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执政规律 永葆党的先进性(2006年第3期)

    我们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必须研究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也要研究国外其他政党执政的规律。
    一、在理论纲领上，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1. 理论纲领要相对稳定，坚持基本价值观念。我们党从建党以来,就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价值观，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决定了党的性质，决定了党的先进性本质。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党存在的历史基础和合法性基础。相反，苏联共产党却没有长期坚持马列主义基本价值观，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从指导思想到执政实践全盘否定苏共历史，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错误的论点，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政策等,这些错误思想理论直接导致苏共垮台。
    2. 理论纲领要积极创新，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中共七大、十五大和十六大，分别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纳入党章，并作为全党的行动指南，这是我党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理论指导思想上的创新。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具体任务要求，以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任务，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这些都是在思想理论上不断适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创新成果，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创新成果，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创新成果。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大大增强。在欧洲，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党也重视调整理论纲领，从1959年至1999年间，三次修改党纲，把党的性质由“工人党”转变为“全民党”又变为“左翼人民党”，寻找新道路，提高适应社会变化，赢得选民支持的能力，保持了较长期的执政地位。反之，原苏共长期在理论纲领上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从1928年至1981年的几十年间，一直强调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同美国争霸世界，没有适应时代要求，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直至丧失政权，教训极其深刻。
    3. 理论纲领要顺应民意，表达人民群众愿望。十六大党章把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有机结合，提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制定了到建党100年时，实现惠及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我国“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这些都是符合全国人民心愿的,顺应民意的，体现了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目标与人民群众愿望的一致性，也体现了党的先进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较重视顺应民意，从1959年独立至1990年代分别提出“生存第一，经济立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发展电子通讯等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实现了向发达国家进军的目标，保持了较长期的执政。可是,原苏共却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过早的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长期以来一直高估各个时期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提出不切实际、超越阶段的目标、任务和政策，违背了人民的意愿，严重危害苏联经济社会的发展。
    4. 理论纲领要符合国情，突出体现民族特色。我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符合中国国情，有民族特色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并努力实践的，是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央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大完整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一系列具体目标任务，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明确了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等主张，这些具体行动纲领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鲜明特色。反之，东欧国家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照搬苏联模式，理论纲领背离国情，丧失民族特色，以致丧失政权。
    二、在执政基础上，必须坚持第一要务，强基固本
    1. 要发展经济，不断巩固经济基础。从我党执政实践看，改革开放27年来，始终坚持强国富民为己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更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所在。而苏东剧变的重要内因就是没有处理好国家与人民利益关系，强国与富民政策不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和谐，执政的经济基础不稳固，拉大了与西方经济发展的差距，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不高，动摇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信任。如1989年罗马尼亚剧变，齐奥塞斯库夫妇在逃亡路上问一名工人：“你们为什么要造反？”工人回答：“一没有面包，二没有暖气”。近年来，在许多国家选举中上台的政党多是以其整顿、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纲领赢得大选的。如去年初就任乌克兰总统的尤先科在竞选时，提出削弱寡头势力，打击腐败，推动经济发展的口号，赢得大多数选民支持上台执政。去年10月就任德国总理的中右派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主席默克尔也是以减轻税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进经济改革发展为竞选纲领上台的。可见，发展经济，富国强民，对于各国政党上台维护执政地位，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2. 要维护公平，不断巩固社会基础。效率与公平，积累与消费，这是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事，也是关系到执政党的社会基础稳固的大事。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高度重视社会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十六大报告提出理顺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决议中突出强调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些政策对维护社会公平起到巨大的作用，体现了党的先进性。近年来，党和政府非常关注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保障、困难群体等问题，投入了巨额资金，完善和建立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维护了社会稳定，巩固了执政的社会基础。古巴、朝鲜等国也重视社会公平问题，长期实行国民免费教育和医疗政策，保持了社会稳定。就连西方一些政治家也提出“不保护穷人利益，就不能保护富人利益”的名言。2004年印度大选中，国大党高举“社会公平大旗”，主张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树立“面向穷人”形象，赢得大选。可见维护社会公平，对于执政党巩固社会基础的重要性。
    3. 要联系群众，不断巩固群众基础。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密切联系群众”，就是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新一届中央领导身体力行，强调“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外电评论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有良好的亲民形象，外出视察务实亲切，亲临抗洪一线、进工厂、下矿井、入农舍、访社区，倾听群众意见，深得人民群众拥护。古巴共产党也重视联系群众，古共干部待遇不高，与人民群众收入差距不大，没有国家提供的住房，领导人外出不作电视报道，领导人乘车外出有空位，群众可搭乘，这些举措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巩固了群众基础。
    4. 要惩治腐败，不断巩固执政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坚决防止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近几年，在反腐败斗争中重拳出击，查处了一系列大要案，赢得了党心民心，巩固了执政基础。反之，由于腐败致使执政党下台的事例，比比皆是。搞垮原苏共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党内腐败分子，他们实现了党内权贵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向新的权贵资本阶层转变，终于导致了亡党亡国的悲剧。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71年，由于党内形成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总统亲属、部长、州长等系列官员涉及重大贪污腐败案，于2000年大选后下台。印尼苏哈托六个子女分别控制了国家金融业、汽车制造业、建筑交通业、森林矿山等经济命脉，牟取暴利200亿美元以上，终于被人民推翻了政权，其教训极其深刻，应该引以为戒。
