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党内一支笔”的新贡献

新时期“党内一支笔”的新贡献

王贵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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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胡乔木（中）视察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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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胡乔木成为他的亲密助手，主要任务就是发挥“党内一支笔”的作用，为邓小平和党中央起草重要讲话和文件。

一、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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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与教育座谈会上提出，要马上组织写文章，重点放在批判“两个估计”上。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提出的，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倒“两个估计”，成了当时科教战线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关键。教育部党组决定由党组副书记李琦挂帅，组织写作班子起草批判文章。在起草过程中，这篇文章多次送胡乔木审阅修改。11月9日，胡乔木对稿子作了重大修改，加上了整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段话：“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告：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1）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2）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3）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这种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必须大力宣传毛主席的估计，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估计。”11月14日，胡乔木又对稿子作了多处修改，形成了最后定稿。11月17日，邓小平批示：“此稿可以发。”11月1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新华社发了通稿。11月19日至20日全国各地的报纸先后全文刊登，当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是揭批“四人帮”斗争中第一篇重头文章，有力地推动了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二、为邓小平起草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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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正式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年5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第一个抨击“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了“两个凡是”以有力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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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在委托胡乔木起草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强调：“毛泽东思想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邓小平决定利用这次会议，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充分的支持。

胡乔木充分展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深厚功底，在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中，第一个问题就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针锋相对地批判“两个凡是”派：“有的人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邓小平的讲话中，胡乔木引用毛泽东的原话来痛击“两个凡是”：“毛泽东同志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第一项。”接着，讲话庄严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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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这篇讲话，第二天就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且《人民日报》加了一个倾向性很强的标题“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这篇讲话点燃了全国范围内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火炬，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解放的闸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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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邓小平起草修改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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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原定20多天的会议开了36天，为接下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会议开始后，邓小平要胡乔木围绕实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主题，起草一个讲话稿。胡乔木按照邓小平确定的讲话主题，很快完成了任务。但是，会议期间形势发展很快，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凸显出来，特别是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党的领导人及时作出正确回答。这样，原先胡乔木为邓小平准备的讲话便显得不适用了。12月2日，邓小平决定，他的讲话稿要作重大修改，进一步明确实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途径，使讲话重点更加突出，内容更加切实，锋芒更加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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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胡乔木当时正在主持起草提交会议审议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在统筹兼顾的前提下，他以主要精力修改邓小平的讲话。起草小组每写出一稿，就送到胡乔木手里，胡乔木殚精竭虑，反复推敲。他的秘书朱佳木回忆说，12月6日晚，胡乔木拿到稿子后，并没有动笔修改，但第二天早晨，他却把改过的稿子交给朱佳木。原来，胡乔木当天夜里两点起来，把稿子改好了。12月9日，邓小平对讲话提出了修改意见，胡乔木又作了精心修改。12月13日闭幕会那天，邓小平下午4点就要讲话了，午饭后，胡乔木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润色，直至下午2点才脱手。在最后一稿中，最重要的一处修改，是在“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句点题的话中间，加上了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4个字，从而使讲话形成了一个鲜明的主题，也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第一个著名论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思维严谨，逻辑严密，文辞考究，与邓小平的风格相协调、相适应，忠实于邓小平的思想又有引申阐发，邓小平对此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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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这篇讲话给予了高度评价：“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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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邓小平起草1979年3月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

1979年初，思想理论战线出现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但相当多的人思想上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召开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就是要在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澄清理论是非，解除思想束缚。这次会议从1月18日至4月3日，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中间因过春节和对越自卫反击作战而两次休会。会议期间，发言内容出现了“右”的偏差，确有一些观点怀疑、削弱以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若干值得令人关注的动向：有极少数人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右倾”、“复辟”，也有极少数人打着思想解放的幌子，从右的方向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邓小平逐期阅读会议简报，感到看不下去了，认为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存在下去。对此，胡乔木也有同感。邓小平与胡乔木交谈，决定在会上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主题发表讲话，委托胡乔木起草。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着重对从右的方面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批判。胡乔木的文字功底、理论素养和思想水平，在这个重要讲话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围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60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围绕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强调“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围绕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围绕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这篇讲话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进行了有力回击，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的强大理论武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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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邓小平主持下具体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79年10月，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胡乔木具体负责起草工作。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找胡乔木等人谈话，对起草《历史决议》提出三条要求：“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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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邓小平的要求，胡乔木先后同起草小组成员进行了30多次谈话，对起草《历史决议》提出具体的意见。其中特别强调：“有两个难题要解决一下。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不答复为什么发生错误的问题，决议就会失掉价值；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他提出的两个难题，是实现邓小平三条要求的关键。在他的具体指导下，起草小组先后几易其稿，每个部分都坚持字斟句酌、精雕细琢。关于“文化大革命”部分，他对起草小组撰写的几稿都不满意，后来索性从头至尾重新撰写。他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原则：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从六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作了精辟、准确的阐述，把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了区分，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里面不包括他的错误”，为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找到了一把钥匙。1980年9月，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召开后，胡乔木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的意见，亲自执笔加写了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一段，约2500字。1980年10月至11月，《历史决议》经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后，胡乔木综合各种意见，给邓小平并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修改《历史决议》的18条重要原则性意见。随后，他对《历史决议》又作了较大的调整和修改。1981年6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整个《历史决议》，从主题思想、结构布局、重大问题的判断、重要提法直至具体文字的斟酌，都体现了邓小平的指导思想，达到了邓小平的三条要求。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历史决议》。邓小平满意地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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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14日，美国记者白修德对胡乔木讲：“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非常出色的文件，用我们美国人的话说，就像‘动得非常干净的外科手术'。文件的思路很清楚，事实阐述得很明白。”胡乔木回答说：“这个文件写得成功与否，不是单纯的写作问题。像这样的文件主要是如实地反映历史，并从历史中得到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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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负责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起草邓小平1989年致中央政治局的辞职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就决定对党章进行修改。1979年冬，修改工作就开始了。1980年1月，中央决定正式开始修改党章工作，邓小平要求尽快提出一个修改草案。为此，中央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由胡乔木实际主持起草工作。不久，起草了党章修改初稿，提交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此后，由中央书记处印发党政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7月，起草小组根据征求的意见，又修改了一稿。经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后，提交党的十二大审议通过。新党章清除了党的十一大党章的“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比过去的党章更加充实完善。会后，胡乔木就党章的修改问题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反响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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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通过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由胡乔木任秘书长。胡乔木曾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20年后又主持宪法的修改工作。对此，他下了很大功夫，付出了巨大精力。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讨论，1982年2月，形成了宪法修改草案。2月17日，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时讲：“从1954年到现在，原来的宪法已有近30年了，新的宪法要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2月27日，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胡乔木就宪法修改草案作了长篇说明。4月12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9月，胡乔木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1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胡乔木主持修改的宪法。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致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信，很少有人知道出自胡乔木的手笔。当时，杨尚昆向胡乔木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要他起草邓小平的辞职信。这是胡乔木作为亲密助手，为邓小平所做的最后一次文字起草工作。这封不到700字的信，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感人肺腑，充分表达了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高风亮节和宽阔胸怀。信中饱含深情地讲道：“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起草完这封信三年以后，81岁的胡乔木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溘然长逝。胡乔木作为“我们党内第一支笔杆”，先后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文献起草方面的重要助手，在党内的“笔杆子”中很难找到第二个有此经历和殊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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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解放军总后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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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