区的领导人不全程陪同，如有时需要陪，一人就足矣，不必兴师动众；所有人只坐一辆“金杯”小面包；所到之处不搞宴请，不搞群众迎送场面，不送“土特产”；他一概不作指示、不题词。

学谦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新疆四五天时间里，自治区只派一两名司局级干部全程陪同。他每到一处，都强调是来调研学习的。学谦同志与人交谈时，一律以诚相待，谦和、厚道、实在，丝毫不给人居高临下的感觉。我只见到他题过一次“词”，那是应我的请求，在与我合影的照片背后写下了“吴学谦”三个字。

俗话说：一叶知秋。从以上种种不怎么起眼，有些人也许会感到不以为然的细微之处，可以“知”学谦同志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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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谦同志逝世后不久，网上曾流传过一个“吴学谦同志‘家产'展”，点击率很高。网上有评论称：“办展者显系有感而发，既以故人讽今人，又用物欲横流年代之所最需来昭示后人。”一位年轻朋友感慨地对我说：“真没想到，一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全部家产，只有几件相当旧的家具，彩电才21寸的，连当今一个科长的家产都远远不如！”学谦同志的一位宁波朋友在学谦同志生前曾“参观”过他的全部“家当”，发现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家里的沙发、晴纶地毯、书架、桌椅板凳以及其他居家用品，都是些早就该“退役”的“陈年老货”。这位宁波人感慨地对学谦同志说：“从室内陈设、家具看，你们家还赶不上我们宁波的农民！”对此，学谦同志笑笑说：“吃穿用住都有保障，生活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西部许多地方，还穷得很啊！”

我的老朋友，曾当过吴学谦同志8年秘书的黄桂芳同志也多次给我讲过类似的例子。他说：“学谦同志从1938年10月投身革命工作开始，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一家人一直住在他曾工作过的中联部住宅区，此后就再没有调换过房子。有家人曾提出要把老房子稍微装修一下，他不同意，说：‘在这里住得蛮好嘛。这种房子归国管局管，维修得花国家的钱，我们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学谦同志的老伴毕玲同志对许多人说过：“老吴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绝不能浪费老百姓的血汗钱！'”是啊，身为人民公仆，就应该以学谦同志为榜样，绝不糟蹋老百姓一分一厘的血汗钱。更为重要是要保持永远不脱离群众、永远与人民群众心贴心，永远艰苦朴素、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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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外交部欧亚司原副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