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科学发展需要“三多”

服务科学发展需要“三多”

□陈天铬

当前，组织部门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要求越来越高，如何处理好中心任务工作和组织部门“主业”工作的关系？结合工作的实际，我认为，做好组织部门工作要发扬“三多”精神，即多一点傻气、多一点实干、多一点拼命，才能更好服务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多一点傻气。“傻气”就要有甘当人梯的精神，人梯是什么？它源于古代向上攀高、攻城拔寨、翻山越岭的集体配合行动。它是一种人抬人、人推人，用自己血肉之躯把同伴推上高处的奉献行为。组工干部被称作“人梯”，因为组工干部要选人，要用人，要配班子，要为优秀干部成长提供支点，要为杰出人才发展加上一把助推力。有人给组工干部总结了一句话就是“身在组织部，天天尽义务”，这是由组织部门的工作性质决定的，比如当前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时间紧、要求高、任务重、范围广，学习实践任务一环扣一环，一件接着一件，一项连一项，忙起来时节假日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傻气”，甘为人梯、甘于吃苦、甘于奉献、甘当幕后英雄、甘于寂寞的精神，才能把学习实践活动按时保量的完成好。组织部门的特殊性，造就了组工干部要把完成好工作视为自己的最大快乐，只有在平凡而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才能在苦与累中磨炼意志品质，在干与学中体会快乐与满足。

多一点实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是组工干部工作作风的基石。组织部门作为肩负着干部队伍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关系党的事业兴旺发达重大使命的重要部门。工作繁杂，千头万绪，责任重大，政策性、原则性都很强，小则关系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大则关系一个国家、一项事业的兴衰成败。这就要求组工干部踏踏实实工作。古人语：“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古今事业须成于实”。组织部门作为党的重要职能部门，担负着管党员、管干部、管人才的重要职责，组工干部作为管干部的干部，管党员的党员，应该是党员干部的榜样，组工干部要求党员干部遵守的自己必须先遵守，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要求党员干部不干的自己坚决不干。所以组工干部就要有实干的精神，率先垂范做好表率作用。只有树立实干的精神，我们组工干部才能成为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队伍。高标准、高要求地完成好各项工作。

多一点拼命。拼命说到底，就是一种不畏艰难、奋发向上、锐意进取、勤俭创业、乐于奉献的崇高精神。组工干部的“拼命”精神体现在形象上、能力上、品德上、作风上、工作上，更体现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大无畏精神上。现在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的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很多、很艰巨，会常遇到一些难解决、难处理的问题，这就对组工干部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组工干部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不仅要实干，还要全力以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心聚力抓工作，推动组织工作不断上水平、出成果。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组织工作必将凸显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迎来更加繁重的新任务、新挑战，作为组工干部要应发扬“三多”精神，全力做好组织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更好服务科学发展。

读书要有量的保证

□蓝 波

前不久，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位学者说起，他认识的一个副厅级干部一年要读30本书，每本书平均花费20－30小时。也就是说，不到两周时间读完一本书。这位学者说，他听到时感到很惊讶，就问这位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和应酬之余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回答是，他讲话、做报告从不用秘书代笔，而又要言之有物，就只能通过读书来补充知识。末了，这位学者不无感慨地说，恐怕现在不少号称专家教授的，一年都未必能读这么多书。

这就让我想起邓小平1950年的一篇讲话，题目叫《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里面专门提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上述的这位领导干部，看来是抓住了这一“领导的主要方法”，而且抓得非常有效果，因为他在“拿笔杆”的过程中，由于领导工作的需要，主动地去读书，读到令一位与书本打交道的学者都感慨的程度。

而能够做到“拿笔杆”，归根到底，靠得还是多读书。黄宗羲有一句话，叫做“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这句话用在现时，也还成立。一些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就是因为“读书不多”，所以，不能够深刻认识党在新时期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对党的很多包含重大理论意义的主张，只能照抄照搬一些文件式的语言去阐释，自然不可能具备思想上和逻辑上的力量。这也是造成我们很多理论上的宣传不能吸引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的重要原因。

那么，读书多少为多？比如历史方面的，读完《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应该是不少了，更不用说一部二十四史。但即便二十四史，读完它，似乎不是没有可能。1934年，章太炎在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的演讲中，说到：“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年之久，不读史书及诸地方志，何能知其梗概？史书文义平易，两三点钟之功，足阅两卷有余，一部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三十九卷，日读两卷，一日不脱，四年可了，有志之士，正须以此自勉”。当然，这只是举例，未必就说要读完二十四史，事实上也很难。而是表明，难的事情做到它，“日读两卷”，四年也能一部二十四史。就象上面提到的那位领导干部，一年三十本书，积累下来，几年内也很可观。

最后，还想举一个例子，用来说明，读书多，这个“多”是要有一定数量上的保证的。这个例子更久远些，未必恰当，但对我说的读书要有数量的保证，是直接的证明。这个例子的主人公叫李绂（1673－1750年），清康熙、乾隆年间的一位学者型官员，他曾经这样描述他的读书经历：

“小时看书，日可二十本，字版细密者，犹不下十本；今来馆务（翰林院）分心，余力无几，或一二本而止。七阅月中，看《三国志》、《晋书》、《南北史》及李白、子美、义山、飞卿、子瞻、放翁诗各二遍；尔雅、孝经、仪礼、论、孟诸注疏，史记、前后汉、隋唐书、五代史各一遍；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诸书及宋、辽、金、元史不及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