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 康旭平谈文稿写作12篇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康旭平，在任江苏省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时，以“东方亮”为笔名，在《秘书工作》杂志上发表一组专栏文章《写稿这档事》，共12篇。这组文章不仅写出了有关文稿写作的深切感悟，给人以深刻启发，还列举了他在党政机关工作期间的部分事例，对谋划党政工作、拓宽发展思路不无启迪和借鉴。
目   录
& B& \/ ]+ Z) P+ D  A* U1、曾把天亮做信念
2、写作的正倒两个“金字塔”
3、要走“需要之门”不要走“省事之门”
7 L) j& w4 Y, _& a4、文学素养可助力
! Q7 g0 ]; j6 l: L4 d$ s5、片言只语可做大文章
6、“白天拎包、晚上写稿”的益处
! O/ z  _+ M: z7、功夫最好下在前面
. j5 K. `7 M+ {$ M) o& W8、面壁苦思方得破壁之功
2 }$ `) D( w% O9、总得写出些“道道”来
' u2 J9 u) T; n. x0 ]10、力所不及当借力
11、做“眼”之功不可少
12、迈向“自由王国”

曾把天亮做信念

一

初入写领导讲话稿这个行当，是在二十来年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二十六七岁，在区政府办公室工作，由接电话值班、登记传递文件的文书，转做区长的秘书。

那时市县党政办公室系统的工作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做秘书除了要搞好领导日常服务外，写稿子是极重要的内容，主要是领导的各种讲话、报告。你跟着哪个领导做秘书，相应的这些材料就由你承担。我给区长做秘书之前，并没有写材料的经历，虽然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也写过一些东西，但那不是一码事，因此要揽写讲话稿这个“瓷器活儿”时，确实还没有“金刚钻”。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每有写讲话稿任务，我的状态大致可用“懵懂、没底，但无退路”来表述。说懵懂、没底，是下笔之前似乎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架构，更不可能列出详细的写作提纲、大小观点，加上那时的材料依托、资讯占有等，远没有现在互联网条件下这么便利，一个主题之下写些什么，又能写出些什么，真是一点底都没有。说没有退路，是因为到时到点你得把稿子直接交给领导，有时甚至是头天交代的，第二天就要去讲，中间既无人替你分担，自己也没什么回旋余地。怎么办呢？只能“硬上”，能写出来写出来，写不出来也要写出来！

于是，有一个场景便在那段时日里常常出现：晚饭后，洗漱毕，孤灯下，便开工，一夜无眠到天亮。那时候是手写，圆珠笔，方格稿纸，一页三百个字，一般要写十几页纸。十几页纸也就三五千字，花上一个通宵的时间，显然不是正常书写的速度，中间无疑遭遇许多磕磕绊绊的坎儿，或像挤牙膏似的一句一句整，或像跋涉在泥泞之地，半天走不出几里路。时间总是悄无声息地溜走，如果午夜时分进度已经过半，心中便有一丝慰藉。那时住的是简易平房，窗子临着街巷，桌子搁在窗下，当我隔着窗帘听到早起忙碌的人匆匆而过的脚步声时，便知道天已亮了，而此时我的“讲话”一般也接近尾声了。

在这痛苦的“分娩”过程中，支撑我的最强烈的信念就是，天亮时“孩子”一定会生出来。第一次是这样，后来一次又一次也都是这样。直到现在，那一幕幕场景仍深深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我认为也是对干写稿子这活儿的一个写照。

二

秀才写文章“比生孩子还难”的笑话，大家都听说过。类似的故事也曾真实地发生在我的身边。一则是我们办公室的一位老秘书，中学语文老师出身，写得一手好字，每每写材料时，就猫在家里不动了。他要的是清静，却扰得别人不得安生，一会要墨水，一会要头痛药。无奈写稿子是大事啊，当时还在“打杂”的我便骑着自行车一遍一遍地往他家跑。他家的门楣上钉了块“×宅”的牌子，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则是邻县的一位秘书，熬夜写领导的讲话稿，到了早上才开了个头，急得号啕大哭。所幸的是，这样的情况终究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亦似有神助，天亮能完工，每每能交差。

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可得意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我时常会有一些羞愧之感：三五千字的稿子，用整整一夜的时间，功夫是下了，苦是吃了，但不都是因为本领不够吗？这样的一种自省，源于我与我的一位堂伯父的对话。堂伯父是乡镇医院的医生，也是村子里不多的文化人之一。有次我回老家时与他聊天，他问我的工作都做些什么，我就着重把写稿子的事如此这般地介绍了一番，可能是渲染了如何难、如何苦的缘故，堂伯父便以很不屑的语气说道：“没得水平啵！要是有水平的话，喝喝茶、抽抽烟，三下两下就写出来了。”这番话虽然让我很尴尬，但又确实是大实话，后来我也一直以此警示自己。

本事不够就只能多下功夫、多吃苦，以勤补拙。但话又说回来，谁的本事也不是天生的，只要不是天资太差，吃苦受累总是与长本事成正比的。当初也正是在一次次“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我获得了许多有益的体验，这就是，自主思考、自由发挥、自觉把握。无论是思想观点上，还是语言文字上，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秘书秘书、秘密抄书”的窠臼。

三

做了三年左右区长秘书，我被调到市委办公室，做了为市委书记写稿子的文字秘书。如果说做区长秘书的三年是我初入文字工作这个行当的前半段，那么进入市委办的头两年可以算作初入行的后半段。与区里相比，市里的“庙”变大了，层级也多了，我实际上成了一个初稿起草者，初稿写出来后，自然要经过主任、秘书长修改把关后才能到书记手上。但我在区里时形成的意识和习惯却改不过来：总是感到稿子是要直接给领导用的，总是认为自己手上出去的是“终端产品”，因此也总是把初稿当作定稿来写。

到市委办的最初年把时间里，有两篇讲话稿的起草现在还有些印象，那也可算是进入“新山门”的亮相之作。

一篇是市委书记在一个经济协作洽谈会上的致辞。当时各地之间的经济协作活动比较活跃，记得市里还有“经济协作委员会”这个机构。那次是与上海的某个区搞活动，按常规市委书记的致辞无非是介绍介绍情况、说说客套话、讲讲加强两地合作的愿望和提议。这些内容，我在起草致辞时自然不会丢掉，有所不同的是，我设身处地引入了两个元素，竭力增强语言活力和情感色彩：一个是季节的元素，以时值初夏之际的描述，烘托场面的热烈；一个是市委书记也是上海人的元素，以一段家乡情结的抒发，表达内心的真诚。这样一来，致辞就不完全是“大路货”，而有些个性化了。记得这个稿子交给分管领导后，他看了有点兴奋，拿着稿子转了几个房间，边给几个资历比我老些的笔杆子看，边说：“这小子可以呢！”

还有一篇是市委书记在市团代会上的讲话。共青团开代表大会是五年一次，很隆重，市委书记必到会讲话。这类稿子的核心在于要有鼓动性和感召力，但我起草那篇讲话时，似乎进入不了状态，说老话不甘心，语惊人又很难为。大概在家里熬了两三天，自己跟自己较劲，非得让这稿子出彩。过程尤为痛苦，焦躁难耐时使劲用笔头戳稿纸，弄折了一支圆珠笔。但交稿后的事实证明，那苦没有白吃，市委副秘书长将稿子交给书记时在上面写了一大段话。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篇稿子里写了些什么我一句都记不得了，那位副秘书长的签批我却可以一字不落地复述。他是这么写的：“×书记：此稿系×××一人撰写，我一字未改，因觉得很好，特呈您阅示。”这位赏识部下、不为己揽功的上司，让我一直心存感念。我也知道，他这么做，除了有胸襟外，更重要的是有底气，他原本是市委书记的秘书，才华、文笔也是市委书记最赏识的，他已不需要再证明自己。

这些陈年旧事，本已像风一样在岁月里消逝。这么多年后再把它们钩出来叨叨，不是为了体验艰辛，不是为了享受回忆，不是为了证明现在，而是想和现在初入这个行当的同志们分享：文字工作尤其是起草领导讲话这个行当，一茬一茬的笔耕者生生不息相接续，从“新手”成为“硬手”，都是一点一点积累、一步一步过来的，如果没有写过百把篇稿子、熬过几十个不眠之夜，笔杆子是硬不起来的，“金刚钻”也是炼不成的。

写作的正倒两个“金字塔”

把一篇文稿用金字塔来打比方的话，塔尖是立意，棱边是架构，底座是文字。立意这个顶点的设定，决定了讲话稿是巍峨的山岭，还是低矮的土丘。因此，讲话稿的起草绝不单是文字语言的问题，更为本质的是思想水平、思维层次的问题。

为便于说事，先举两个例子，都是本世纪初我在市委办公室负责起草领导讲话时的故事。

一个是市委书记在全市“人民奖章”荣誉称号授予大会上的讲话。上世纪90年代后期，市委为了表彰先进，激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热情，专门设立了“人民奖章”，授予各条战线上的杰出贡献者。该奖每两年评一次，程序很严格。获奖人数控制得很少，所以大家对这枚奖章看得很重。每次授奖大会都很隆重，市委书记会在颁发奖章后讲话。

我负责起草讲话稿的那次大会已经是第三次。这稿说好写也好写，因为前面有两个“范本”，主要是对获奖者予以充分肯定，将他们的精神归结个几条，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要说不好写，则在于如何不去嚼别人嚼过的馍，写出新意来。

那一次我是沿着有新意的路子去写的。当时一个重要的背景：新任市委书记来自相对发达地区，带来许多新的发展理念和思路，且正在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所接受；市情实际和全市上下的工作状态、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民心士气高涨。这些都促使我琢磨着如何找到一个“点”，使这种好的状态得到进一步的聚合、激发、提升。我感到此次授奖大会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跳出了原来的套路，先从荣誉称号切入，然后提出“城市荣誉”的概念并作阐释，进而号召为创造共同的城市荣誉而奋力拼搏。讲话稿有三四千字，分三个层面：

第一层，简要开场并兼顾一些常规的必备要素后，便笔锋一转，写道：“此时此刻，当我们把荣誉和鲜花给予获奖者的时候，我们不仅感到他们确实是以其艰苦的努力和非凡的作为而无愧于这枚奖章，更应看到在成功的背后，有着许多深刻的启示。”什么启示呢?分述了三条：“第一，这说明：金色的奖章，饱含着心血和汗水”；“第二，这说明：有为才有位，有为必有位”；“第三，这说明：我老秘网市是一方大有可为的热土，是一个充满成功希望的城市”。显然，这是逐步往我所设计的“核心点”在引。

