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与福建的改革开放

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人们难以忘记一位先行者的身影，他就是中央改革开放政策决策者、执行者之一，并为此身体力行，足迹遍布闽、粤各地，其言行备受海内外关注的谷牧同志。谷牧同志也为福建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

为实施特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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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措施而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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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如何迈出，需要慎重考虑。当时中央的意见，先从广东、福建两个沿海省份开始，先取得经验，然后再推开。1979年，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决定对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试办出口特区，让他们在开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闽粤两省就建立4个“出口特区”问题进一步论证，然后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报中央审定。帮助两省搞好这项工作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谷牧肩上。当时谷牧是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对外开放工作。

5月20日，谷牧率领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到了福建。他后来回忆道：经过反复研究，理出了这样一个思路：粤、闽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据此拟定了几项重要措施，并帮助两省的同志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他所说的请示报告，其中就包括中共福建省委、省革委会《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谷牧及其工作组的指导，对于福建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央改革开放政策，并把这一政策具体贯彻到计划和实际工作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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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随后确定由谷牧任主任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归口管理这项工作。中央的这项重大决策，受到福建全省人民热烈欢迎。在国内外，特别是港澳地区和海外侨胞中，引起强烈反响。福建人民积极行动起来，迸发出极大的建设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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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大政方针已定，但具体怎么做？还是存在着不少问题，既有认识上的，也有实践当中的，因为没有现成经验，只得走一步看一步。对此谷牧虽也不无担心，但他总是鼓励两省去试、去闯，同时自己也尽心尽力为粤闽两省更好地落实中央的对外开放政策而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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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央改革开放政策落实情况，加强对福建、广东两省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指导，及时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谷牧受党中央和国务院委托，多次召开两省联席会议或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听取两省的工作汇报，给予及时指示。1979年12月中旬，谷牧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了福建、广东代表。谷牧听取汇报后提出，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上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是对两个省的全面要求，要成为省委的中心议题，要赶快制定出全面规划，利用港澳、东南亚，把两省经济搞活，使两省的工农业比其他省发展更快一些。1980年3月下旬，谷牧又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讨论研究遇到的问题和措施。谷牧明确提出利用国际有利条件，首先利用港澳有利条件，利用广东、福建两省华侨多，热心建设家乡等积极因素，使两省经济建设快一些，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闯出新路子提供经验。

福建在贯彻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后，各项工作和建设取得可喜成绩。但有些人还是“怕”字当头，一怕滑向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中央有些部门对改革开放政策是拥护的，但对两省具体做法上持明显怀疑态度。国务院各部委不少文件都要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得例外”。这些严重影响了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谷牧对此是清楚的。1981年5月25日，国务院又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谷牧主持会议。福建的项南、马兴元、郭超、张遗、侯林舟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明确指出：“在执行中发生不同看法，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现象，不要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对新事物，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有不同的看法。”“应当敞开思想，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最后目的达到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找到解决办法，更好地前进。”同时谷牧也对各部委私下做工作，对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进行解释。这些使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共识，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条块之间的关系，让两省充分发挥自主权，使两省更加充满信心地把事情办好。

改革开放是国家的根本政策，它的实施不光是闽粤两个省的问题，而是牵一发动全身，与各个部门都有关系，所以要做一件事情很不容易，不仅有认识不一致的问题，还有各种部门的规定，有些甚至互为矛盾难以协调。为了加强对经济特区和广东、福建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领导，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碰到的问题，谷牧经常主持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举行联合办公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耐心地做各方面的工作，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光1981年上半年，这种会议就开过了5次，并以纪要的形式确认，从而使许多牵扯不清的事情得以解决，促进了两省开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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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召开会议外，作为身体力行的执行者，谷牧更多的是深入基层，到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了解情况，进行现场指导。八闽的山山水水，从城市的工厂到农村的种养场，从沿海的港口、机场到山区的交通线，都留下了他不知疲倦的身影。早在1979年11月，谷牧就到厦门、漳州等地考察，了解了特区建设和对外贸易的一些情况。此后谷牧共到过福建十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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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0月，谷牧又一次来到福建，视察了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当时福建有两个项目被人议论比较多，一个是厦门与外商合资生产骆驼牌香烟，一个是与日本合资生产福日电视机的问题。谷牧明确表示：中外合资企业凡属不违反《中外合资法》的活动，任何单位不能以任何借口予以改变。外商不是要看信号弹吗？我们的信号就是这个样子。谷牧视察了福日公司后，打消了人们的疑问，用行动表明了中方的态度，日方也迅速作出反应，确定福日公司外销电视机6.5万台，并表示日立公司总裁将来中国访问。

