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抗战文化的影响及开发利用研究*(2007年第6期)

    抗日战争时期，永安是福建省临时省会，是与重庆、桂林齐名的国统区三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和政府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以及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的客观评价，对一些历史人物的重新认识，永安抗战文化的重大意义逐渐被各级党政和社会各界所认同，永安抗战文化的开发利用工作也逐步摆上了议事日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受认识水平和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这项工作还刚刚破题，今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进一步保护、开发、利用好永安抗战文化，使之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一、永安抗战文化概况及其影响
    1. 永安是抗战时期国统区三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抗战时期，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进步文化人士和国民党爱国人士聚集永安。他们当中有左翼作家黎烈文，中共东南文委负责人邵荃麟，政治军事评论家羊枣，经济学家王亚南，爱国人士程星龄，还有卢茅居、许钦文、董秋芳、葛琴、章靳以、章振乾、谷斯范、王西彦、谢怀丹、赵家欣、陈培光、陈启肃、林舒谦等100多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广泛开展各种进步文化活动，为推动抗日救亡，实行民主政治，繁荣东南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抗战时期，永安先后开办改进出版社、东南出版社等39家出版机构，有省政府公报室、省教育厅编审委员会等20多个省属机关编辑机构，有中央通讯社福建分社、华南通讯社、永安联合新闻社、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等4家新闻通讯机构，有新闻学会、记者公会、教育学会等40多个文化学术团体，有15家发行机构、19家印刷所。这些新闻、出版、编辑机构和文化团体，编辑出版了大量书刊。目前已收集到的就有《老百姓》报、《福建民报》(永安版)(1941年皖南事变后改为《中央日报》(福建版))、《人报》、《建设导报》、《民主报》等13种报纸，有《改进》、《现代儿童》、《现代青年》、《现代文艺》、《国际时事研究》、《社会科学》等129种期刊，还编辑出版了各类书籍800多种(其中丛书近40套)。这些读物大多以抗日、民主、团结为主题，有较高的思想性和学术价值。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在永安发表作品和出版书籍的知名作家、学者有100多人，他们除了在永安工作的文化人士以外，还有全国各地的许多著名作家、学者，其中有马寅初、千家驹、巴金、王鲁彦、艾芜、艾青、冯雪峰、冯牧、许广平、朱自清、老舍、杨朔、何其芳、张天翼、陈白尘、吴伯箫、茅盾、季羡林、范长江、金仲华、胡愈之、胡风、冯友兰、骆宾基、费孝通、施蛰存、柳亚子、郭沫若、郭风、夏衍、唐弢、徐中玉、聂绀弩、萧军、萧乾、章乃器、曹靖华、黄药眠、蒋百里、谢冰莹、臧克家等等。由于有这样强大的作者阵容和雄厚的编辑力量，使永安出版物的质量和声誉大大提高，有的成为东南各省乃至全国的畅销读物。
    抗战时期永安的戏剧活动也很活跃，尤其是话剧运动盛况空前。戏剧团体有话剧团、平剧团、歌咏团、音乐团、巡回团、施教团、研究会等10多个。省教育厅戏剧教育委员会先后组建3个“战时民众教育巡回施教团”，从1940年至1943年，足迹遍及八闽大地，先后到50多个县(市)200多个乡(镇)演出700多场，观众达150多万人次。除了演出话剧外，还放映电影、展览图画，进行体育表演、文字宣传、通俗讲演等。戏剧教育委员会创办了《剧教》月刊和《福建剧坛》半月刊，编辑出版了“抗敌戏剧丛书”、“戏剧丛刊”等多种戏剧书刊。一些较大的报刊也开辟戏剧专栏。当年在永安各出版物上发表的剧本目前已收集到的就有70多种。各戏剧团体移植、改编、演出的剧目有200多种。曹禺、崔嵬、丁玲、陈白尘、洪深、老舍等人的剧作在各地演出后影响很大，《岳飞》、《郑成功》、《戚继光》、《卧薪尝胆》等体现民族精神的传统剧目深受欢迎。
    抗战时期永安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省会内迁后，新办了省立农学院、省立(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省立永安中学、省立师范学校等多所大中学校。加上从沿海沦陷区内迁的大中专院校，形成了以永安为中心的教育网和知识群。这些大中专院校的青年学生，爱国热情高昂，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的引导下，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民主活动。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有许多人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如永安中学毕业生中，有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田昭武，国际问题专家薛谋洪，液膜技术创始人黎念之，疟疾专家沈念慈等。省立(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省立师范学校培养的学生有许多人后来去了台湾，如台北女子师范专科学校教授杜琼英，台北师范学院钢琴教授张修明，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刘韵章，台湾交响乐团团长邓汉锦，台北市交响乐团团长陈暾初等。