第二层，先是提出“城市荣誉”这个概念，用了一段话：“赢得荣誉，创造荣誉，是充满艰辛、不懈奋斗的过程，一个人如此，一个单位如此，一个城市更是如此。”接着又用一段话加重意味、凸现概念：“城市荣誉是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更是和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可以说，我老秘网市这两年来的发展、变化、奋进的过程，就是一个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创造城市荣誉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全市上下的城市荣誉感得到了空前的激发和升华。”这两段铺垫之后，紧接着联系我老秘网市的现实状况，进行集中阐发，以增强“带入感”，具体以三个“我们深深地感到”来展开：第一，“城市荣誉是一个城市民心民力最强的凝结剂”；第二，“城市荣誉是一个城市最大的无形资产”；第三；“城市荣誉”是一个城市最具影响力的软环境。

第三层，很自然地号召全市上下、各行各业共同努力，创造属于这个城市的更大荣誉，提了三条要求：“第一，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在我老秘网市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第二，始终保持强烈的责任感，人人珍惜城市荣誉、自觉维护城市荣誉”；“第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进取意识，永不言满足、迈步从头越”。

这个讲话稿自成体系，市委书记讲了以后，无论是现场的效果，还是事后的反响都非常好。市报总编还以“城市荣誉”为题发表了一篇新闻随笔。

第二个例子是市委书记在市纪委全会上的一个讲话。这类讲话稿，一般由市纪委代拟，市委办公室作些修改。我负责修改的那一次，看了代拟稿，与前几年的基本差不多，觉得与新任市委书记的风格不符。因为这位书记有很强的感染力，从不照本宣科打官腔，而是喜欢以一种交流对话式的言语抓住人心、打动人心。于是我便想重新起草这个讲话稿，把一些主要想法向书记作了汇报后，得到了书记的认可和支持。

另起炉灶后的讲话稿，以“三个既然”为主框架展开：第一部分“既然为官，就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第二部分“既然从政，就要有严格的行为规范”；第三部分“既然有一个舞台，就要力求不凡的作为”。这样的架构，涵盖了思想道德、作风、纪律等要素，同时还可以更多地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联系正在做的事情加以阐述、提出要求，避免了空洞说教。

所举两例可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是“立意”，第二个是“架构”。如果加上另一个关键词“文字”，便构成了我心目中讲话稿起草的三要素。在这三要素中，文字是最基础的、是打底的，高于文字的是架构，高于架构的是立意。把一篇文稿用金字塔来打比方的话，塔尖是立意，棱边是架构，底座是文字。如果把金字塔平面化为三角形，就更直观明了，立意是顶点，架构是左右两条边，文字是底边。

人们常说文无定法，我很赞成，但同时我也一直认为文有高下、稿有优劣。一篇讲话稿首先要看立意，立意这个顶点的设定，决定了讲话稿是巍峨的山岭，还是低矮的土丘。因此，讲话稿的起草绝不单是文字语言的问题，更为本质的是思想水平、思维层次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把“立意—架构—文字”这个金字塔倒过来，便成了“文字—架构—立意”的倒金字塔，立意到了最底端，架构仍处在中间，文字则是最上端的。一篇讲话稿不论什么立意、什么架构，最终都要通过组织文字来完成，最终都要落到语言文字上。从这个角度讲，把文稿起草统称为文字工作是有一定道理的。就讲话稿而言，在立意、架构差不多的情况下，文字组织、语言表达的水平，又直接决定了讲话稿的高下、优劣，决定了讲话稿是精雕的玉还是粗朴的璞。正好我手中还保存着几篇过去负责为市委书记起草的讲话稿，有的还是修改过程的花脸稿，便再举几个例子说说语言文字的问题。

比如，市委书记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介绍我老秘网市时开头的一段话：“如果您想对我老秘网市在中国版图中的位置有一个很直观的了解，只需记住五个字一‘江河交汇处’，就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的地方。”一般的省情、市情、县情介绍都有固定的范式，上来就说是地处什么什么地方之类的，让人既耳朵生茧，又感知模糊。而这次的开场，较好地抓住了面向海外华人受众的特点，用简洁的语言，把我老秘网市最重要的地理特征凸现了出来，五个字“江河交汇处”，达到了让人过耳难忘的效果。

再比如，市委书记在经贸洽谈会开幕式上致辞的开场语：“江河交汇处，今日尽朝晖。”初稿交给我时，写的是最常用的“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然这也没有错，说说也可以，不想说划掉便罢。但我总觉得那么大的场面，那么多的外来客商，总要说一两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那次开幕式在我老秘网市刚刚建成的“春江潮”广场公园举行，此处既滨长江又临运河。我把这些意象作了’整合后，最后用“江河交汇处，今日尽朝晖”替换了“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开幕式那天，天公也很作美，九点钟的太阳灿烂而有朝气，现场的情景就是那两句开场语的真实写照。

又比如，市委书记在纪念“ 五四” 暨我老秘网市“十杰青年”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稿交到我手上时，初一看，意思、内容都可以，第一感觉是不需要作颠覆性修改，只是讲得不够精到、没有劲道。后来真正动手修改时，从标题到每部分的表述，都作了覆盖性的替换。就说几个小标题吧，也就是这篇稿子几个段落打头总领的话，共有四个层意：第一，“弘扬‘五四’精神，首先就要树立远大的志向，用崇高理想和执着信念支撑人生的价值坐标”；第二，“弘扬‘五四’精神，就要努力学习，把自己铸造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栋梁之才”；第三，“弘扬‘五四’精神，就要勇于实践，在建设我老秘网市、振兴家乡的事业中实现人生价值”；第四，“弘扬‘五四’精神，就要塑造崭新形象，展示我老秘网市当代青年的精神风采”。这样的排此句式看似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比较工整，但显得比较拖沓，且当年也不是“五四”运动纪念的大年份，每一层都用“弘扬‘五四’精神”打头，有点大而无当。后来我把这几句打头的话分别改为：第一，“青年最有抱负，要在坚定信念中不懈追求”；第二，“青年最望成材，要在刻苦磨砺中与时俱进”；第三，“青年最富创造，要在投身实践中建功立业”；第四，“青年最讲风范，要在传播文明中争做表率”。同时对文中的表达也都作了类似的改造。这个讲话引起了参会青年朋友的热烈反响，现场形成了很强的互动效果，刻把钟的讲话赢得六次掌声。大会结束后，市报记者除了按常规写了新闻报道外，还兴冲冲地写了个题为《书记和我们青年心连心》的会场侧记。这从写文章的角度看，又是一个立意的问题了。

把这两个金字塔的譬喻综合起来，用传统意义上的打仗来做比方的话：立意是占据制高点，架构是巧妙排兵布阵，文字是实现精准射击。这也是对本文“两个譬喻”的又一个譬喻。

要走“需要之门”不要走“省事之门”

起草讲话稿需要有参照，看看过去说过些什么，了解一下别人怎么说，这都很正常，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简单的“拿来主义”则是不可取的，不能把“参照物”直接变成“标的物”。那样的做法，说穿了是站位有问题，是以写稿者为本位，而不是以讲话者为本位。

起草领导讲话稿，说难亦难，说易亦易，如果不是讲特殊的完全个性化的问题(那样就无处可抄了)，如果只是从一个“写手”的角度写满字数应付交差，确实是一件颇为容易的事。要讲一个问题，查一下过去说过的，搜一下别人怎么说的，略作改头换面，拼拼凑凑，几乎“立等可取”。正如那句带着讥讽的“名言”所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如果是这样的话，出来的讲话稿可想而知：面目似曾相识，话语耳熟能详，实在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导致的结果必然是：领导不满意，自己难长进。领导讲话一般要表达对一些问题的独到见解，讲出一些有新意的话，你起草的稿子或者老生常谈，或者拾人牙慧，怎能令人满意？文稿写作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也是一个带有创造性的活儿，倘若我们总是降格以求，满足于拼拼凑凑，把本具创造性的活儿变成机械性的活儿，看起来忙忙乎乎，俨然是这个行当中的“角色”了，实际上还没有掌握其中的门道为，又怎么会有快的提高、大的长进呢？长此以往，则会误人误己。

根据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体会，起草领导讲话稿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要走“需要之门”，不要走“省事之门”。所谓走“省事之门”，概括起来一个字，就是“抄”——抄过去说过的话，抄别人现成的话。当然，起草讲话稿需要有参照，看看过去说过些什么，了解一下别人怎么说，这都很正常，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简单的“拿来主义”则是不可取的，不能把“参照物”直接变成“标的物”。那样的做法，说穿了是站位有问题，是以写稿者为本位，怎么省事怎么来，怎么便利怎么弄；而不是以讲话者为本位，去琢磨客观状况怎么样，领导需要怎么讲。

所谓走“需要之门”，其内在要求是把握事物和问题的本质，讲到点子上，直接标准就是领导满意。为领导起草讲话稿，必须以领导为本位，从领导的需要出发，最终满足领导的需要，这是构思文稿、起草文稿、修改文稿必须始终紧扣的“原点”。那么这个“需要之门”如何走？粗分一下，大致有如下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初始的谋划，要基本把准领导的需要。接到讲话稿起草任务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初入行的新手可能会比较茫然，写稿多年的老手往往已经麻木，因此大都忙着赶紧分任务、找材料，然后就动手写，其实这已有点走入误区了。要做的第一件事，恰恰不是急于动手，而是先站到“原点”想一想：领导为什么要作这个讲话?最想表达的是什么?与此相关联的，必然要进一步研究领导对所讲问题的基本看法、态度取向，以及特别关注的点，等等。把这一系列问题弄清楚、搞明白了，对讲话稿的基调也就有了基本把握。这是从领导的主观想法、意图这一头来把握的，与此同时，还要从客观实际这一头进行把握。这个“把握”说白了就是要弄清楚不同“时空点”下所讲问题的状况。每一个讲话稿对应的“时空点”都是独特的甚至是唯一的，此时此境与彼时彼境的情况也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只不过有的变化快，有的变化慢，考量起来所用的时间长度有差异。比如对经济运行的问题，大到一个省一个市，小到一个乡镇、一个企业，常规的有季分析、月分析，特殊的时候，有的还监测到旬，以备及时掌握态势、分析问题。当然，经济运行有一套监测体系，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则往往缺乏这样量化的分析，比如文化建设、法治建设、社会建设等，分析起来基本上是定性化、粗线条的，一些结论和对策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用之哪年都无错。这也是许多讲话稿似乎可以抄抄凑凑的一个缘由，“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让我怎么变着法子说啊?这实际上还是对事物发展的客观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很多工作确实都具有重复性，不可能像电影剧情那样跌宕起伏，但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变化快的极端例子，如安全事故的处理工作：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无疑是救人；现场搜救完成后，紧接着就是伤亡人员的后续处理，包括伤员的救治、家属的安抚等；再往后，还要根据事故责任认定，处理相关责任人。工作重心几天一变化，甚至一天一变化，这都能看得很明白。而我们平常部署某一方面工作，虽然与事故处置工作不一样，但这个理是相通的，作讲话的当口，工作的基本状况和态势怎么样?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哪里?这些都得在起草讲话稿时捋清楚，这也是把准领导需要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客观基础。

