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的执着——刘禹锡心中的坚忍与放达(2006年第6期)

    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相比，刘禹锡可谓是少年得志。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刚刚二十一岁的刘禹锡就考取了进士，同年又登博学宏词科……到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刘禹锡因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被“以宰相器待之”，俨然已是革新集团的中坚人物。然而，这种少年得意，并没有给刘禹锡的政治生涯带来新的希望和辉煌，恰恰相反，却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无尽的磨难。王叔文革新事败，刘禹锡便被贬为连州刺史，旋又转为朗州司马。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三年边远荒寂的贬谪生活。然而，正是这漫长的谪迁生涯，铸就了刘禹锡的坚韧和执着，展示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在被贬朗州十年后，刘禹锡奉诏回到京师，“宰相欲任南省郎”。但他却不识时务，竟写下一首“语涉讥刺”，令“执政不悦”（《旧唐书·刘禹锡传》）的《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带着这样的情绪入朝，自然难容于政敌。于是，这一“戏”又戏出了再次被贬播州的命运。诏下，幸有御史中丞裴度为言：“播极远，猿狖所宅，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诀，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又有好友柳宗元诚恳上书，愿以柳州对换。于是改任连州，四年后又徙夔州刺史。但他并不是一个善于吸取教训、能够轻易屈服的人。等到历尽磨难，十四年后再回长安时，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诗前还写了一百多字的引言：“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在极其沉着冷静的文字后面，透出一种酸楚、愤懑、不屑和自信，其“讥刺”之味更胜前诗。区区二十八字，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史中，不过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在刘禹锡个人的诗文创作中，也不过是随心尽兴而已。但刘禹锡对这二十八字的份量并不是没有体会，元和十年的那首诗也是二十八字，却换来了十四年的贬谪生活，刚好是一字半年。但是，湘水之滨的荒凉和孤寂，并没有消蚀他心中的刚毅和倔强，直到此时，仍然毫无顾忌地渲泻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轻蔑和快意，仍不忘在引言中添上一句“以俟后游”，分明在说他是做好了再次被贬的准备的，简直是一种赤裸裸的挑战。可以想见，这区区二十八字，对那些被讥的权贵来说又是多么刺眼。于是，此诗一出，“权近闻者，益薄其行”，遂被分司东都闲散之地。从第一次被贬到作此诗，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刘禹锡虽屡遭贬斥却始终不肯低头，其蔑视权贵而轻禄位竟至于此！在数以万计的中国封建文人中又能有几人？所以，《唐音癸签》说：“刘禹锡播迁一生”，“而精华至老不衰”。仅此一条，刘禹锡就足以让古往今来那些自许为精英、自以为了不起、自鸣得意的文人墨客们汗颜。白居易在序其诗时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唐诗纪事》）语虽论诗，实为人格之品评也。
    王叔文曾称刘禹锡有宰相之才。如果仕途顺利，刘禹锡真的当上了宰相，以他的智慧和才能，也许能成为一个好相爷，对李唐王朝的中兴事业也不无裨益，但对中国文化史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然而，正是这种阴错阳差，以二十多年的谪迁磨砺，却成就了刘禹锡不仅作为诗人、思想家，而且也作为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使中国文化史屹立起一座不朽的人格丰碑。
 “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永贞之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内心的伤痛也是无可言表的。他在《上杜司徒书》中写道：“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响异。暮夜之后，并来愁肠，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栗，常集方寸。”“受谴以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面对这样的“悲愁惴栗”，与他当年“三忝科第”（《夔州刺史谢上表》）、日复千信（《宣武盛事》云：“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尺书，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盘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的得意和煊赫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因此，要说怨恨、沉沦或遁世，刘禹锡应该是最有理由的。但是，刘禹锡并没有灰心丧志，更没有沉沦颓废；没有隐逸江湖林泉，也没有留连诗酒风月，更没有沉浸在鸣冤叫屈、倾泄激愤的消极情绪之中，而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表现出一种悲而不哀、怨而无悔的高风亮节。放眼洞庭，他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望洞庭》）的明丽清新和爽朗洒脱，基本上找不到贬谪文人那种“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张说《南中别蒋五岑向青州》）的愁苦。而面对令人消魂的秋色，更是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豪迈和奔放：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二首》之一）
        昔看黄菊与君别， 今听玄蝉我却回。五夜飕飗枕前觉， 一年颜状镜中来。马思边草拳毛动， 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 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
