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传承的价值和作用（2008年第3期）

                                        一
    在泱泱的中华文化长河，谱牒是一支独特的奇苑，建树起中华文化的辉煌，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自它产生之日起便簪缨相继，绵延不绝，世代相传，承载着一个家族浓重深厚的历史，备受人们的推崇厚爱。编修、续修家谱，几成中国宗法社会至为广泛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动，持续至今，成为人们寻根认祖的重要依据。
    谱牒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以家庭、家族或宗族的世系为中心内容的家族文化，从属于历史  档案文献，是独特的史料宝库，可信程度高、存史价值大。清人陈中荣在《赛氏族谱序》中称：“谱者，志族人之世次也，首己往之祖而收见在之族，祖分而族不分，故一族同一谱”。学者杨冬莹称：“家谱就是将同一血脉集团的世系人物一一列举出来。也可以说，只要将某一同一始祖的后裔一一布列出。也可以说，只要将某一同一始祖的后裔一一布列出来，也就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家谱”。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家谱记事范围不断扩大，由于家谱的属性决定着，不论如何演变，它所记载的内容都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家族史。是一个家族荣辱兴衰的重要见证。
    据研究学者致证：家谱渊源始于甲骨文三件原片：1、容庚等编的《甲骨卜辞》；2、最先收录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3、董作宾的《殷虚文字乙编》。并经专家确认，商代已有家谱，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里记录了从禹至帝履癸（桀）的14系门帝，《殷本纪》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述，是对商朝有谱牒的最好印记。周代朝廷中已设有专门掌管谱牒的官员。
    甲骨文中还有许多记载殷商人求祷或祭祀列祖列宗的祭祀谱。在商代一些青铜器中，也有专门记述商人世系的家谱，如罗振玉撰著的《三代孝金文存》中，有一件刻记有三代祖先名字的简单世系。周代，铭记家族世系于鼎已风靡社会。而且记述内容因家族地位不同有祥略之分，这都是最原始的家谱。
    没有文字之前，我们的先祖是以结绳记事和口头相传的方式，承传、积淀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应该说，这是谱牒最新的萌芽，是中华文化史上最早升起的曙光，也是民族家谱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进入了奴隶社会，萌动着阶级的分化，奴隶主为维护世袭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宗法、分封制度。这个制度建立的重要依据是谱牒，是家族世系的记载。以此为主轴，析出家族的社会地位，严格姓氏宗族，不使其逾矩，以承继王位，荫袭权产，维护世袭统治，这是谱牒淋漓尽致作用最有效的发挥，成为定邦治国的主要工具。由此而承袭的王位，被视之为是天经地义之举，桎梏着奴隶的举旗反抗。有了这件法宝，各诸侯国均设置官员掌管宗族世系，力避世系淆乱。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就曾出任楚国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严防家族昭穆的错乱，力保家族的血脉纯正。甚而将谱牒列入官府之学的内容，向子孙灌输家族教育，增强家族意识，强固家族地位，使其世代承袭，弘扬家族尊严。
    秦汉时期，编修谱牒之风已扩展到民间，尤其是世家大族编修谱牒极为盛行，《汉书•艺文志》所载《帝王诸侯世谱》、应邵的《王族篇》，颖川太守的《氏大族谱》、杨雄的《家谱》等，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至隋代，谱牒已达百余种。
    随着门阀制度的形成，在选官、入学、婚姻等方面，均以谱牒为金科玉律，同时确立同姓不婚的定例，摒除以才选人、任人唯贤的礼尚，使谱牒走向新的反面。为保障其特权和利益，维护和强固统治地位，统治者对谱牒分外重视，官府设立“谱局”，将谱牒纳入文献范畴，由官府统一保存，成为一门时新学科，组织专人研究，以“掌亲属”。尔后历代统治者仿效这一做法，因陈相袭。隋末农民起义摧毁了汉朝政权，谱牒毁于战火，封建贵族土崩瓦解，以谱牒为依存的世袭尊官制度失去依凭，直至唐朝设宗正寺，官修《氏族志》、《姓氏录》等，史学家刘知己才主张谱牒重编入国史。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皇帝下诏“宗正寺以帝籍为玉牒”。学者程颐、杨时、朱熹、蔡襄等研究和倡修族谱。元设正宗院。明、清设宗人府，专司谱牒之事。北京图书馆馆藏2200多种谱牒中，清人所修谱牒达1160余种，占总数一半以上。
    由于谱牒的浩繁，民间大量编修，尔后，谱牒不再保存在官府，不再被视为是重要文献，而是作为家族档案分散保存于各姓氏祖祠或私人之手，成为宗族资料，演变为名门望族的神圣族权。各姓族规定几年一修，并制定许多条规，如入赘、犯上或三教九流者不能入谱，甚而发展为，凡触犯族规的将其削掉族谱，不承认其为子孙，使其桎梏在宗族制度之中，以维护封建族权的尊严。
                                      二