第二个环节，中间的修改，要不断接近领导的需要。“好稿子是改出来的”，对这句话我一直不大赞同，因为从我自身来说，长期的习惯就是把初稿当定稿写，没有想明白，不会贸然动手，落到纸上的话已在脑子里过了几遍。回顾一下过去那些让领导满意、获得各方面好评的稿子，似乎大都是一出来就已经有了大模样的，很少有反复折腾而成好稿子的，那样的稿子基本上也就是勉强过关。但修改稿子又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是为领导起草讲话，虽然起草的过程中尽量领会和把握领导意图，但总是会有出入，或者深浅不一，或者轻重不合，等等。因此，修改讲话稿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把握领导意图、不断接近领导需要的过程。这当中，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只需作完善性的修改，一种需要作颠覆性的修改。完善性的修改比较好办，领导对讲话稿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已基本认可，只是又有了局部的新想法和对相关问题的具体意见，一般能交代得比较明确，照此办理就是。但这“照此办理”又不能太过简单化，不是领导说一句什么话你就加进去一句什么话，而是要把领导的想法和意见作为一个命题来对待，把握其核心要义，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拓展，把话说到位、说圆了，让领导感到“就是这个意思”。这种类型的修改，打个比方说就像对树进行修剪，无须伤筋动骨。而颠覆性修改则不然了，你栽出来的这棵树，与领导心里的树不是一码事，这种情况怎么办?只要有可能，咱们就得“换树”。记得多年前在市委办公室时修改过的一篇讲话稿就是这种情况。那是市委书记在全市开放型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事先市委书记出了个粗线条的提纲，明确讲两个问题，一是“思想要再解放”，二是“在对外开放上要有量化的压力”。稿子从其他渠道送审后，市委书记批到了我这儿，先批了“已阅，需补充的意见已注”，后面又加了一段“又及”的话：“也许与我所列的提纲有关，讲稿书生气了点，我想的紧迫感、危机感，没能充分表达，请在修改时弥补。”我看了稿子后，觉得如果光按领导所标注的几处“需补充的意见”修改并不费事，那是属于完善性的，但那样的话显然不能令领导满意，因为“又及”的一段话已表明了他对讲话稿的感觉，实际上是要求改变整个讲话稿的“气质”。后来我就毫不犹豫地对讲话稿作了颠覆性的修改，大小标题、材料内容、表述方式都作了大变动，特别是把一般性的议论、掉书袋的说理的“虚”，变成实的说事论理，凸显工作任务的压力，激起受众的紧迫感、危机感。稿子交给领导看后，他说与他想的差不多，就顺利过关了。其实这种颠覆性的修改，说是修改，实际上已是重写了。但不管怎么说都要以领导的需要为准则。

第三个环节，最后的打磨，要精益求精满足领导的需要。讲话稿基本定稿后，一般性的讲话，领导会让“再看看”，一些特别重要的讲话，则常会要求“仔细磨磨”。到这个环节，要做的是细活了，得有一定的耐心。我对文稿写作有一个基本的取向，就是要做“思想者”，不要做“文字匠”，不赞同那种把主要功夫下在抠字眼上的做法。但这也是就总体而言的，看重谋划时大开大合的思维、谋篇布局的能力，与最后环节对文稿进行仔细打磨并不矛盾。有句俗话叫“编箩编筐，全在收光”，这时候倒是需要有点“文字匠”的抠劲、“校对工”的细功来进行推敲和打磨，精益求精，提高领导对讲话稿的满意度。如何打磨，因稿而异，因人而异。我觉得到了这个环节，再有神来之笔、点睛之笔能为稿子增彩，那固然好，但增彩不可强求，而“去污”则是底线，必须守住。稿子中可能有哪些“污点”呢?一是错误的信息。包括情况、数据、事例等的引用，是否正确、准确，有疑问的要核清楚。二是语言的疙瘩。有些话在稿子中看着很顺畅，但一读起来就很拗口、很别扭，这些话都得设法改过来。有的领导可能还有个别字词的发音障碍，也要注意避开。三是文字的“苍蝇”。特别是那些“成套”的说法、提法，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往往每个层级都不会去关注，里面就可能埋着多字、漏字或错别字的“苍蝇”，而这些说法、提法，其中的每个字都是关键字，容不得出差错，否则会让领导很尴尬，最后打磨稿子时可不能小瞧了。

说到这儿，我便想，咱们这些整天打文稿仗的，既要有将帅的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也要像士兵一样站好一岗一哨、用好一枪一弹。挟句生活中的老话来说，就是既要“上得了厅堂”，能够出思想、出观点、出文采，又要“进得了厨房”，做好那些类似于洗锅抹灶的文字细活。

文学素养可助力

对于文字工作来说，文学素养可助力，这是没有疑义的。这个结论，如果说早先我只是隐约而模糊地感觉到，那么自从四年前完成了一篇随行日记并作了一些总结、思考，便有了强烈而清晰的感知，能够更加具体地认识到文学素养于文字工作何以可助力、可助什么力了。

那篇随行日记，记的是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一次为期五天的驻点调研活动。为贯彻中央关于领导干部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2011年省委作出决定，在全省开展领导干部下基层、进行“三解三促”（了解民情民意、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干群关系融洽、促进基层发展稳定、促进机关作风转变）活动，要求县以上特别是省、市两级领导干部，在每年下基层调研不少于两个月的基础上，再集中五到七天时间，不用当地干部陪同，直接深入乡村或其他一线基层单位，住下来、沉下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深入细致、解剖麻雀式的驻点调研。那一年，我作为为数不多的随行人员，当时就意识到这次随行无论是于工作经历还是人生经历，都十分宝贵，于是写下了那几天的日记以作纪念，亦作见证。后来，随行日记在一定范围发表，许多干部都觉得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和有价值的信息，对驻点调研“怎么下去”“下到哪里去”“下去干什么”等都十分清楚了。再往后说，这几年“三解三促”活动一直在我省润物细无声地开展着，已经成为改进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的富有成效和特色的自选动作。

对于我们从事文稿写作的来说，把几天里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不是一件难事。但如果只是机械地平铺直叙、简单地记一个“流水账”，那就很乏味了，就达不到“让人看了想要下去”的效果。作为随行者，对整个活动包括随机走访村民、参加生产劳动、接待信访群众等概貌固然要反映，但更重要的是把彼时彼境的状态、意味呈现出来、传达出去。因此，一开始我就把立足点放在了情感捕捉和情景撷取上，自然也适当使用了一些文学手法。

现在想来，那篇日记的完成，得益于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身上所具有的一点“残留因子”的发挥。相对于通常的文稿写作特别是领导讲话稿起草，虽然内容和形式都是非典型性的，但其中蕴含的情理与方法却是可借鉴的。文学创作与文稿写作之间我以为至少有四个“力”是相通的：

一是观察力。观察是表现的基础和前提，文学作品一般都很注重细节描写，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自不待说。当然，对于通常的讲话类文稿起草而言，平日里很少用到细节观察和描述，但对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能力是必须具备的。看材料、听介绍、考察现场，能不能发现问题、抓住本质，都取决于观察力的强弱。除此之外，有时还需要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作出概括。这些基本功从哪里来?无疑，一个具有一定文学素养，喜欢用发现的眼睛观察生活、观察世界的人，更能具备这样的能力。

二是体验力。作家以及其他文艺工作者都很注重“体验生活”，就是为了能够设身处地思考和表现，使所塑造的形象真实生动。对文稿写作特别是领导讲话稿起草来说，这种“体验力”要求更集中，就是要把领导的意图领会好、理解好，从而表达好、发挥好。这不仅需要智商，而且需要情商。有人对情商下过这样的定义，即“对别人情绪的把握和对自己情绪的调整”，我深以为然。我也常常感到，用脑思考与用心体悟可能不完全是一回事。文学素养的培养和形成，对提高情商包括领会理解他人的心思、意图是大有帮助和益处的。

三是提取力。创作文学作品离不开平常的素材积累。记得过去我学写小说的时候，就用过几个本子作过素材的积累，把一些觉得有意思的人和事记下来，既当练笔，又储备材料。当时还在素材本子的扉页上，写过“那泥土的芬芳、露珠的清新”这样的字句。后来写诗歌，曾每天在屋子里贴一张白纸，有什么灵光一闪的思绪、情愫，立马写在上面。也许是有过这样的自我训练，那次随行，虽然每每当天活动结束已到晚上十点来钟，但大都借着刚刚经历过的新鲜气息，把一天中发生的事情、情景梳理一遍，将其中有价值的提取出来、记录下来。同样，对于文稿写作来说，我们也常常面临着海量的信息，文山会海、材料成堆，都需要通过有效的提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然后做好储备、积累。这样，到需要的时候，才能信手拈来既贴切又有说服力的材料。

