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决策艺术(2006年第3期)

    在长篇小说中描写统治集团的决策，而且写得那么深入人心的，《三国演义》应该是首创。探讨《三国演义》中的决策描写，借鉴《三国演义》的决策艺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决策。
                        
                           (一)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霸一方。经过一段时期的混战，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孙权在东南方建立政权，刘备则在西川和汉中立国，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形成。魏、蜀、吴的兴，袁绍、袁术、刘表、刘璋、张鲁、张绣、吕布、公孙瓒的灭，自有其多种原因，但决策的成败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三国演义》对此作了揭示。
    曹操的兴，得益于两次大决策。第一次，曹操已在山东立足，但仍是一个地方军阀。这时，汉献帝宣召曹操。去不去皇帝那儿呢？曹操聚众谋士商议。荀彧提出了名为“奉天子以从众望”，实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决策：“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曹操采纳了这一决策，立即行动，终于将汉献帝掌握在自己手里，得“天时”之利。与曹操争夺北方的最强大的对手是袁绍。袁绍起冀、青、幽、并等处人马七十余万进攻曹操，曹操起兵七万迎敌。两军会于官渡，互有胜负。两个月后，曹操“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迟疑未决，乃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这时，又是荀彧为曹操提出了大决策：袁曹决战，“是天下之大机也，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这是建议曹操支持下去，抓住战机，乘“变”破敌。明察的曹操又采纳了这一决策，终于击败了袁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东吴的兴，则在于孙策以玉玺为质，向袁术借兵，借此平定江东的决策。由此尽得江东地面。在赤壁之战前，孙权采纳鲁肃的决策，与刘备结成联盟共抗曹操。他毅然决然反对了投降派，拔佩剑砍面前奏案一角，声言：“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后来果然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巩固了江东，又发展了江东，打下了日后称帝的基础。
    刘备半生戎马，但迄无所成。在他请出诸葛亮，接受了诸葛亮的先取荆益以为根本，“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而后伺机北伐，以成大业的决策后，终于建立了蜀国。
    可见，魏、吴、蜀的兴都因为决策成功。相反，袁绍等人的灭亡，则无不由于决策失误。
袁术有了传国玉玺，即忙不迭地决定称帝。这一错误决策，导致孤立了自己，遭到各路诸侯反对，最后得到的是“独卧空床呕血亡”的下场。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兵多将广，粮草丰富，如果能采用沮授的决策：“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自败矣”，袁军可操胜券。而袁绍却采取了速战速决的错误决策，虽然也一度取得过小胜，但终于在官渡之战中失败，从此失去了全部基业。刘表在歼灭了孙坚后，本当采用蒯良的决策：“今孙坚已丧，其子皆幼。乘此虚弱之时，火速进军，江东可一鼓可行”，大大发展自己。但大事糊涂的刘表却拒绝了这一决策，遂使孙策后来占有江东。刘璋在西川独占一方，本来好好的，却偏偏作出了纳刘备以拒张鲁的错误决策，正如严颜所说的：“此所谓独坐穷山，引虎自卫者也”，结果被刘备夺了益州，自己只好“赴南郡公安住歇”。
    《三国演义》把魏、吴、蜀的兴，袁绍等人的灭，归之于决策的成功或失败，并着力描写，这是《三国演义》作者谋略意识过人之处。
                         