    谱牒是一种非物质矿藏，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史料，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在编史修志之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谱牒记载了姓氏源流、堂号、祠堂、坟墓、族规、家礼、世系、传记、族产、艺文、胜迹、恩荣、大事、专题等，是其独有的珍贵资料，许多是正史所不载。是纯粹的家族历史档案。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称：“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华阳县志》记述了各郡县的土族大姓。《太平襄宇记》也在长沙郡下记述了刘、曹、彭、茹大姓。章学诚还竭力主张：“谱牒之书，藏之于家，易于散乱，尽入国史，又惧繁多，是则方志之书，考定成篇，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册，亦载笔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实践中，他积极推行这个主张，他所主修的《湖北通志》等均设有《氏族表》。他还提出：“民间修造谱牒和传状志述……都要呈副报告于志科”。20世纪30年代，傅振伦撰著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中将谱牒列为方志资料文献资料类，谱牒为众多学者所关注，成为一门学科，许多学者倾注无限精力，专司研究。
                                           三
    谱牒起着连宗结族的重要作用。由于族谱是以血脉宗族的世系与世迹为主要记述内容，承载、积淀着一个家族的历史，因此，编修谱牒之时同宗族的子孙不论播衍何处，都要想方设法联系参与，共同编修在统一谱牒，使之血脉亲情的联结，显示家族的兴旺发达，不致被外姓氏所凌辱。如一些地区某姓与某姓之间的宗族械斗，凡同一姓氏的子孙都共同结盟，粉墨登场，争个高低，强固其氏族的社会地位。许多乡村都是以同姓聚居一处，如清流县长校全为李姓、江坊村为江姓、茜坑村为萧姓，宁化石壁村为张姓，连城县四堡马屋村为马姓、雾阁村为邹姓，都是同姓支脉，共同流淌着先祖的血，鲜有杂姓人居住。即使由于某种原因，在某姓村庄居住外姓村民，在长年累月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这位外姓村民由于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便会感到空前的寂寞和孤独。缘于对异姓村人作出许多严格的限制，如某处山场不准进入砍柴，祖祠不容涉入，死者不能在本土安葬，不能参加乡村群众性的各种活动……这样的习惯和胁迫，异姓人氏无论如何无法忍受，只好悄然离去，重找安乐之处。这是谱牒无形作用的驱使，有着直接的排他性，不容许异姓子民的染指。
    族谱是炎黄子孙寻根谒祖的重要依凭。中华民族都有叶落归根的深重情结，无论客居何地，远走他乡，而对其祖籍地总是萦系心头，不能忘怀。谱牒便架起一座桥梁，沟通此岸和彼岸同姓子孙的血脉情缘，在编修谱牒之时，即使山河阻隔，路途迢迢，也出钱出物力争编入谱内，维系同宗的血脉亲情。如清流县廖武村的廖姓氏族，明清间一支迁居浦城的子孙长期与故地失去联系，通过联宗修谱，才将血脉情缘联结，重新溶入廖氏族群。自此，每年的春秋祭祀，浦城廖氏都有派人回祖地参加，表达对先祖的崇敬之情。连城县四保乡雾阁村邹姓是由泰宁邹氏之后裔迁徙而来，至今繁衍成有4000余众的后裔，也是通过修谱，历经千寻百转，才追寻到祖籍地。改革开放之后，全球华人掀起一股寻根谒祖的热潮，如隋唐之际，闽西黄连镇将巫罗俊后裔陆续迁居台湾，在台湾建庙设祠供奉先祖巫罗俊塑像，近些年每年台湾巫氏乡亲都回到祖籍地宁化、清流祭祀先祖。无疑，族谱成了研究人口播迁的重要文献。
                                           四
    族谱的显著特点是，都将本族始祖追溯到历史上最显赫的人物，攀龙附凤现象极为普遍。如清流《萧氏族谱》认同唐朝名臣萧禹为始祖，甚而牵强附会地将其祖籍地都称其在萧姓人居住的东山村。《魏氏族谱》则称魏姓子孙是魏征直系血亲。更有甚者清流、连城一些李氏族谱特认唐代皇帝李世民为始祖，竭力夸大氏族在历史上的显赫辉煌，为在泱泱中华大地争得一席生存之地而不惜笔墨。
    由于谱牒重视门第，编修族谱之时，各姓氏都推出历史上显赫人物，增强本族的特殊权威。但不是每个氏族都代出英豪，都拥有帝王将相，都能进入封建政权的最高层，于是，有些编篡者不顾史实，误将传说当信史，甚而杜撰历史，导致失去信史的价值。著名史学家谭其骧在《湖南人由来考》指出：“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一针见血地道出谱牒的讹误。据资料称：南朝至唐朝就有人诡造谱牒。唐颜师古称：“私谱之文，出于阁苍，家自为说、事非经典”。明黄宗羲称：“氏族之谱……大抵子孙粗读书者为之，掇拾讹传，不知考究，抵悟正史，徒贻嗤笑。”可见，有些族谱的史实可信程度差，未能作为重要依凭，需经严格核实，方能入史考，但从谱牒中，可窥见一个氏族走过的艰辛之路，是一个家族历史的缩影，是织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谱牒始自诞生之日始，就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在巩固封建政权、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建树了不朽功勋，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秉承中华文化的传统，努力挖掘谱牒资源，使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凝聚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使其发生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李升宝，清流县志办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