四是表达力。文学表达讲究意味、意境，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风格。对于文稿写作特别是领导讲话稿起草来说，一般情况下，表达都是非文学化的，讲工作、说事情，为什么干、干什么、怎么干，一条一条说清楚讲明白就行，用的都是大白话。现在改进文风，包括过去反八股，也都提倡讲大白话，让人一听就明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不要云山雾罩、掉书袋。即便如此，对表达力也是有要求的，能不能直指要害、抓住关键，能不能言简意赅、干净利落，就取决于对语言和文字的驾驭能力。而有过一定文学创作经历的人，“含英咀华”是必做的，因此在这方面会有更强的自觉。更何况，领导讲话还有另外的情形，比如特定的话题或语境下，有时不能讲得那么直白，需要有弦外之音，以意味来传达，让人心领神会；有些特定的场合，需要靠表达的力量来感染受众。遇到这样的需要时，一个具有文学素养的人，可能会写出更胜一筹的稿子。

我们这茬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好多都有过自己的文学梦，当作家、做诗人曾经是我们的人生理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今社会人们的人生取向也日益多元。但我始终坚定地认为，干文稿写作这一行的，不论学的什么专业，有过什么阅历，都应当使自己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这样，面对不同要求的文稿才能写什么像什么，表达得合乎身份、合乎语境、合乎受众的心理。我常想，文字工作者与每一篇文稿的相遇其实也是一种机缘，应该像遇到一个有缘人一样去碰出火花、留下记忆、创造意义。

片言只语可做大文章

中国的语言文字博大精深，围绕一句话、一个词甚至是一个字都可以做一篇文章，这是不足为奇的。领导讲话稿不同于一般的文章，通常情况下，大都不会那样写。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围绕领导同志平日挂在嘴边的片言只语展开，却可以做出大文章、写出好讲稿来。

还是举两个例子来说这事吧。

一个是1998年底，Z市委书记在全市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勿以善大而不敢为》。这个讲话稿的标题一看就是生造的，衍生于“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人所共知的古语。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命题呢?这还得回到当时的时空背景来说。其一，客观上，Z市在全省地域最小、人口最少，发展水平也较一般，而那一个时期城市化的浪潮正在兴起，周边一些城市发展势头异常迅猛，确实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其二，主观上，一些干部的思想意识也存在一定差距，比较习惯于小打小闹、过小日子，谋大事、干大事的眼光和思路、胆识和魄力都显得不够。这种主观状态，被人们称作“小码头”意识。而这个“小码头”意识又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据传在清朝末年，刘鹗（《老残游记》作者，曾在Z地做官）在争取修筑卢汉铁路失败后回到北京，向朝廷提出兴建津镇铁路，这本是一件造福乡梓的大好事，不想遭到了Z地在京官员的强烈反对而流产。从六朝以来，Z地一直是南北运输的枢纽城市，但在运输方式由水路向铁路转变的历史关头，Z地丧失了一次实现转换的重要机遇，从此城市地位一落千丈。后人借由这件事，借用Z地的一个地名，把这种目光短浅、故步自封的现象称作“小码头”意识。而到了上世纪末，大家都在思考谋划跨世纪发展的时候，市里的领导层感到这种“小码头”意识仍有一定市场，是制约这座本就是“小块头”的城市发展的思想束缚，因此大会小会都反复讲要摒弃“小码头”意识，但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展开来讲过。那年我们准备市委书记在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时，觉得围绕如何摒弃“小码头”意识大有文章可做，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思想引领性，弄好了，可以形成很强的思想冲击，后来琢磨出了“勿以善大而不敢为”这个题目。

讲话稿分四个部分，几个人每人一块，虚实结合、洋洋洒洒，共写了一万六七千字。第一部分讲了要有谋大事、办大事的精神状态。着重从实现跨世纪发展、在区域经济竞争中不当落伍者、为官者造福一方的历史责任等方面作了展开，最后落到毛主席说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提出“处于这么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要有争创一流、胸怀天下的雄心”，“小市办大事，小市大作为，不是什么神话和空想，对此要有足够的自信和认知”。第二部分讲了要提高办大事的能力。着重从谋划能力、创新能力、落实能力三个方面作了展开，特别是在谋划能力中，提出要“战略上把握主动”“全局上把握关键”，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大势；在创新能力中，提出要“想别人之不敢想、想别人之不承想”，做别人不敢做、干别人之不曾干”。第三部分讲了谋大事、办大事的工作重点。提出要“从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着手”“从最难办的事情上寻求突破”“从最薄弱处抓起”“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着重从“城乡建设要有大手笔”“工业要有新的标志性项目”“三产发展要形成大格局”三个方面作了展开。特别是对城市建设，直面自身的薄弱和落后，包括讲到千年的Z城，总给人一种“长不大的感觉”，“东西刻把钟、南北几分钟”，提出要以高起点的规划布局，依托老城、跳出老城寻求发展，使“瘦弱”的Z市“健壮”起来，使“袖珍”的Z市“强大”起来，提出了拉开城市框架“东进”“南移”“西拓”的清晰构想。第四部分讲了要营造谋大事、办大事的环境。着重从领导者胸怀气魄、选贤任能、群策群力等方面作了展开，特别是对人文环境建设作了展开，着重针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小码头”意识，强调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创造不凡的作为。这个讲话当时引起了很大的思想震动，把平时大家共同感受到的东西说了个透彻，提出的一些理念和思路，既出乎当时人们的常规思维，又让人们在精神一振之际感到合乎情理。比如对拉开城市框架的“东进”“南移”“西拓”构想，一下子打开了城市发展的眼界和思路，或许当时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不敢去想的太过宏伟的蓝图，但此后十多年的实践确实作了很好的印证。

第二个例子，是2011年底省委书记在新一届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担负起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地方党委换届，在新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常委、书记，书记代表新的领导班子作讲话，这都是必经的程序。领导同志一般对这个讲话都很重视，但不是作为程序性的，而是作为施政纲要性的。

那次我们在准备讲话稿时，调阅了一些类似的讲话，基本上路子都差不多，围绕思想政治、改革发展、改善民生、班子建设、廉洁自律等来讲，当然这些也都是那个场合讲话不可缺少的“要件”，似乎很难有突破、写出新意来。

后来也是在思考琢磨中，找到了一个切入口，感到可以围绕那阵子省委领导经常说道的“继往开来” 做文章。按说“继往开来”也不是什么新词，放在哪一任领导好像都能说，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却是有着特殊而具体的内涵的，是能够作深度挖掘的。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省工作提出了“继往开来”“在新的起点上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明确要求，此后省委领导在多个场合都强调要回答好“继什么往，开什么来”的命题。我几次听了以后，在脑子里也盘旋过，但没有去细想深究。那次准备讲话稿时，曾经在脑子里盘旋过的东西又回来并定格了下来，感到正是回答这一命题的最好时机。同时，从大的时空节点来说，也有切合“继往开来”的实践性内容，且有着十分明确的指向性。其一，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实践已走过近十年的历程，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那次省党代会报告的主题就是“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对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其二，当年又值“十二五”开局之年，立足既有基础，面向未来发展，有许多新的任务和要求需要落实。其三，从更大的历史纵深看，当年是我们党成立9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这对于刚完成换届的一级地方党委来说，又可提供一个关于“继往开来”的重大话题。综合主客观几方面的因素，以“继往开来”作展开起草讲话稿，既是可行的，也比较贴题，且可写出新意来。我们把这些想法向省委领导作了汇报后，得到了支持。

讲话稿的起草先是以三个“继什么往，开什么来”展开的：一是“继全面小康建设成果之往，开探索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来”。这是围绕刚刚闭幕的党代会主题作展开，内容涵盖了改革发展，强调一任有一任的使命和责任，新一届省委要在承前启后中开拓奋进。二是“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长期努力之往，开增进民生幸福、共创美好生活之来”。主要讲了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以及调动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唤起千百万民众同心奋斗。三是“继历届省委好传统好作风之往，开更加政通人和、凤清气正之来”。讲了班子团结、民主集中制、反腐倡廉等内容。讲话初稿出来后，省委领导同志指导文稿修改，特别是针对当年是我们党成立90周年的节点，加了一条“继我们党90年光辉历程之往，开为实现党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之来”，并作为第一条。这一条突出强调了对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的政治要求，强调作为一级地方党组织，首先是一个政治组织，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承担着责无旁贷的使命，必须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善于从全局上思考和把握问题，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这体现了领导同志更高的站位，既使讲话稿更加丰满，也使讲话稿的立意、层次得到了提升。最终的讲话稿，主框架就是四个“继往开来”，篇幅不到三千字，鲜明、简练地传递出了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的施政理念和追求，反响很好。在相同类型的讲话稿中，这篇讲话稿也算独树一帜，既不落俗套，又将基本的要素整合其中。

这样的例子，似乎还可以再举出几个来，但总体来说，以“片言只语”作展开、写讲稿，是一种非常规的写法，在日常文稿写作中不是大量使用的。能否用此方法，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讲话稿的类型。需要突出思想洼、引领性的讲话稿可用这种方法，特别是对这类讲话稿中某些约定俗成的写法，不妨大胆突破一下，往往能收到奇效。而对于一般性的工作部署类讲话，这种写法则不太适用，因为那些讲话最主要的是把事情说清楚，不能因追求出新而有太明显的“做文章”痕迹。二是“片言只语”的内涵。显然，这“片言只语”得有值得展开、可以展开的内涵。粗分一下，无外乎“新话”和“老话”两种。领导同志挂在嘴边的“新话”，无疑带有新概念、新思想，值得关注、领悟，适当的场合可以作展开，以新的思想凝聚新的共识；而对一些“老话”，如果领导同志又一再提起，也必有其新的现实针对性，或者是好的传统、作风需要大力倡导，或者是准备对陈年积习“集中宣战”。但不管哪种情况，都有赖于我们把领导同志想说的话说深说透，说出新的“道道”来，这又最终归结到对领导意图和客观现实能不能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上。

“白天拎包、晚上写稿”的益处

做秘书的，随同领导进进出出，为领导“拎包”是必不可少的，“拎包”也成了跟班的代名词。在我干“拎包”的那些年，比较流行用大包，包里除了文件、材料外，钱包、钥匙、药品、手机电池等一应俱全，整个一个百宝箱。“拎包”也是有学问的，突出的一条是：领导需要时，包即在他身边，领导不需要时，包则在你手上。后来我的工作主要是带着一拨儿人写稿子，也不“拎包”了，但曾在一些场合，半开玩笑地让那些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手下，注意观察秘书为领导“拎包”是如何做到“无缝对接”的。当然，我原来跟他们感叹更多的，是从事文稿写作的人最好有一段做领导秘书的经历。我们当初做秘书的时候，是既要“拎包”，又要写稿的。当然标题所说的“白天拎包、晚上写稿”，并不是天天发生的情况，只是当时工作状态特点的形象说法。我从事文字工作，起步于做秘书，也大大得益于做秘书的经历。与领导同志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几乎整天泡在一起，对领导同志的思想、意图是最了解的，甚至于在认知、情感、风格等方面都会产生被同化的效应，这对起草领导讲话来说，可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