    “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语），这本是古来文人常怀的一种心绪。但刘禹锡面对秋风，却显得爽朗潇洒，他笔下的秋色，总是天朗气清、晴空万里，远胜春光，让人心旌摇动，引发诗情，甚至扶病登高。展现出诗人奋发向上的豪迈心境和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于是，尽管身处边鄙蛮荒的谪戍之地，他也并没有消沉、颓丧，而是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到那里的蛮风俚俗之中，达到了“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秋江早发》）的境界。因此，他能够以一个鉴赏者的眼光去看待当地的民俗民风，发现其中的新奇可爱，从而以清新爽朗的笔调来摩写那里的风土人情：“灯下妆成月下歌”、“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词》四首）。夔州男女的踏歌，在他的笔下竟显得如此情趣盎然。面对当地的俚曲歌舞，刘禹锡不仅没有感到“呕哑嘲哳难为听”（白居易《琵琶行》），反而以极大的兴趣参与其间，“作《竹枝词》九篇”，留下了“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等清新、明快的不朽篇章。对异乡风情的深挚爱赏，不仅使刘禹锡淡忘了谪迁的痛苦和人生的失意，而且赋予他以新的艺术生命，从而折射出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正是这一份热爱和憧憬，使刘禹锡对社会人生充满了期望和向往，对自己的信念更加执着坚定。在迁谪远州的漫长岁月里，他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作起来。他在《砥石赋》中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表达自己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谪居朗州时，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壁州竹鞭，便写诗酬赠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鞭长句》）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
        雨馀独坐卷帘帷，便得诗人喜霁诗。摇落从来长年感，惨舒偏是病身知。扫开云雾呈光景，流尽潢污见路岐。何况菊香新酒熟，神州司马好狂时。（《酬皇甫十少尹暮秋久雨喜晴有怀见示》）
    这首诗作于公元840年，当时刘禹锡已是六十九岁高龄，虽久经风雨、累遭打击，并且老病交加，但仍未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仍然相信只要“扫开云雾”，便能“呈光景”；只要“流尽潢污”，就能“见路岐”，表达了自己一生永不低头的“好狂”秉性。又如：
        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
        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赠乐天》）；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
        嗟呼！骥伏枥而已老，鹰在韝而有情、聆朔风而心动，盼天籁而神惊，力将痑兮足受绁，犹奋迅乎秋声。”（《秋声赋》）
        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
    无论是罢官归闲，还是老友相逢；也不管是逢春色，还是闻秋声，刘禹锡都能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生活和人生。在他的心灵深处，既有自强不息的豪迈壮烈，也有通脱识度的乐观洒脱，无不表现出他执着于信念老而弥坚的坚韧与顽强，给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
    当然，刘禹锡的这种坚韧与顽强，是建立在他对自己所献身的理想和事业的坚信不移的基础上的，展示的是一种对自身信念的坚定和人生价值的肯定。中国传统的贬谪之士，或出于畏惧，或缘于愚忠，或本来就缺乏自信，面对自己的险恶处境，往往都是揽罪己身。贾谊说自己是“俟罪长沙”（《吊屈原赋》），韩愈说：“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武关西逢配流吐蕃》）柳宗元也说：“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愚溪诗序》）尽管他们未必真的从内心上承认自己有罪，但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认的。可刘禹锡却始终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是无罪的，即使在诗文中也从来没有流露过负罪感，哪怕是口头上也从不言罪。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横遭诽语，为谗言所伤，他一再申明自己是“祸起飞语”（《上中书李相公启》），是因“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竟生口语，广肆加诬。”（《谢上连州刺史表》）甚至在去世前写的《子刘子自传》中，也仍坚持“人或加讪，心无疵兮。”显示了一个正直文士的铮铮骨气，有着“众人非之而不加沮”（庄子语）的坚韧。而在一首《浪淘沙》词中，他更是自比真金：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他自知无罪，所以相信历史终究会吹去“狂沙”般的谗言，还以真金的面貌。也正因为自知无罪，于是他才敢怨、敢愤，才能心胸坦荡，豪迈爽朗。他不仅对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充满自信，认为当年所参与的革新运动是“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子刘子自传》）甚至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也满怀信心，写成《杨柳枝九首》后，便宣称“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刘禹锡就是用这样的精神面貌和情感格调展示了迁谪文人的崭新境界。而这一新境界的核心就是豪迈和执着。豪迈，体现了刘禹锡的人生风范，而执着则彰显了刘禹锡的人格精神。