    三、在执政体制方式上，必须坚持改革求新，协调利益
    1. 处理好党政关系，提高总揽全局能力。在世界范围内考察，许多国家执政党都有一些共同特征：首先强调执政行为纳入民主法制轨道，其次大都依照“政府台前、政党幕后”的原则治国理政。执政党主要做三件事：谋划、思考发展思路和方略，选配各级主要官员，帮助政府理顺各方面关系。我党把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逐步推行党政职能分开的执政体制，正是遵循这个执政一般规律，正确处理政党与国家关系，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需要，也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古巴共产党从1985年起强调党政职能分开，党组织与同级行政相对独立，行政领导定期向党委报告工作，接受监督。这个做法值得学习，对于提高党委总揽全局的能力大有裨益。
    2. 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提高协调沟通能力。政党都是以某个阶级为基础的，但是必须兼顾最广泛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使自己成为各个利益集团关系的平衡器。当今世界各国政党都力图称自己代表广泛的人民利益，只有政策不同，没有阶级对立。以欧洲社会党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多次进行理论革新，由意识形态型政党转变为现代全民性政党，称自己是“由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们组成的共同体”，在组织路线上采取联合主义策略。许多政党加强对各层面利益协调，在选民最关心的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增加就业、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等问题上，加大调整力度以吸引中间层，出现了政党政策趋中趋同现象。这些都是执政协调沟通能力的表现，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3. 处理好党际关系，提高国际交往能力。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区域合作化的趋势下，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主流，要求各国政党要有世界眼光。我党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曲折的。改革开放前，只与国外的马列主义政党联系，不与其他政党联系。现在借鉴国外政党经验，扩大开放性，加强政党交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已经与14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各类政党联系交往，并于2004年举办了第三届亚洲政党组织会议。这些做法，目的是以党际交往促进国家交流，增进各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促进世界各国共谋发展和繁荣。
    4. 处理好民族宗教关系，提高矛盾处置能力。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问题关系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我党对民族宗教问题，有一套较好的理论和主张，如在五个主要民族聚居地，实行高度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宪法中规定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最广泛调动各方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些政策大大增强了我党对矛盾处置的能力。原苏共却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出现失误，由于政策过激，搞大俄罗斯主义，忽视了民族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和差异性，造成各民族离心倾向。
    5. 处理好传媒关系，提高舆论控制能力。与媒体的关系是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舆论导向调控能力的表现。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能力，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等一系列主张，充分体现了我党处理传媒关系，引导舆论的控制能力。原苏东国家没有做好这方面工作，意识形态媒体宣传不是管得太严过于教条，就是放得太松搞多元化，逐渐失去控制力，致使传媒舆论工具成了丧失执政地位的催化剂。目前，西方一些政党也都从中吸取教训，着力培养领导人与传媒的沟通能力，更好地塑造领导人的“公众形象”，争取多数选民支持。
    四、在自身建设上，必须坚持紧跟时代，适应变化
    1. 要适应群众政治需求，善于调整政策主张。当前，许多国家的执政党都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旗帜，以更宽泛的口号修改纲领，吸引群众，争取民心。如欧盟15国有13个执政党调整了政策，以适应群众的政治需求，不断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我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多次修改党章，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入党条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内容做了重大修改，调整了一系列政策主张，充分适应了群众不断增加的政治需求，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是我们党逐渐走向自我完善成熟的体现。
    2. 要适应社会结构变化，善于扩大群众基础。在世界范围内，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只占人口总数的10%以下，中间阶层不断壮大。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阶段，也将朝着这一趋势发展，我党为了适应这些变化，特别重视扩大群众基础，如吸收优秀的私营企业主入党，在社会中介组织中建立党的组织和发展党员，在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这些重大举措适应了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现实，有效地提高了党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对于扩大和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大有裨益。古共为了扩大群众基础，吸收优秀宗教人士入党，跨越了意识形态界限。西欧国家一些社会党为了扩大群众基础，向全社会开放，来去自由，吸引各方面群众参加党的政策讨论和活动。
    3. 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健全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是我们党保持生机活力的关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以党内民主建设为重点,推动全社会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尤其近年来，出台了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党内监督条例、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条例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说明。古共也注意民主政治建设，在省委换届选举时，将书记、委员候选人提交全省党员讨论投票选举。越共中央在重大问题上采用无记名投票表决制度，在中央全会引入质询制度，扩大了党内民主。这些做法推动了党内民主法制建设，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
    4. 要发挥集体智慧，形成领导核心。党的权威和影响力体现在领袖和领导集团中，缺乏领袖和领导集团的核心作用和权威，不利于全党的统一、稳定和团结。我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渐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充分发挥中央领导集体智慧，实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顺利交接，形成了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维护了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和权威，保持了全党的团结统一。原苏共却出现两年内三任总书记勃列日捏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在任去世的情况，造成了党的领导核心空白，造成了党的政治信任危机，其原因就是党内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危险性，没有顺利实现党中央的政治接班，给苏联社会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5. 要善于应对重大危机事件，驾驭复杂局面。在当今世界内外矛盾交织、形势复杂多变的局势下，党必须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危机的能力，做到危机发生时能处变不惊，快速反应，及时控制局面；危机发生后能当机立断，统筹协调，迅速平息事态，恢复秩序。如我党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表现出高度灵活机智的姿态和积极应对的策略，对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和中美军机相撞事件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应对复杂危机事件的处置能力。而原苏共却处理不好突发事件，如戈尔巴乔夫在对待“8.19”紧急状态委员会等重大事态时的态度表明，他葬送苏共和苏联是不足为奇的，其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简介：葛苏闽,三元区直党工委常务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