回想当初在市、区工作的时候，随同领导开会、调研、外出考察等自不必说，光是“共进午餐”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在区里时，每到午餐时间，和区长一起拿着饭盆、饭票到离办公楼两百米远的食堂排队、打饭。后来为节省时间，帮区长把饭打到办公室吃，两只手夹三只盆，区长的饭、菜分开盛，自己的饭菜合一起。在市里时，前一位书记家在本地，但中午也常会和我们几个“身边人”去机关附近的小面馆吃面条，并且每次都不容分说地由他付钱，理由是“你们的工资没我高”;后一位书记家在外地，一个人住招待所，中午相对有个固定的地方用餐，我也常常陪着他。吃饭的时候总得有些话题，工作之内之外的事，都会跟我说说。显然，在那样的背景下，耳濡目染、浸润熏陶，服务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心息是相通的。这用到为领导起草讲话稿上，对基本的立场和取向、相关问题的重点和要点所在，以及角色感、分寸感的把握，都能够心中有数。现在如果要对那种状态于文稿写作的益处加以概括的话，我以为至少有三点：

其一，有益于实现为领导写稿与以领导为师的融合。文稿写作固然也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常识甚至技巧，但毕竟不同于纯技术性的活儿，只要按规程操作就能完成好。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活儿，其中的许多道道是需要去悟的。大学里也有秘书专业，但这个专业并不能成批量地培养出文稿写手来。为什么呢?因为学习文稿写作，最主要的要靠实践摸索，就好比学游泳，即使把动作要领背得滚瓜烂熟，到了水里也不一定浮得起来。当然，这也不是说这个活儿就无从学起、只能无师自通。“师”是有的，我觉得主要有“三师”：一是以领导为师，二是以前辈和同人为师，三是自己当自己的老师。之所以把以领导为师排在第一位，是因为这个“师”的层级最高，他对文稿的评判就是你的写作标准。以领导为师，核心是学习领会领导的思想理念，掌握领导的思维方法。研读其讲话、报告等书面材料也是一个渠道，但那是间接的渠道。如果有机会多跟领导在一起，经历各种讲话场面，感受不同的讲话语境，注意每次讲话的现场发挥，这比光看材料来领会领导的思想，无疑要更直接、更全面、更准确，也更鲜活、更清晰、更透彻。

其二，有益于更好地体悟“关起门来当书记”的当法。“关起门来当书记”，是文稿写作者们常常引以自许的一句话。这句话对“爬格子的”来说是有点气魄的，内涵也十分丰富，总的一个精神，是充分发挥写稿者的主观能动性。指点江山也好，纵横捭阖也好，摆脱掉“文字匠”的习性，是可取的。但这句话，对不同层次和阅历的写稿者来说，理解和领悟也是有差别的，尤其是对“拎过包”和“没有拎过包”的写作者而言，这种差别可能会比较大甚至大相径庭。我的理解，“关起门来当书记”，是替真的书记来当书记，而不是自己真当书记。这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直白一点，不是说我对有关问题怎么想、怎么看，而是设身处地模拟角色，尽最大可能去说领导同志怎么想、怎么看。如果这种感觉上的细微差别体味不到，失之毫厘则会谬以千里，你“当书记”的那一套东西就只能被“关在门内”而出不来。虽说文稿写作是个具有创造性的活儿，但也必须清楚，它本质上又是带有永远的“辅助”属性的，干这活儿同样要坚持“需求导向”，就是要与领导同志需求相契合。太高，以军师自居不行;太低，跟不上趟也不行。

其三，有益于决策服务者超强责任感的养成。印象最深的是在区里的时候，政府办公室的综合科是负责文稿的，成员全是要“拎包”的秘书，我这个为一把手“拎包”的则当科长。平时分兵作战，各辅其主，遇到开政府组成人员全体会议要讲各条口的工作，或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要准备政府工作报告时，我这个科长便要履行职责，把副区长的秘书们召集在一起弄材料，基本是按领导的分工把相应的部分落实到各个秘书头上，认识性、综合性的内容则自己承担。大家常常是找一个地方住下来集中干活，每人一部分写出来合成，再由我统稿。现在想来，在办公厅(室)工作，都是为领导服务，做秘书的像是领导的影子，写稿子的犹如领导思想的化身，无疑都有一份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似乎都有一定的边界，光“拎包”可能主要考虑事务安排不出差错，光写稿则常常不问稿子以外的事。如果既要“拎包”又要写稿，这样的服务者角色就很特殊了，也就具备了复合性，自己会有“既是领导的影子，又是领导思想化身”的意识，仿佛所有涉及领导同志的事也都与自己有关。这样，看问题的视角、思考问题的立场会自觉不自觉地向领导同志靠近。这样一种超强责任感的养成，对于从事决策服务、以文稿写作为主要任务的来说，其意义和作用都是深层次的，好比有一种因子已渗透到了你的血液里，让你自然而然地避免落入“纯写手”“文字匠”的窠臼。

不过话说回来，“白天拎包、晚上写稿”这么一种特殊的角色，也是某一特定时期的产物。现在党政领导同志的秘书配备有了新的严格规定，市、县领导同志都不配专职秘书了，这无疑是一大进步特别是有利于改进作风。在这样的情况下，既不可能让更多从事文稿写作的有做秘书的经历，更不可能有多少做过秘书的转过来干写稿子这活儿。我的那些经历，或许就此成为故事了。由此我也想到办公厅(室)文字人才的培养问题，前面也说了，学校也好，培训机构也好，不可能一下子就训练出成熟的骨干力量，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在实践中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来打造。这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解决“写稿者”与“念稿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换句话说，办公厅(室)那些从事文稿写作的，平时与领导同志接触少，如何让他们了解领导的思想、领会领导的意图、把握领导的风格，这既需要创造直接的条件，又要拓宽间接的渠道。那么，在办公厅(室)做秘书长、主任的，与领导同志接触比较多，在传递领导同志信息方面应该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比如，在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经常性地讲讲领导同志关注的问题及相关的想法，包括领导同志的个性特点、行事风格等，让从事文稿写作的能够多多了解，使他们虽没有“拎包”的经历，也能找到写稿的感觉，虽不是领导的影子，也能成为领导思想的化身。

功夫最好下在前面

接到文稿起草任务，动手写之前是必须有一番思考谋划的，也就是“想”，想这稿子怎么写、写些什么。“想”的过程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在整个任务中的“工作量”却是实实在在的。“想”与“写”，好比起草文稿的前一道与后一道两大工序。“想好了再写”，我认为是一条基本的法则，且无论轻重缓急，都应尽可能在“想”这个前道工序上把功夫下足下到位。

反观文稿写作中出现的一些囧态，大都与前面功夫没下好有关。据观察，有几种典型的症状：

一是“东奔西跑无定见”。就像是打仗时敌情不清乱冲锋一样，今天往东跑一气，明天向西跑一阵，不停地折腾，浪费大量时间精力，做的都是无用功。到了目标明确该冲刺的时候，却已经疲惫不堪。

二是“先堆出来再说”。抱着一种“手中有稿、心中不慌”的心态，接到任务赶紧动手，反正都能找到“参照”，依葫芦画瓢，有用没用先堆出来再说。其实心里也清楚，这是在自欺欺人，必得脱胎换骨大改一番。

三是“领导咋说我咋改”。与前两种状况相关联，因为没想明白，也没找到写的感觉，所以只能先交差应付。特别是难度比较大的文稿，写出来连自己都不满意，稿子交上去，也把难题一并交上去，后面完全靠领导想、听领导说，被动地去改。

文稿起草中，“想”的功夫下了还是没下，下到了还是没下到，效果大不一样，过程体验也绝不一样。两相比较，尚未动手便颇费思量，看似比立马开写耗神费力，其实是最讲效率质量的，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做法，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而与之相反，匆忙上阵，仓促动手，前面不费事，后面则要费大事。

一般来说，长周期的稿子，时间相对充裕，有条件在思考谋划上多下些功夫。但还是要强化“想好了再写”的意识，不要因为时间够用，就一遍一遍地写、一遍一遍地改，这样很容易陷入低层次重复的怪圈。举一个长周期稿子的例子。在本世纪初Z市的一次市委全会上，市委书记要讲经济“起飞”的问题。“起飞”这个词，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大概意思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世界先进地区的发展轨迹判断，当一个地方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就进入了发展的起飞期。Z市在那一年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可以说处在临近起飞的关键阶段，用“起飞”做讲话主题，能够生动地反映发展的状态，同时对干部群众也能起到提气鼓劲的作用，具有较强的感召力。应该说，这个题目比较新，既要从理论上作一些科学论证，又要有实践的支撑，对如何冲刺起飞、起飞后是什么样子作出部署。

一开始，我们在考虑讲话稿时心里也没有底。记得确定这个会议主题后，书记有个出访任务，送他走的时候我们汇报了起草安排，想得到书记首肯后早些动手。书记当时回答：不着急，磨刀不误砍柴工，你们先到起飞的地方去看一看。有了书记的一句“不着急”，我们便把动手写往后推了推，带着很多疑问和些许对稿子的惦记，到杭州等先发地区进行了学习考察。考察的过程，一方面能获得直观的感受和启发，另一方面能对文稿起草再深入地想一想。待到考察回来，稿子在心里已经有了谱，接下来的事情便水到渠成了。