为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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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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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以后，海外一些走私集团和境内一些不法分子互相勾结，对我国大肆进行走私贩私和投机倒把活动。再加上我们对在新形势下抵制资本主义腐蚀和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思想准备不足，防范措施不够健全，力量不足等，使得沿海特别是粤闽浙三省走私严重泛滥，活动十分猖獗。不法分子运用各种手段和多种渠道，非法运进大批手表、电视机、收录音机、电子计算器、高级香烟及工业品，并在国内套购黄金、银元、玉器及各种贵重药材等非法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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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作为分管负责人，谷牧也极为关注。1981年，谷牧代表国务院先后两次主持召开了东南沿海三省（指粤、闽、浙）打击走私工作会议。走私贩私确实损坏了改革开放省份的形象，有人对此提出怀疑。针对此，谷牧重申：福建、广东还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都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改革的方向是不会变的。党和国家实行这些政策，目的是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它同走私和投机倒把发横财是毫不相干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谷牧的这一表态非常及时，马上消除了一些人的担心，更加坚定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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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春，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提出开展严厉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并且专门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贯彻中央的《紧急通知》，布置反走私斗争问题。会上中央领导作了重要讲话，谷牧等人作了专题发言。谷牧认为，对走私贩私问题要从政治思想、党内原则和法纪上来看。政治上已有相当多的同志中了糖衣炮弹，已经不光是广东、福建、浙江三省的问题，对全国社会主义秩序有干扰，所以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进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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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斗争中出现的一些不正确做法，谷牧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要求坚决纠正。当他听说发生了两件不当扣留外商的事件时，告诫说：这种事办不得，只要办一桩两桩，人家回去就会大肆宣传，说你们政策不稳，就不会来投资。对于干部当中的错误认识他也提出了批评：有些干部情绪上有摇摆，该做的工作也不敢大胆做了，该出席的宴会也不敢去了，外商请客，干部都不到，这样下去不行。还是要敢于与人家来往。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不会变，要坚决执行下去。因为这样做，符合十二大精神，符合国家利益，符合两省实际。

正是中央领导和谷牧等同志的正确指示，使福建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因为反走私斗争而受到大的影响，而是正确地执行了一手抓改革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一手抓坚决打击经济犯罪的“两手抓”政策，使得本省在坚决刹住走私贩私歪风的同时，对外开放照样取得很大成绩，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经济快速发展。

这期间，福建根据中央对台湾实行“三通”的指示，开始积极进行对台贸易。虽然贸易额不大，但政治意义甚大，打开了对台“三通”的突破口，加强了民间往来，在台湾引起了很大震动。但由于缺乏经验，管理工作跟不上，一些地区一度出现失控和混乱现象，中央责成福建省对此进行清理和整顿。谷牧召集福建省以及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专门研究了对台贸易问题。谷牧在会上既肯定了福建在执行中央政策、开展对台贸易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也严厉的批评了认识上的不足，同时要求各部委要帮助解决好遗留问题，不能弃之不管。他说，一个企业可以破产，一个省不能破产，大家要多想到福建是个穷省，部委文件要执行，但要有灵活的变通办法，帮助福建解决问题。同时，他希望福建好好总结经验，仍然积极认真做好工作，不要出了些问题就撂挑子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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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谷牧为福建这艘高扬着改革开放旗帜的硕大航船保了驾护了航，保证了它沿着正确的航道扬帆前进。

坚持兴办经济特区

和对外开放政策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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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历程表明，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建设更经过不少的是是非非，艰难曲折。有的人甚至怀疑特区这样搞，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新的殖民地？有的人更是痛心疾首地发出感慨：“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国务院于1981年5、6月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试办经济特区是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执行开放政策、吸收外资的一种特殊形式。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特区所走过的每一步，谷牧都是指导者和见证人。1982年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要视察福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谷牧带领特区组同志先行，主要是检查厦门特区的工作，特别是厦门提出要求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同样享受特区待遇问题。谷牧一行于10月25日到达厦门，视察了厦门特区、东渡港、厦门机场以及一些工厂，谷牧对厦门优越的条件赞叹不已。他详细听取了厦门市委、厦门特区管委会的汇报，指出，到本世纪末，全市主要设备要达到国际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引进技术靠国家不行，靠省也不行，只有靠积极利用外资。他对厦门利用外资进行机场和港口建设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对项南提出将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的建议也表示赞同。当听到厦门利用外资进展不快，具体工作难办时，谷牧说：深圳、珠海一个一个都在办，北京的限制没有限制住他，你们为什么办不起来？深圳是一面总结经验，一面在干，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对外开放政策没有变，主要是执行当中有些困难，你们不要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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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谷牧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闽、粤两省的负责干部，就特区建设中提出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大家较集中地讨论了特区进出口关税、利用外资及特区建设三材供应问题。其间，谷牧说，特区要逐步跳出国家体制之外，这不是说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说办特区不能按现成的管理办法，如果特区办一件事还要跑到北京盖几十个印，这样就办不起来。他要求落实责任制，各部委都要指定一位同志主管特区工作，全权代表，固定参加会议，不能临时指定。