    2. 永安是抗战时期福建省临时省会，保存了众多的抗战历史文化遗址。抗战时期，福建省政府由福州迁到永安，陆续随迁的行政机关、大中专学校、文化团体、研究机构等单位有100多个，永安城区人口由原来的1万人一下子增加到3万多人。一部分单位设在城区，如省政府办公厅设在大同路文庙，省府秘书处设在城隍庙街，省财政厅设在山边街基督教医院，省临时参议会设在民权路，美国新闻处设在现永安一中附近，改进出版社设在抚沟街23号，中央日报社设在桥宅，省广播电台设在东门外大树下，中央银行设在横街，中国银行设在东门路，中国农业银行设在晏公街等。一部分单位疏散到附近乡村，如省立农学院设在黄历，省立师范学校设在文庙后来迁到大湖等。许多单位集中在位于城区西南郊5公里的吉山村。吉山村历史上经济繁荣、文风鼎盛，400多人口的小村，最兴盛时建有9个书院，清代出过秀才、举人、进士共192人。因为吉山民居大多是清代所建的大宅院，厅堂多、房间多，加上有许多书院、祠堂，所以能够容纳众多的机关单位。如省主席公馆设在吉山村口的春谷斋书院，其他设在村里的有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省高等法院、高等法院闽浙赣分庭、高等法院检查处、闽保安特务队、省保安司令部、省第一监狱、省防空司令部、省教育厅、省儿童教育馆、省防疫大队、省敌后抗援会、省航空协会、省立(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省立永安中学等20多个单位。省政府主席陈仪、刘建绪，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陈培锟，省高等法院院长董杭时、宋孟年，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省建设厅厅长朱玖莹，省驿运处副处长、留法博士黄曾樾，省卫生处处长陆涤寰等国民党政府官员，省立(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蔡继琨、卢前，省立永安中学校长、留美博士林天兰等文化教育界人士等都住在吉山村。
    时过60多年后，这些抗战历史文化遗址，目前还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的有：省政府办公地（现永安文庙），中山公园（现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晏公街（当年的老街道，一些出版社所在地），改进出版社（虾蛤村），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台湾省筹建处（文龙村土堡），省政府主席陈仪、刘建绪公馆（吉山春谷斋，现春谷山庄），省教育厅（吉山刘氏宗祠），省立(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现吉山酒厂），省立永安中学（吉山“东方月”），省防疫大队（吉山“萃园”）等40余处，大部分集中在吉山村。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项斯文(陈仪的外孙)2005年到永安参观后说：“只有永安才保留了这么多的抗战遗址。”
    3. 永安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台湾党部驻地，保存了“复兴堡”遗址。1940年3月，国民党为了推动台湾的抗日运动，决定尽快建立台湾的国民党组织。1941年2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在香港成立。1943年4月，筹备处升格为台湾党部。1944年3月，国民党台湾党部由漳州迁到永安，落户于文龙乡一座建于清代的土堡内，取名为“复兴堡”，寓意“光复台湾、振兴中华”。台湾党部从迁入永安到1945年迁往福州，在永安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光复台湾的活动。与福建省党部联合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纪念“六一七”台湾沦陷49周年、5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宣传大纲指出了“中国与台湾之不可分裂性”和国民党中央“收复台湾之决心”，打出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胞是中国的同胞”、“纪念‘六一七’誓死收复台湾”等标语。举办台湾史料展览，举办在永安的台胞座谈会等。1944年11月，创办了《台湾研究季刊》，“研究台湾各种问题，加强国人对台湾的认识，并供政府建设接收之参考”，对揭露日寇在台暴行，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发挥了积极作用。曾任台湾国民政府“副总统”的谢东闵先生当年曾在台湾党部工作。
    二、开发永安抗战文化的重大意义
    1. 有助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反映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环境的永安抗战文化，是伟大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教育警示作用。永安抗战文化是在血与火的年代里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在永安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知识分子，不仅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还遭受着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制和摧残。他们在险恶的环境中追求真理，忘我工作，支撑着他们的是追求民族复兴的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孕育的永安抗战文化，蕴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对永安抗战文化进行深入发掘，对抗战历史文化遗址进行保护修复，展现永安抗战历史文化名城风貌，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教育子孙后代。
    2. 有助于增进海峡两岸交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永安抗战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展起来的。一批有高度政治智慧和广阔政治胸怀的中共地下党员，巧妙利用各种合法身份和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宣传党的主张，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模范地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研究这些历史经验，有助于今天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包容的胸怀去做好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抗战时期在永安生活、工作、学习过的人员，后来有许多人去了台湾，他们及其后代对永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保护好永安抗战历史文化遗址，就是保留了海峡两岸交流的纽带，使那些与永安抗战文化有关系的台湾同胞回大陆观光有寻根的处所。对国民党台湾党部旧址复兴堡的保护修复，对于促进新时期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具有特殊意义。