这篇讲话稿比较成功，得益于在研究思考上花了很大功夫，鲜明地把“起飞”这样一个概念抛了出来，既有理论的支撑，又靠船下篙，结合Z市实际提出了努力的方向、思路和举措，以及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比如，分析发展阶段，概括出“五大效应”，即凝心聚力抓发展的“民心效应”、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互动效应”、抓重点带全局的“突破效应”、学一流创一流的“提升效应”、既做“加法”又做“减法”的“叠加效应”。虽然这“五大效应”并没有完全去扣起飞理论的几个特征，但与当时Z市的实践贴得比较紧，也着眼了“临近起飞”的总体判断，寄予了较强的“起飞”意味。又如，工作部署部分，也就如何推动Z市加速起飞，重点讲了要强化“四大关键动力”，即要素集聚力、产业竞争力、园区承载力、机制驱动力。这都针对了当时Z市改革发展的实际状况特别是薄弱环节，既涵盖了经济工作的主要内容，又围绕起飞的主题展开，以观点带工作部署，讲得比较集中、比较鲜明。再如，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提出要勇于担当领航起飞的历史重任，用“领航”这样一个词，强调了领导干部在“起飞”这个关键时期的关键作用，赋予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具有很好的鼓舞作用。

而对短周期的稿子，或许没有那么多时间调研，但进行头脑风暴的活儿不能少。也说一个例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前，中央领导同志要召开一个座谈会，题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依规管党治党与推进依法治国的关系，省委领导要去座谈发言。起草这样一个发言稿的难处在于：一是题目很大，既不能泛泛而谈，又不能讲得太琐碎;二是可参考的依据少，当时四中全会还没有开，对一些关键问题还缺少权威的说法和解读;三是专业性强，平日里我们这些干综合文字工作的对这个题目研究得不够深。稿子周期短，一共没几天时间，如果再除去送审、修改等环节，所剩的起草时间就更少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尽量安排了座谈调研，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和党建、政法部门领导来一起讨论。专家学者对管党治党与依法治国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的见解，部门领导也结合工作实际说了想法。我们充分吸收他们的意见建议，把核心的观点作了综合，确定了发言稿的框架，着重讲了“四个体现”：第一，要体现党规严于国法。在中央正风肃纪的大背景下，阐明党规严于国法的立场和态度，即“三个讲清楚”和“一个说明白”，讲清楚这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讲清楚这是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讲清楚这是党肩负的使命所决定的；说明白党规不仅是戴在头上的“紧箍咒”，更是防止违法犯罪的“安全线”。第二，要体现以党内的正风肃纪促进全社会风清气正。一方面，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坚定了全社会的信心，必须驰而不息地抓下去；另一方面，治标为治本赢得了时间，要抓住用好这个“时间窗口期”，加快构建反不廉洁的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第三，要体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强调无论管党治党，还是依法治国，核心点都在于“治权”。重点实现“三个转变”，即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运动型向程序规范型转变、由更多靠政策向靠法律转变。第四，要体现以依规治党引领依法治国。重点发挥好依规治党对依法治国的“三个作用”，即确立遵循、提供典范、扫除障碍。整个发言稿，坚持政治性与专业性相结合，观点和思路都比较清晰。这是个短周期的文稿，前道工序的时间不长，但下的功夫一点也没少。这里所说的短周期，通常也是有几天时间的，还有一种更极端的情况，需要一晚上甚至几个小时就得拿出稿子来。这时候也不能慌张，甚至更需要坚持“想好了再写”。时间越紧，越要想明白、拿得准。因为稿子交给领导时已没有调整修改的时间，如果“不靠谱”，领导只能将稿子弃之一边，靠自己现场发挥了。我的感受是，遇到这类急用的稿子，倒逼着自己去想的时候，大脑快速运转，往往还能急中生智，冒出些火花来。

功夫最好下在前面，如果再往前延伸一些去理解，就是功夫下在平时。实际上，写稿子的前道工序与平时的积累是连在一起的。平时能积累些什么?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知识的积累。加强延伸性的学习，多作一些研究性的思考，花点精力去掌握一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历史脉络、最新变化，保持知识的深度和新鲜度。二是观点的积累。无论是从各种评论中看来的，还是自己思考来的，对那些热点问题要形成自己的认识，攒一些想法。三是语言的积累。生动的语言，精彩的语句，凝练的说法，积累一些“提神”的话，能够让文稿“活”起来。这些平日里的积累，对于干文稿写作这一行的，这次用不着，后面总会用得着，接到急任务也就不用“临时抱佛脚”了。

面壁苦思方得破壁之功

写稿子的同人多半会遇到这样一种状态:一个稿子的任务来了，主题已经是老相识了，能想到的套路也早就用过，想要琢磨些观点似乎也没什么新意可言，而这时偏又耽于求新求变的“积习”，不甘心在老套路、老话里面打转。这样的较劲，无非是两种结果，最典型的一种——实在没辙了就不想，干脆退回去循着老路重走，尽可能地做些枝枝叶叶的剪裁，弄些小点缀，估摸着领导也能理解，或者指望着比自己高明的大笔杆子来指点迷津、拨云见日，自己先且放下，不去伤那个脑筋了。还有一种——想不出来也要想，上穷碧落下黄泉，在一堆资料中苦思冥搜，在一张白纸上苦心孤诣，纸破了、笔折了，不要紧，换了再来。也许真是天道酬勤，蓦然间有一两个触发点浮现、定格，接着灵光一闪，就像一道闪电在沉沉黑夜中撕开一个口子，眼前豁然开朗。

一

举个例子吧。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省委主要领导有个发言。发言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过去一年来政府工作的评价，还有一部分是提些建议。后一部分还相对好写一些，难在前一部分。通常的写法，大致也是从经济、社会、民生等工作层面提炼几条有特点的表述，但在商量发言框架时，省委主要领导认为这样不足以体现过去一年党中央、国务院所展现的丰富政治智慧、卓越驾驭能力和我国所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要求我们跳出这个层面再琢磨琢磨。

实际上，作为亲身经历者，我们也深感过去一年是党和国家改革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不管是大的布局还是具体领域的突破，可圈可点的方面实在太多，回想起来，我们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但是，要把这么丰富的内容提炼成几句话集中表述，浓缩成两三页纸的小框架，确实也感到不容易。政府工作报告是起草发言的文本依据，但过于依赖这个文本，就容易把中央怎么做的再堆回去。跳出这个文本我们也讨论了几个框架，总觉得不是放得太开、失之泛泛，就是收得太紧、涵盖不够。

就在踌躇不定的时候，报告文本中两个隔得不太远的词“抓住”了我——定力、敏锐，一句“定力中显敏锐”随之浮现。这是一个很有张力的组合，能不能用这样的办法及句式再概括几条，形成一条“纲”，把原先想表述的内容重新取舍组合，从而起到纲举目张之效?按照这个思路，提纲很快形成，提炼成四句话:第一句，布局中领航向。主要是对过去一年治国理政展开战略布局的评价。第二句，定力中显敏锐。着重从基层的角度谈对党中央、国务院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会。第三句，变革中见真功。变革是时代大势，改革是真功所在，我们感到，对这个真功，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第四句，坚守中有创造。这个坚守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民生福祉的坚守，是对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坚守。这四句话的框架出来后，得到了领导的认可，认为既实事求是又比较凝练，很好地反映了干部群众对过去一年党中央、国务院治国理政的真切感受。

起草这个发言时，我们关注的不是简单的“出新”，而是“准确”。传统的写法、常规的路数，总感到评价不到位，表述不够精准。过程中确实有“实在想不出来”的时候，与所追求的结果似乎总隔着一层“窗户纸”，就是捅不破。所幸的是我们没有放弃，“想不出来也要想”，所以当“定力”和“敏锐”这两个词抓住眼睛时，就真的像“窗户纸”被捅破的瞬间，阳光洒进来般透亮。

二

还有一次是2011年10月，省委常委会召开民主生活会，主题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主要领导的发言有别于其他常委，不仅是代表个人的，对面上、对下一步工作也具有指导意义。过去谈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一般有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几个方面。这些内容任何时候都不过时，现在讲仍然很有现实意义，但总感到与我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扣得不紧，针对性还不够。如何在“不变”中求“变”，这也是个难题。

在反复的“想不出来也要想”的过程中，起草的方向渐渐明晰——不求全面、突出重点，贴近现实、入情入理。于是，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大命题中，我们选取了做好群众工作这个核心命题，提出了“三个统一”，并在每一个“统一”里面都针对当前群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阐述。第一，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的统一。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客观上不少领导干部对经济工作比较重视，但对群众工作关注不够，有的简单地认为，经济发展上去了，群众工作就自然做到位了。这一部分重点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现在一些地方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并不是群众的问题，其根源还是在于干部。第二，工作目的和依靠力量的统一。这一部分着重分析了一个地方的发展最终靠的都是老百姓的支持，包括许多创造性实践成果和经验的取得，关键还是因为各级党委政府尊重老百姓的首创精神，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和响应。第三，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统一。这一部分着重强调在全面小康建设中，要把人民群众认可和满意作为重要标准，更加注重老百姓的接受度、满意度和幸福感。

现在回过头看，“三个统一”的提法算不得标新立异，但在当时关于做好群众工作的论述中还是比较新的，更重要的是它有的放矢，命中的都是问题的靶心。

三

这些年，在案牍劳形之余，我也在思考，文字、结构的排列组合背后是什么?文稿的创新能力取决于什么?是取决于笔杆子自身知识面的宽广?还是辞藻的丰富?都不是，现在看来，这当中的关键还是对文稿资料的价值判断力。一个老命题，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资料，最应该做的就是从这些海量的看似再寻常不过的字句、观点中，把最有价值、最有内在张力、最有改造拓展空间的部分敏锐地区别、提炼出来。通过外在形式的重组、内在逻辑的重构，成就文稿的立意之新、表述之新，以及形式之新。

2011年起草关于文化建设的省委全会讲话，给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当时中央召开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繁荣作出部署，紧接着省委也要召开全会进行贯彻落实。起草省委主要领导讲话，难处不在于内容，因为中央的最新精神、我省的情况特点都很明确，足以支撑起整个讲话，难就难在讲话的框架。一方面，这次中央全会不仅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还通过了《决定》，既有高度，又很全面;另一方面，2009年省委已经专门召开文化建设会议，从文化事业强、文化产业强、文化人才队伍强三个方面提出要求。这个框架，如何体现中央精神与我省实际的有机结合、过去部署与今后要求的有效衔接，也是一个颇伤脑筋的难题。

省委全会召开近在眼前，容不得我们慢慢去琢磨，主要领导当天就要审定提纲。于是，一群写稿的集中到小会议室，关起门来你一言我一语，中午饭也顾不得吃了。互相碰撞启发，逐渐形成了共识:先把必须讲的点罗列出来，再对其中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进而对这些点进行组合。到了下午提纲也就浮出水面。主体部分概括成要把握的“五对关系”:坚持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同步提升，为实现率先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坚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科技创新同步推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坚持多出精品和多出人才互动并进，加快建设文化高地;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融合发展，提升文化影响力。讲到“关系”，就包含着两个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就必须把务虚和务实、理性分析和工作要求有机地糅合起来，而且这几对关系中，还要注重写法的变换、腾挪，切忌机械、单一。事实上，这是一种很不讨巧的写法，把自己逼到一个“危险的境地”，但是也正是这样的“逼”，文稿的“变”与“新”随之而来。后来，无论是领导的评价，还是各方面的反映，都证明这个写法是成功的。其实，回顾过去的文稿生涯，哪一次文稿写作不是先把自己逼到一个不讨巧的“危险境地”呢?