    刘禹锡的这种豪迈和执着，既是他的人格个性的展示，又是其人生态度的显现，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理性认知的基础上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认知是刘禹锡豪壮个性的思想基础。他认为“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人能胜于天者，法也。”（《天论》）这种思想认识给他的人生启示就是不屈于环境的压力，强调人的主观战斗精神的重要性。也正是对天、人的这种辩证思考，使刘禹锡对社会人生有着较为客观的认识。他在《桃源行》中说“桃花溪满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揭示了现实的污浊，否定了桃花源清静避世的可能。他认为“直道由来黜”（《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而且“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竹枝词》其七）。但同时更承认“人间荣谢递相催”（《秋扇词》）、“芳林新叶催旧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寄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诗以寄》）的客观规律，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社会进步的必然性表现出清醒的理性认识。正是有了这种理性认识和思想准备，他才能做到“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心坚”（《何卜赋》），才能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贬谪中表现出“于铁尚铮铮”（《历阳书事七十韵》）的气节。他在《学阮公体三首》中说：“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慷慨豪迈中，保持着百折不回的执着，表现出一种坚韧不拔、坚定不移、坚贞不屈的意志之美。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此诗写于公元826年，当时刘禹锡经过二十三年、两度贬谪，再次被召回京，途经扬州，巧遇白居易。在淮南节度使王播为他们摆的酒宴上，白居易写了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中有“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的句子，对刘禹锡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无限同情，格调感伤哀婉。刘禹锡听后，感慨万分，遂写了此诗以答谢。然而，此诗与其说是酬谢之作，还不如说是刘禹锡的人生宣言。诗中虽有对自己长期被贬的不幸遭遇的不平和愤恨，但他却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宽广眼界和豪迈气概，一洗“到乡翻似烂柯人”的酸楚，抒发了自己放眼未来、昂扬勃发的进取精神和始终不衰、坚韧不拔的顽强斗志，表现出超凡出俗的人格意志和由此而升华的精神力量。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也说：“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取，真才情之最豪者。”而肖瑞峰先生则认为，刘禹锡之“豪”大不同于他人，相比之下，“李白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杜牧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放荡；苏轼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旷达；辛弃疾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激愤。”而刘禹锡的豪，则更多地表现为“豪迈”、“亢奋”、“昂扬”（《刘禹锡诗论》）。在这四个人中，要数苏轼和辛弃疾的风格与刘禹锡最为接近。但刘禹锡要比苏轼多一份执着，而又比辛弃疾多几许通脱，所以他能做到亢奋而不狂躁，执着而不拘泥，洒脱而不放浪，悲愤而不沉沦，进取而不偏执……始终保持着积极奋进的锐气和开朗豁达的心态。
    刘禹锡的诗人气质和哲人风范，又是以其独特的个性诉求得以展现的。他在诗中每每称自己“生平多感慨”，“信道不从时”，即使在流放南楚蛮乡的困苦之中，仍能做到“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与千年前在这里行吟的伟大诗人屈原找到心灵上的共鸣，他在《刘氏集略说》中称：“及谪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 “高冠长剑”当然是指屈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行止了。但是，与一般的迁谪之士相比，刘禹锡也学屈原，他有屈原一样的坚贞，却少有屈原那种“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和哀怨，“为江山风物之所荡”的，不是 “恒惴栗”（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集》）的痛苦，而是一种“我心如砥柱”（《咏史》）的生活热望与生命激情。所以，他面对异境与逆境往往表现出常人所不具备的坚韧与豁达。据传，他曾任和州县通判。按唐时规定，他应住衙门内三间三厅之房。但和州知县是个势利小人，认为刘禹锡是被贬之人，便安排他到城南门外临江的三间小房居住。对此，刘禹锡不以为意，反而根据住地景观写了一副“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的对联贴在门上。做贼心虚的知县见了，甚为恼火，便将刘禹锡移居别地，并把住房面积减去一半。此房位于德胜河边，岸柳婆娑，山青水秀。刘禹锡见此景色，更是怡然自乐。于是，又撰一联：“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知县闻讯后，更加恼怒，又下令将刘禹锡撵到城中一间只能放一床一桌一椅的破旧小房中居住。刘禹锡到和州仅半年时间就搬了三次家，自然心生激愤，遂写了一篇《陋室铭》，并请人刻碑立于门外：“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这则故事虽系传说，不一定可信，但却很能体现刘禹锡的个性，特别是这篇《陋室铭》，可谓字字珠玑、寓意深刻，不仅充分表达了作者高尚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而且充满了清高和自信的情怀，可以说是刘禹锡孤傲、达观的人生写照。非喉鲠之作，难入如此佳境。
    “少年负志气”，“忧国不谋身”（《学阮公体三首》）。刘禹锡虽然没有执戟持剑、戍边杀敌、血染征衣的战斗生涯，但他却用三寸狼毫，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顽强战斗，仍然不失为一个真正的战士。他到老都怀着“终期大冶再熔炼，愿托扶摇翔碧虚”(《两何如诗谢裴令公赠别二首》)的壮志，始终表现出一个战士的执着、坚韧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因而，他能面对衰秋高唱“胜春朝”的秋歌，面对贬黜高唱“激壮心”的壮歌，面对老迈高唱“霞满天”的暮歌。
    刘禹锡是一个独领风骚的诗人，一个特立独行的“狂”人，更是一位用心和笔顽强战斗的战士。

    作者简介：蔡建境，三明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