                          (二)
    在《三国演义》作者看来，审时度势，抓住要害，是决策成功的关键。这可以诸葛亮的“隆中对”为代表。诸葛亮先向刘备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在这一形势下，刘备该怎么办呢？诸葛亮向他指出，占有荆、益是要害所在：“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在占有荆益后，与孙权建立同盟，一旦时机到来，即可出兵北伐，“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的北伐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未能成功，但他对形势的分析是对的，要害是抓得准的，所以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郭嘉遗计定辽东的决策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郭嘉能审时度势，抓住了要害。当时，袁熙、袁尚兵败后投奔辽东公孙康。如果曹操立即进攻公孙康，公孙康必定联合二袁抗曹；若曹操不向公孙康进兵，公孙康与二袁之间必定产生矛盾，互相残害。因此，这里的要害是进兵还是缓兵。郭嘉奉劝曹操不要进兵：“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曹操对这一决策，十分欣赏：“不烦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果然，没几天，公孙康就把二袁首级送来了。郭嘉决策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他审时度势，抓住了要害。
    董卓死后，李催、郭汜、张济、樊稠逃到陕西。他们上表求赦，王允不准。这时李催准备“各自逃生”。是贾诩审时度势，抓住要害，使他们不只是保全了生命，而且霸占了中央政权，猖狂了若干时日。贾诩为他们分析形势：“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缚君矣。”怎么办？贾诩认为，要害在于能否进入长安。因此他建议：“不若诱集陕人，并本部人马，杀入长安，与董卓报仇。事济，奉朝廷以正天下；若其不胜，走亦未迟。”李催等人采纳了贾诩的决策，杀向长安，中央政权竟一时被他们掌握。
    此外，夷陵之战中陆逊之胜刘备，渭河之战中曹操之胜马超，其决策的成功，都是因为能够审时度势，抓住要害。
    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决策，就是决的审时度势，抓住要害之策。如果对时势审度不清， 要害抓的不准，决策是不会成功的！
 
                          (三)
    从《三国演义》所记叙的决策形成过程来看，集团决策多数是群体决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决策，尽管产生于封建时代，却有很大的民主性。
    曹操在《三国演义》里是“奸雄”，但他在决策问题上却是比较民主的。他遇到重大问题时，总是聚众谋士商议。迎奉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在谋士会议上由荀彧提出来的；在官渡之战中，当他在进攻还是撤退问题上迟疑不决时，也是“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征求谋士意见。刘备投奔曹操，曹操素知刘备是“枭雄”，是收留他还是杀掉他呢？谋士中有不同意见，荀彧劝曹操杀了玄德，郭嘉则表示反对：“不可。主公兴义兵，为百姓除暴，惟仗信义以招俊杰，犹惧其不来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穷而来投，若杀之，是害贤也。天下智谋之士，闻而自疑，将裹足不前，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曹操权衡利弊，采纳了郭嘉的意见，作出了收留刘备并“表荐刘备领豫州牧”的决策。只是在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之后，他骄傲起来，在赤壁之战中听不得不同意见，这才招致失败。
    孙策回江东立业前，也曾听取过朱治、吕范的意见。朱治向他建议：向袁术“借兵往江东、假兵救吴景，实图大业”；吕范提出：“以此（玉玺）相质，（袁术）必肯发兵”。于是孙策乃作出了以玉玺为质向袁术借兵的决策。孙权在决定抗曹前，先是听取众谋士众武将的意见；鲁肃向他提出抗曹决策后，他又征求刘备的使者孔明的意见；最后再征求周瑜的意见，这才定下了与刘备联合抗击曹操的决策。在夷陵之战前，阚泽推荐陆逊领兵，张昭、顾雍反对，孙权权衡两种意见后，作出了任用陆逊为大都督率军抗刘的决策：“孤亦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可见，孙吴方面在重大问题上也是群体决策。
    刘备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在得到诸葛亮的辅助后，更是遇到大事件必与诸葛亮商量。曹操南进，刘备兵败江夏后，刘备即与诸葛亮、刘琦共议决策。诸葛亮提出，与孙权结盟：“往投东吴孙权，以为应援。”刘备采纳了这一决策，与孙权合作，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张松向刘备献西川地图后，刘备又和庞统、孔明商议决策。庞统进言：“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此天赐也。何必疑哉？”刘备再征求孔明意见，“同议起兵西行”决定入川。但是，关羽死后，刘备只顾报仇，不听孔明、赵云等人谏阻，硬是要伐吴。这次个人决策，终于导致失败。
从《三国演义》对决策过程的形象描写，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倾向，是肯定群体决策而否定个人决策。
 