四

学会“面壁成佛”，练就“破壁之功”，是秘书生涯中实现自我境界提升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写稿这档事上，大都会经过三种状态:第一种，初入门时，觉得写稿子太难，什么都不懂，特别是对要写的领域知之甚少，无从着手;第二种，写久了，觉得写稿子不难了，似乎就那么回事，掌握几个套路，以不变应万变，什么材料都不怕;第三种，再往前进一步，觉得写稿子还是难，特别是面对老命题时，难在出新，难在求变，感觉自己到了一个临界点，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陷在某种状态之中，就是上不去。换言之，这大概就是一种“面壁”的状态了。

达摩面壁苦修九年方才成佛。文稿写作破壁之功的练成也有一个持续不断的突破过程。单就一篇稿子，还谈不上什么境界上的突破，但是通过一篇又一篇文稿的尝试、突破，反思、总结，再尝试、再突破，慢慢地就会发现自己对文稿写作的认识理解不一样了，对材料的价值判断也不一样了，即便是面对一个反复讲、年年讲的命题，拿思路、定框架、提炼观点，也会开始变得轻松自如。

这样讲，并不是说我已经练成了破壁之功，准确地说，破壁而出也是我孜孜以求的状态。如果说这当中有些体会的话，大致是这三条:第一，要有“想不出来也要想”的不甘心，这是破壁之志，也是必要的前提;第二，要有一篇又一篇的不断积累，从量变到质变，这是必经之途;第三，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特别是要能够从别人的一词半句、只言片语中寻找灵感的激发点。以上三条，度人金针，固非所能，但作为一个同行，谈一些个中甘苦，对别人或许不无参考。

总得写出些“道道”来

领导讲话主要是谈工作、讲问题、说事情，自然不可能像文艺作品那样，写得多么感人肺腑、引人入胜，但也得避免空洞乏味地说教、老生常谈地说事。我常跟起草文稿的同志说：“如果写稿子的人都觉得写的话没什么意思，那么别指望用稿子的领导会很有兴致地去念；如果写稿子、念稿子的都觉得稿子不怎么样，那么听稿子的一定不会被打动，甚至根本就听不进去。”

事实也是如此。有的讲话稿写得好，三言两语就能切中要害、打动人心、引起共鸣；要是写不到位，越是滔滔不绝，越让人听起来云山雾罩、不明就里，效果往往就大打折扣。所以，要把工作谈到位、把问题分析透、把事情讲清楚，还得有股子钻劲，有股子灵性和悟性，想着法子写出一些别人愿意听、听得进、也能够接受的“道道”来。

一

记得几年前，某县发生了一起环保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社会层面的影响自不待言，对整个干部队伍的士气也带来了一些影响。随后省里召开领导干部学习会，以此为例，举一反三，吸取教训，提出改进要求。

这个会上领导讲话的基调是反思、纠偏。需要反思的方面很多，施政理念、工作思路、领导方法等都值得反思，但反思毕竟是手段，目的还是要帮助干部找到问题、解答困惑。说实话，基层干部平时工作压力很大，都想把一个地方发展好，但往往动机和效果很难统一起来，特别是过程中有许多东西需要平衡。所以这个稿子既不能不痛不痒，也不能做怒目金刚，要说到干部心坎里去，就得拿一些干部感同身受的东西来说事。

那段时间我们在和基层干部的交流中，常常听到一些抱怨，这给我们很大触动。我们将之比作一种“悖论”，即“干部满怀抱负，想着发展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一些群众却不以为然，认为你是搞政绩工程，捞个人资本；干部吃苦受累忙招商、上项目、搞建设，有人却不领情、不买账、不支持，有时甚至把你往歪处想”。一些干部长期处在选择的困境，难免会产生诸多困惑。

我们在起草讲话时，用这个“悖论”做引子，一步步挖根源，并提出解决之道，领导也非常认可。讲话之后，听会者产生了强烈共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很重要的是换位思考，写领导讲话稿也一样，如果能够设身处地多从听会对象的角度去考虑要讲的内容，把握说话的度，多说一些接地气的话，干部也自然能够理解和接受。

二

俗话说：“好话重三遍，鸡狗不待见。”各级领导干部讲话讲得多，会议也听得多，对稿子优劣的鉴别力很高，对一般泛泛而谈的稿子是很难产生兴趣的，这就要求讲话稿必须写得有新意。要么在立意和架构上出新，要么在表述和观点上出新，总归要抛出点新东西，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这样自己有兴趣讲，别人听了也感到新鲜、解渴。

有一次，在准备某地区发展工作会议前的座谈中，有专家介绍了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成果，即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主要是遵循提高经济密度、缩短时空距离、减少区域分割这三大经济地理特性，进而重塑经济活动的地理范围，实现区域的融合发展。因密度、距离、分割这三个词的英文第一个字母都是D，也被称作3D黄金法则。相对来说，该地区的整体性特征不是那么强，但作为一个经济板块，板块内部、板块之间的融合之势正在强化，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稿子中我们就用了这个“3D黄金法则”来阐述该地区“融合”发展的趋势性特征。基层同志平时做惯了实际工作，对一个地区发展的感性认识往往比较准，但对支撑发展的理论依据可能了解得还不是很多，听到这个法则，大家既有耳目一新之感，也觉得印证了平时的感受。

三

不少同志怕写务虚的稿子，因为这类稿子主要解决的是思想问题。这样的稿子，应少一些“老子训儿子”的居高临下，多一些老师教导学生的循循善诱。

我们有个坚持了十来年的做法，就是每年春节后一上班就召开作风建设大会。年年讲作风，怎么讲出新意，这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特别是2013年的作风大会，是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狠抓作风建设的背景下召开的。中央领导同志对作风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相关的认识和要求必须讲透彻，但也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还得在掌握精髓要义的基础上，加进自己的理解，形成自己的观点。这个稿子主要用了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把自己摆进去，从历史与当下、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内在逻辑入手，通过谈体会来讲认识。

比如，一开始谈到过去党的优良传统，“大家都会想到革命战争年代和建设创业时期党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不会忘记解放军解放上海不入民宅和衣睡在大街上受到群众赞叹的那一幕，不会忘记‘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解放军流血牺牲换来的，也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那种感情，小平同志对此有一个高度凝练的概括，叫‘一块苦’”。

随后，回到现实的任务和要求，“现在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应对的挑战很多，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更好地凝聚人心，以优良的作风和老百姓‘一块过’‘一块干’”。

继而，讲到实现“中国梦”，“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通过净化政治生态，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发挥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导向作用，使人们在清风正气的影响下见贤思齐，在风雨同舟的浸润中凝心聚力”。

最后，再回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时所讲的“三个责任”：“某种程度来讲，现在狠抓作风建设，也正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履行这‘三个责任’。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我们的认识才能更加深刻，才能更好地领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抓作风建设的政治决断和坚强决心，才能切实增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性坚定性。”

领导同志身居高位，讲话固然要对下面提要求，但提要求除了“要、要、要”“必须、必须、必须”，不同的场合还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有时候要求提得铿锵有力，未必就能点醒梦中人，而和风细雨反而可能收到春风化雨的效果。这里谈认识就未用一个“要”和“必须”，但体会讲完了，要求实际上也讲清楚了。

四

以上所举三例，如果从写出些“道道”的角度作个归结，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是“深”一些的道道，通过反复研究思考，反复比较推敲，反复提炼升华，增强内在逻辑性和实际针对性，力求思想深刻、内涵丰富；一类是“新”一些的道道，不落俗套，不老调重弹，即便是旧主题也要有新思维，旧观点也要有新论证，旧材料也要有新概括；一类是“特”一些的道道，不断碰撞、换位，找角度、找灵感，形成自己的鲜明观点和独到见解。可以举的例子很多，我想不管是哪一种写法，关键是能够引起受众共鸣、易于被他们理解和接受。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表述要严谨、表达要准确，力求言之有据、言之成理，要言不烦、意尽言止。从起草之初到文稿完成，都得一句话一句话写到位、一个词一个词抠准确。

写出“道道”，既是件费心费力的事，也是件苦中作乐的事，关键是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提炼、勤于积累。王国维说过成大学问者要历经三重境界，我们写讲话稿要有所精进，可能也要反复在两种境界之间切换：一种是“寂寞沙洲冷”的境界，为文之前一头雾水直犯愁，费尽思量、绞尽脑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种是“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境界，等思路拨云见日、破茧而出之时，灵光闪现、文思泉涌、心生喜悦。过程虽然曲折，身心虽然疲累，但会后领导一句勉励的话，与会者一句赞赏的话，都可能让你顿感累意全无；而未来若能亲见提出的思路付诸实施、见诸成效，更是感到宽慰不已。

力所不及当借力

一

大家常说搞综合文字的是“万金油”，什么都得懂、什么都能写。也的确如此，即便偶尔遇到不常写的、有点偏门或者专业的内容，有基层和职能部门提供基础材料，有互联网的帮助，总能写出个子丑寅卯来。但我们不可能是万事通，总有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如果勉强应战，硬着头皮去写，要么只能泛泛而谈，要么就如煮夹生饭，很难把话说到位、说到点子上、说出独到的见解来。

所谓力所不及，大致有三种：

一是专业理论知识要求比较高。比如讲到经济工作，我们了解面上的情况，也懂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但理论的深度不够，需求教于经济学家。

二是需要花时间研究。一些专项课题，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花些时间和精力来搞调查作研究，我们一时安排不出足够的时间。