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特区，并为厦门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邓小平还明确提出要把特区办成技术、管理、知识和对外政策的窗口。此后不久，中央决定几个特区范围扩大，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中央领导人的表态和中央的决策，鼓舞着特区建设者们义无反顾地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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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特区已走过了4年的历程，积累了不少经验，为了更好地贯彻邓小平提出的设想，明确特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谷牧又在深圳主持召开了特区工作会议。他提出了特区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关于特区的管理体制，谷牧提出要扩大它的自主权，他说特区要有很大的自主权，要有“总督”，其他方面不要对特区乱插手。特区的外贸体制改革不能回避，也应该有自主权，特区在对外贸易方面非有个突破不可，特区的产品要打出去与国外产品竞争。在肯定福建厦门特区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谷牧认为福建基础比较差，所以要对福建给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厦门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就是如邓小平提出的要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港，他要求国务院各部、福建省都要从这个前途出发，帮助厦门搞好规划，帮助厦门搞上去。

1985年初，又出现一股“特区失败”的论调，有人公开提出经济特区是国家的包袱，要背到何时？再加上开放地区又出了外汇失控和走私汽车的问题，一时更加议论纷纷，给福建省和厦门特区以很大压力。针对这些议论，谷牧在特区工作座谈会上要求经济特区要“爬好一个坡，更上一层楼”，提高外向型经济的水平。他一直对两省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再三强调，福建、广东两省实行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正确的，谁也不可改变。他认为一定要进行体制改革，改革是促进开放的重要方面。对开放省的工作不应当评头品足，应当承认成绩，继续支持，使两省更好地走在全国改革的前面。确实，改革开放5年的实践证明，谷牧的估计是正确的，两省在经济建设和其他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到1984年，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已达17亿美元，占全国总额的43.5%，用于能源、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达205亿元，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积累了经验。于是，在50号文件5年期满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使两省的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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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各种指责和压力下，谷牧对办好经济特区和实行对外开放仍然一如既往，毫不动摇。1984年他又主持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提出沿海进一步开放的部署。经过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包括福州在内的沿海14个港口城市对外开放。1985年初，谷牧在向邓小平汇报14个城市开放情况时，又谈到了珠江和长江三角洲的开放问题。谷牧向小平提出，建议把条件与上述两个三角洲大致差不多的福建南部厦门、漳州、泉州一带的沿海市、县也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既有利于福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又有利于加强对台工作。邓小平赞同地说：好嘛，再加上闽南“三角洲”！这样使中国的开放地区由点到面、到线，形成了更加广泛而深入的格局。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做法是成功的。正如谷牧在一次针对福建的谈话中所说：“两个省是对外开放的前线，不出点毛病也是不可能的。总的说来，主流是好的，成绩还是很大的。这几年不仅是物质方面的积累发展，更主要是证明了改革、开放的路子是正确的。处在第一线的福建、广东闯出了一条路子，而这条路子是不可逆转的，中国要富强，要发展，非走这条路子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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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谷牧又一路视察了厦门、泉州、莆田等地，他对福建的发展形势很高兴。他对省市领导强调指出：一是要正确对待批评。二是福建要解决怎么样进一步发挥侨乡优势的问题。他深情地说“厦门特区、福州开发区和闽南三角地区，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不会收的，客观上要加强管理，但改革、开放这个方针绝不能改！

1989年2月中下旬，已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谷牧又到本省视察。每到一地，他都和当地领导同志座谈，了解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的对策和办法。在榕期间与省委、省政府、省政协领导陈光毅、王兆国、游德馨、凌青等进行了座谈。谷牧听取汇报后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开展对台经济活动，福建有很大优势，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做好，这方面的政策应该抓紧研究并进一步放宽；二是福建、广东两省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三是管理体制要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领导水平、管理水平要进一步提高，要使外商感到可以按国际惯例在中国投资办企业。这三点很有针对性。特别是在发挥福建地理、人文、风俗、语言、习惯等的优势，做好对台工作，加强两岸经贸等的联系方面，以前曾经由于没有经验，掌握不好，出现混乱局面，有一些教训值得吸取。谷牧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这一问题，对我省的工作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此后，谷牧一直难以忘怀他曾为之费尽心血的改革开放省份——福建，曾多次重返福建，并给予福建以有益的指示。在改革开放走过20多年后的今天，福建人民仍然不会忘记他曾为福建改革开放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作者系省委党史办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