    3. 有助于提升永安旅游资源的文化品位。永安是福建省综合经济实力十强县(市)之一，曾获得“中国笋竹之乡”、“CCTV2006年度中国魅力城市”等称号，最近又获得全国“绿色小康县”称号。永安又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桃源洞——鳞隐石林”、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安贞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宝岩”等旅游资源；交通便利，鹰厦铁路、205国道贯穿境内，正在建设的泉三、永武、永宁高速公路在永安交会，形成交通枢纽，具备发展旅游业的良好条件。开发抗战文化，可以提升永安旅游资源的文化品位。吉山作为历史文化名乡，不仅有丰富的抗战文化资源，而且保存了众多的清代古民居，还有久负盛名的当地特产“吉山老酒”、“吉山鸡”，流经吉山的文川溪两岸更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开发吉山旅游景区，可以把红色旅游、生态旅游、民俗旅游等结合起来，使游客在欣赏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过程中，既能怡悦身心，又能了解历史、接受民族精神教育。
    三、永安抗战文化开发利用的现状
    1. 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活动。在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50周年、60周年时，分别举办了有关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活动，特别是40周年、60周年纪念举办了大型研讨会。1985年8月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举办了“永安市抗日战争时期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邀请了省内外一批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当年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亲历者有2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2005年8月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三明市委宣传部、中共永安市委、永安市人民政府在永安市联合举办永安抗战进步文化研讨会。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有关部门领导，有关专家、学者，部分亲历永安抗战人士等100余人参加会议，着重探讨了永安抗战文化的内涵和启示，弘扬永安抗战文化的重大意义。2007年10月，福建省文化厅、福建省台办、台盟福建省委、永安市人民政府在永安共同举办“福建省战时省会永安：国共合作与闽台关系学术报告会”，台盟中央副主席、福建省政府副省长汪毅夫，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有关领导，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部分当年曾在省立永安中学学习的人士，各设区市文化部门、台办、台盟领导10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以战时国共合作与闽台关系为主题，着重探讨了弘扬永安抗战文化对扩大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意义。
    2. 征集和编辑出版了一批研究资料。1982年永安党史工作机构恢复以后，就开始搜集永安抗战文化史料。1985年学术讨论会后，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三级党史部门联合开展史料征集整理工作，于1994年11月出版了60多万字的综合史料书《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1985年、1995年、2005年、2007年历次举办的学术研讨会都编印了论文集。20多年来，永安市有关部门编辑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宣传资料。永安市党史研究室：1988年编印了《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研讨会专辑》(1985年学术研讨会的有关资料)，1992年编写了《羊枣事件》(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编辑出版了《永安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二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永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以来，先后编辑出版了作为永安抗战文化专辑的《永安文史资料》第七辑、第八辑、第十四辑。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永安市党史研究室编印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永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了《永安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专辑)，永安市文化与出版局编印了《烛照东南——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始末》、《吉山吉水》(介绍吉山风光和抗战遗址)，永安市客家联谊会、永安市燕江诗社等社会团体也分别利用自己的会刊，编印了宣传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专刊或专版。1989年，永安市与福建省电视台联合摄制了电视剧《羊枣之狱》，在中央电视台、福建省电视台播放。