                           (四)
    决策是为了实行。如果决策了而不执行，那是空想家。《三国演义》中的统治集团，一旦形成决策后，无不全力贯彻，以求达到预定目的。对此，《三国演义》的描写也给人以深刻印象。
曹操决定与袁绍在官渡决一死战后，从许攸那里获得情报，乌巢粮库守将淳于琼是个贪酒之徒，便自选马步军士五千，前往乌巢劫粮。有人劝他“未可亲往”，曹操回答：“不然。许攸此来，天败袁绍。今吾军粮不给，难以久持；若不用许攸之计，是坐而待困也。……今劫粮之举，计在必行，君请勿疑。”在往乌巢劫寨途中，经过袁绍别寨，寨兵盘问是何处军马，曹操使人应对：“蒋奇前往乌巢护粮。”袁军见是自家旗号，这才没有疑惑。可见此次劫寨风险是很大的。及至烧粮后，袁军急来救应，曹操下令：“诸将只顾奋力向前，待贼至背后，方可回战！”由于曹操亲率人马劫烧乌巢粮草，这一军事行动乃完全成功。其后，曹操在与夏侯、曹仁计议，确定了“先取汉中张鲁”的决策后，又亲自自率兵西征，夺取汉中，达到了预定目的。可以这样说，曹操在形成决策后，总是全力贯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
    孙策在确定了占领江东的决策后，击败刘繇，大战严白虎，“自是东路皆平”。孙权作出抗曹的决策后，对周瑜说：“卿可与子敬、程普即日选军前进。孤当续发人马，多载资粮，为卿后应，卿前军倘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亲与操贼决战，更无他疑。”他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没有孙权做周瑜的坚强后盾，周瑜不可能在赤壁之战中如意指挥的。
    刘备作出取西川的决策后，就令黄忠为前部，魏延为后军，自与刘封、关平在中军，庞统为军师，率马步兵五万，起程西行。取涪关，攻雒城，颇历危险。后得诸葛亮之助，终于取得益州。张在汉中失败，法正献策：“今张新败，天荡失守，主公若乘此时，举大兵亲往征之，汉中可定也。既定汉中，然后练兵积粟，观衅伺隙，进可以讨贼，退可自守。此天与之时，不可失也。”刘备与孔明同意并接受了这一决策。随即下令，赵云、张飞为先锋，引兵十万，“择日图汉中”。经过一番苦战，刘备夺得了汉中，由是进位汉中王。
    作出决策后，不予贯彻执行，引致败绩的反面例子，在《三国演义》里也有。吕布与曹操之战中，陈宫为吕布献策：“曹操远来，势不能久。将军可以步骑出屯于外，宫将余众闭守于内，操若攻将军，宫引兵击其背；若来攻城，将军为救于后；不过旬日，操军食尽，可一鼓而破：此乃犄角惊享邻合邻合之势也。”应该说，这是个很好的决策，吕布也同意了。但后来吕布的妻子严氏阻挠吕布外出，吕布竟动摇了。由于吕布未能贯彻执行这一决策，终于兵败被擒，殒命于白门楼。
    从上可见，有了好决策而不贯彻执行，等于没有决策，这只能导致失败的后果。
 
                             (五)
    决策制定以后，自当努力执行，但在执行过程中，总会遇到新情况，出现新问题。有智慧的决策者，却能随机应变，适时地修正和完善决策，以使决策得到真正的执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诸葛亮就是这样。在与马超之战中，曹操歼灭马超的决策是确定了的。起初他打算以优势兵力取胜，不料被马超杀败，割须弃袍而逃。后闻马超不断加兵添众，于是定下反间计，“抹书间韩遂”，促使马超与韩遂之间火并，终于击败了马超，平定了西北。部下将士问他：“丞相每闻贼加兵添众，则有喜色，何也？”曹操说：“关中边远，若群贼各依险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复；今皆来聚一处，其众虽多，人心不一，易于离间，一举可灭；吾故喜也。”这是曹操在决策执行过程中遇到了新情况，修正和完善决策的著名事例。诸葛亮在作出平定南蛮的决策后，本来也没有七擒七纵孟获的准备。但后来马谡向他建议：“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诸葛亮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七擒七纵孟获，直到孟获心悦诚服，说出“南人不复反矣”的话，才收军回蜀。这时，平定南蛮的决策才算真正实现。
    通过以上论述，表明《三国演义》作者是深谙决策学的。如今，决策已成了一项专门学问，《三国演义》的决策描写对我们有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马梦原，中共泉州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