    3. 收集展出抗战文物，保护开发抗战文化遗址。1995年在文庙(当年省政府办公地)开设了永安抗战文化陈列馆，至今已接待观众5万多人次。2004年永安市投资500万元重修文庙，抗战文化陈列馆重新布馆。1999年5月，抗战历史文化遗址保存最多的吉山村被列为福建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乡。2000年，永安市对吉山村抗战文化遗址和古民居进行了普查登记，有4处遗址被列为永安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萃园(抗战时期省防疫大队遗址)于2005年被列为福建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永安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吉山村历史文化保护的通告》，禁止在吉山村保护区内新建居民住房。2006年以来，又在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将吉山村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2005年，以纪念抗战争60周年为契机，永安市将吉山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开发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投入资金300多万元，对村容村貌进行整治，建设三纵四横道路，重建榕荫亭，全面修复萃园、挹秀楼，在挹秀楼开设抗战名人馆，整修了22处抗战遗址和古民居。第一期工程完工以来，已接待观众上万人次。目前，永安市还计划投资1000万元，在吉山建设“永安.福建抗战纪念馆”。2006年以来，台湾党部旧址复兴堡引起了国台办、福建省、三明市各级有关部门的重视，被列入福建省重点涉台文物保护名单。永安市对复兴堡进行了产权置换，制定了保护规划和抢修方案，计划投入800万元对复兴堡进行全面修复，目前已经恢复了原台湾党部传达室、警卫室、办公室等原貌。
    4.开发吉山旅游项目。2005年7月，永安市旅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三明金龙湾旅游开发公司签订了联合开发吉山抗战文化、古村保护和水上旅游项目的协议书。计划投资1000万元，分三期投入，到2008年8月完工。2006年，委托福建师大旅游规划设计中心编制了《吉山旅游区保护开发建设规划》。
    在各级各部门多年来的共同努力下，永安抗战文化开发利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2005年以来有较大进展。但是，由于受认识水平和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对永安抗战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挖掘；对永安抗战文化的宣传还不够广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永安作为抗战时期福建省临时省会的知名度；对抗战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投入不足，有待于进一步加大保护开发的力度。
    四、进一步开发利用永安抗战文化的对策思考
    (一)努力提升永安抗战文化品牌
    1. 争取列为历史文化名城。虽然目前已有吉山被列为福建省历史文化名乡，并且正在争取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但吉山只是一个村庄，显然无法承载永安抗战文化的丰富内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永安为什么没有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主要是因为目前市内文物不够丰富，除了文庙(抗战时期省政府办公地点)完整保留下来外，其他抗战历史文化遗址大多在城市建设发展中被拆除了。应该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作为抗战时期的省会，省政府办公地点保留下来了，这就是最重要的标志性文物。其次，当年申报吉山为历史文化名乡，那时吉山是一个乡的建制，不属于永安市区范围，而后来吉山已经撤销了乡的建制，划归永安市区的燕西街道管理，完全进入了永安市区范围，既然吉山已经成为永安市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吉山可以列入历史文化名乡，永安市又怎么不可以列为历史文化名城呢？第三，随着永安市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于一些在城市建设发展中被拆除的有重要意义的文物古迹，也应该考虑在原址恢复或另辟新址重建，如1941年建于永安市区复兴路由时任省政府主席陈仪题字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一些上年纪的人谈起这座纪念碑仍然激动不已，建议永安市政府考虑另择新址重建。基于上述几点，建议永安市把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
    2. 争取纳入红色旅游线路。永安抗战文化是不是红色文化？这也牵涉到如何来认识的问题。虽然永安当年是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但是当年的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却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展起来的，是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发挥主导作用，团结广大进步文化人士和国民党爱国人士，经过艰苦努力发展起来的，而且当时也有不少文化阵地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或完全由地下党员掌握的。例如：社会影响很大的《老百姓》报，就是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创办的，发起人和主编陈培光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联络员；战斗性很强的《现代文艺》月刊，是当时在浙江的中共东南文委负责人邵荃麟推荐王西彦到永安开辟的一个文艺阵地；当时东南最为畅销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虽然是以省政府编译室和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名义编辑出版的，但是却完全是由担任主编的中共地下党员羊枣掌握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羊枣利用这块阵地发表了54篇论文。我们完全应该把永安抗战文化纳入红色文化范畴，把永安抗战文化景点纳入红色旅游景点开发，纳入红色旅游线路来安排。 
    (二)深入发掘永安抗战文化的丰富内涵
    1. 进行全方位研究，扩大其内涵。汪毅夫副省长认为：“应该提倡从多种角度来研究永安抗战史，例如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角度，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角度，国共合作历史经验的角度，闽台合作的角度，新旧文学共同进步的角度等，都是研究者可以取用的。”这个观点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永安抗战文化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但是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以往主要侧重于进步文化活动的研究。今后要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参照汪毅夫副省长提出的研究角度，全方位地开展研究，充分发掘永安抗战文化的丰富内涵。
    2. 整合研究力量，建立研究机构。永安抗战文化研究虽然已经进行30多年了，但是从时间上来看，大多是配合抗日战争胜利整十周年纪念活动来开展的，纪念活动结束了，研究工作也就暂时停顿下来了；从研究人员来看，以往的研究主要依靠永安当地学者和亲历永安抗战历史的有关人士。随着年代的久远，当年亲历史永安抗战历史的人员越来越少，而永安当地的研究者又分散在各个部门，如党史研究室、方志办、档案局、文化局、政协文史委、客家联谊会等相关单位都掌握了一定的资料，也都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当前要考虑如何加以整合，形成合力。第一，可以考虑在永安市范围甚至在三明市、福建省范围建立“永安抗战文化研究会”，人员以永安本地学者(包括已经退休的老同志)为主，吸收省内外相关专家学者和亲历永安抗战历史的有关人士及其后代参加，定期出版“永安抗战文化研究”刊物，刊登研究成果，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不能再像过去一样10年才开一次研讨会。第二，依托省内高校设立“永安抗战文化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开展系统研究。
    (三)广泛宣传永安抗战文化研究成果
    1. 加快编辑出版研究成果。近几年来，永安市虽然编印了不少研究资料和宣传资料，但是除了介绍吉山风光的资料外，关于抗战文化研究的内容基本上是炒旧饭，没有超出1994年三级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内容。当年党史研究部门征集的大量资料，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建议尽快组织力量对永安抗战文化史料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编撰系列丛书，如概述卷、政治卷、经济卷、新闻出版卷、教育卷、文学艺术卷、名人卷、文物卷等等。
    2. 扩大纪念馆、陈列馆规模。正在规划建设的“永安.福建抗战纪念馆”，定位恰当，与永安作为福建省战时省会的地位相匹配。应该高起点规划，周密选址，精心设计，精心布馆，使它有较大的规模、较高的水准。同时，还可以结合吉山古民居开发，开设一系列以抗战历史人物、抗战历史事件为主题的陈列馆，如羊枣陈列馆、改进出版社陈列馆、音专陈列馆等。
    3. 利用各种媒体扩大宣传面。与省电视台联合拍摄《羊枣之狱》之后，再也没有拍摄新的影视作品。本地学者林洪通曾于1996年撰写了《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一、二、三集)电视片文学脚本，但未能拍摄。当前应考虑拍摄能全面反映永安抗战文化的电视片，还应考虑建立“永安抗战文化”专题网站，以扩大宣传效果。
    4. 加强对青少年的宣传教育。可以结合中小学的历史、思想品德等课程，编写永安抗战文化乡土教材，对青少年进行热爱家乡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使永安抗战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四)加大对抗战文物的保护修复力度
    近年来对永安抗战文物的保护开发力度虽然逐步加大，但是还缺乏统筹规划和长远规划，资金投入不足。有必要建立抗战文物保护开发领导机构，统筹协调保护开发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形成共识、分工合作，避免各自为政。吉山村是抗战文物保存最多的地方，做好吉山抗战文物保护开发工作至关重要。在1995年到2005年这10年间，吉山抗战文化遗址已经被拆了一些盖新房。要处理好遗址保护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建议尽快选定吉山新村建设地点，既然已经禁止在吉山新建房屋，就应该抓紧投资开发新村，让一些迫切需要改善居住条件的村民有地方建新房。
    永安抗战文化在福建乃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永安抗战文化独特的政治意义和文化价值，在于它在福建省的唯一性。永安抗战文化不仅是永安市的文化品牌，也是三明市的文化品牌、福建省的文化品牌。要打响这一品牌，单靠永安市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起三明市委、市政府，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建议福建省和三明市有关部门把弘扬永安抗战文化纳入“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充分考虑将永安列为福建抗战纪念地，列入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和省内红色旅游线路的可行性，尽可能在政策方面给予倾斜，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大力扶持。

    参考文献：
    邱文生主编：《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
    汪毅夫：《国共合作、闽台合作与新旧文学共同进步》，《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国共合作与闽台关系学术报告会文集》，2007.10.
    林  真：《台湾党部的筹组及在福建的活动》，《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国共合作与闽台关系学术报告会文集》2007.10.
    郑国珍：《永安抗战文物史迹》，《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国共合作与闽台关系学术报告会文集》2007.10.
    永安市人民政府：《永安市闽台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报告》，《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国共合作与闽台关系学术报告会文集》2007.10.

    * 本课题为2007年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社科联联合组织的“海峡西岸和谐文化百项调研”特色项目，列入2007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07B108)，入选福建省社科界第四届学术年会海峡西岸和谐文化建设专题论坛。

    作者简介：罗朝良，三明市社科联副主席，副研究员；
              张清敏，永安市社科联主席，高级讲师；
              吴春钐，永安市社科联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