三是涉及最新概念和前沿理论。对学科发展的前沿知识，理论学术界非常敏感，我们往往把握不住、理解不透，缺少发言权。

写稿子遇到这些力所不及的情形时，最好的方法是学会借力，借助外脑，来完成文稿起草。各类智库、专家学者的力量要充分用起来。通常，我们对文稿的方向路数是清楚的，有的东西虽然说不好、说不透、说不专业，但心里有个数，能够把命题拿出来，把想法提出来，交给有研究有造诣的人来解答。然后把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所用，吸收借鉴，转化为稿子里的营养。

二

印象比较深的例子是，有一年省里研究某地区工作，这是时隔七年省委、省政府再次召开研究该地区发展的全局性会议。七年间，该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全面小康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省委领导的大会讲话，要对过去的发展变化进行总结，特别是要对发展阶段的特征、变化的趋势作出准确的分析判断。这是部署下一步工作的基本依据，也是这篇讲话稿非常重要的内容。

常规的写法，无非是对主要指标增长情况、结构调整情况、基础建设情况等，报一报数字，点出那些标志性的转变，比如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超过2000美元和1000美元，年纯收入25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干部群众的发展热情空前高涨。如果就这样泛泛地分析，总觉得流于表面，不深不透，没有揭示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也不能给出对未来发展有说服力的趋势性判断。

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对发展阶段和趋势的分析，既不能是纯工作性的，也不能是纯学术性的，而是既要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撑，又要与发展实践的现实状况扣得比较紧。总之，得出的结论既要有一定的高度并且能在理论上站得住，又要涵盖若干年来上上下下的重点工程，符合人们的感知。与这样的设想相对应，我们也清晰地意识到，虽然对那样一个分析判断“是什么”还不太明白，但对其“应该是什么”是知道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写出“应该是什么”来，确实有点力所不及。

于是我们便想到了向专家学者求援。记得当时我分别给省社科院院长和社科联主席打了电话，跟他们商量这事，说了我的设想，提出了希望他们提供咨询支持的重点方向。这两位老兄风格迥异，一个说让他想一想，半小时后给我电话；一个说这是个重大课题，马上布置有关社科基地进行研究。后来，半小时后来电话的，给了我几个视角，贡献了重要的观点；布置开展研究的，一段时间后提供了一份专题研究报告。他们的思考、研究对我们帮助很大。

最终，我们在专家学者提供的咨询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思考，并重点与实践情况对号，提出该地区发展的动力、模式和路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突出表现为“五大趋势”：

一是由主攻工业发展逐步向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同步推进转变。这既契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将为该地区跨越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力。

二是由劳动力、土地投入为主逐步向资本、技术投入为主转变。传统的发展优势，加上资本和技术的有力支撑，将使该地区的产业层次和竞争力得到快速提升。

三是由生产要素流出逐步向生产要素集聚转变。劳动力输入逐步变为人才输入，越来越多的资金被留在当地使用。生产要素的集聚，既是发展阶段发生变化的结果，也为该地区追赶发达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是由相对封闭逐步向全方位开放转变。对外的经济通道已经打开，全方位开放的载体日益完备，该地区对国内外产业资本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对外开放水平必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五是由经济发展洼地逐步向创业创新热土转变。创业创新蔚然成风，中外客商纷至沓来，成为备受关注的发展热土。

这五条认识，抓住了发展变化的关键点，廓清了全省上下对该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进一步凝聚了发展共识，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未来几年的奋斗目标。应该说，因为有了这一段的分析判断，讲话稿的思想深度就不一样了，文稿质量也上了一个层次。论及这些内容，我们搞综合文字的往往能看到，却做不到或者做不好。把外力用好了，把课题交出去，善于借助他人的智慧，一样能够起草出高质量的文稿。

三

2014年，省委准备对互联网经济作一次专题研究。这几年，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省委层面提出来进行专题研究和推动，具有很强的导向意义。我省向来实体经济比较发达，互联网经济发展并不占先机，特别是缺乏像BAT（百度、阿里、腾讯）那样的互联网巨头。

这个领域有许多新兴的理念、概念和颠覆性的模式、做法，虽然我们平日里经常接触，但对互联网经济的认识和理解，还尚未完全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所以，在起草省委领导的讲话稿之前，我们去拜访了曾经担任过省发改委主任、退下来后在一所大学做教授的一位学者型老领导。他对互联网经济颇有研究，理念比较前卫，出了几本专著。我们并没有请他帮助解决具体内容怎么写的问题，但与他的一席谈话，对我们起草讲话稿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后来体现在稿子里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认识的层面，帮助我们把对互联网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我们总结为：对互联网经济发展，必须认清大趋势、把握大机遇、作为大课题。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趋势大于优势，变化超乎想像，一切皆有可能。大机遇既来自互联网经济本身，又有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变革性机遇。在大趋势大机遇面前，与其被冲击，不如去冲浪，与其被整合，不如争当整合者，必须作为一个大课题去研究。

第二，实践的层面，在互联网经济与全省经济发展的结合上，帮助我们打开眼界和思路。在新形势下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不能停留在过去的传统套路，必须深化拓展创新驱动的内涵，运用互联网思维、技术和方式，对我省经济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提升。特别是要根据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规律，立足我省具备的优势、条件、基础，找准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和创新点。比如实现实体经济与互联网嫁接，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比如创新发展电子商务，加快推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和产业发展；比如以市场化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创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等等。

这篇文稿“借力”的方式，不像前一个案例里那么直接，提出命题请人家来做，而是通过外力先帮我们“洗洗脑”，学习人家最新的研究成果，掌握一些最前沿的知识理论，以最新理念去看待和处理文稿，是一种间接的方式。这种借力，比起自己从头学、从头研究，不仅省时省力，而且针对性强，接受到的都是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既有利于文稿写作，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搞综合文字，总有力所不及的时候。想把稿子写得更好，要清楚自身的所长所短，善于扬自身之长，把力所能及的地方做好，还要善于整合智慧资源，借他人之长把力所不及的地方补上。这样，最终呈现出来的，才是高质量的稿子。

做“眼”之功不可少

一

“棋无眼则死，文无眼不活。”就讲话稿而言，所谓“眼”，大致是其中的一些关键性语句，既是内容的概括点，也是精神的凝聚点。有没有“眼”，“眼”做得好不好，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讲话稿的生气和感染力。

写稿子的同志需要经常去听会，经历得多了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一个会上若是领导讲话稿从头至尾清汤寡水，没有什么出彩的“警句”，会场的气氛可能就会比较沉闷，讲的人讲不出激情，听的人也感到无趣。如果你是个有心人，竖起耳朵听的话，说不定还会在散会的人群中听到“不知道要讲些什么”“没记住几句话”这样的抱怨。

坦率地讲，这种抱怨尽管失之偏颇，但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问题。一位老领导和我“眼”探讨过这样两个观点：第一，别指望领导讲个什么，听的人都会奉若圭臬。很多时候，领导一篇讲话讲下来，下面听的人能记住那么一两个观点、甚或那么几句话，就很不错了。第二，别贪求讲话全面无漏，其实听的人不太会去想什么内容你没讲，他们关注的是你讲的内容怎么样，是不是让人有触动、受启迪。

事实上，一篇讲话稿如果能在关键之处做好几个“眼”，这篇稿子就活了，大致就能立起来了。当然，如果有志于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把这些“眼”表述得富有激情、饱含哲理、精彩生动，那自然更好。可以说，做“眼”是使文稿“有神”和“出彩”的一种功夫。我们在起草文稿的过程中，应当有意识地去做一些“眼”，尽可能有一些能使文稿透亮起来的点睛之笔。

二

在我看来，文眼有大、中、小之分。所谓“大眼”，就是文稿的主旨。每个会议都有特定的任务和要解决的问题，把主题提炼好，“大眼”就出来了。原先有段时间，对讲话稿都要颇费思量地做标题，讲究从标题上夺人眼球、抓住听众。现在领导讲话稿做大标题的情况比较少，但在拟制相关新闻稿时，做一个醒目的标题还是很有必要的。

所谓“中眼”，可以理解为阐发主题的核心观点。俗话说，看文件看标题，听讲话记要点。领导讲话主要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讲的，受众的文化素养和整体见识较高，要使其愿意听、听得进，核心观点不仅要有气场，还要接地气。一般来说，表述意义、提高认识的观点要体现高度，分析形势、剖析问题的观点要体现深度，总结工作、部署任务的观点要体现精度，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的观点则要体现力度。这里有两个“中眼”的例子：

2011年5月，省委召开加强群众工作会议，省委主要领导有一个讲话。讲话稿起先是按一个四平八稳的套路写的，大致包括强化群众观念、突出群众工作重点、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加强对群众工作领导这么几块。领导看了稿子觉得太平淡、没有劲，与我们一起商议如何抠出几条有特色、有新意的说法来，作为做好群众工作的鲜明要求。后来琢磨出了“三个带着”的“眼”：带着深厚感情做群众工作，带着政治责任做群众工作，带着敬畏之心做群众工作。这“三个带着”，既可以把常规的要点都涵盖进去，而且比较醒目敞亮，让人记得住、入得了脑。

再一个是2011年8月，省委主要领导率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共商对口援助工作，在两地座谈会上有一个讲话。当时我们考虑，对口援助工作已经开展了几年，这次最好能有一个鲜明的提法，既贯彻中央精神，又体现我省援疆工作的特色。后来便做了“三个援疆”的“眼”：第一，真情援疆——就是把对口支援当成自己的“分内事”，真正做到我省与新疆心连心、一家亲，手牵手、共发展；第二，科学援疆——就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做好对口支援各项工作；第三，持续援疆——就是建立对口支援的长效机制，以支援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通常这类稿子多是讲场面上的话，大抵是加强产业等几个方面合作的事，常常似“嚼冷馒头”，让人感到新意寥寥。这次干脆就跳出来，从一个比较超脱的层面去讲。虽然稿子不长，但“眼”做得比较集中，也有一定高度和精准度，效果比预想的要好。这些年，这“三个援疆”一直被作为我省援疆工作的重要方针。

三

如果说“大眼”解决的是立意层面的问题，“中眼”解决的是架构层面的问题，那么“小眼”则主要解决表达层面的问题。同样一个意思，如果能在表达上出彩，常常就能化腐朽为神奇。英国作家萨克雷说过：“作家最吸引人的力量有两个：使人们熟悉新事物，使习以为常的事物变得新鲜。”我们做“小眼”，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要尽量把一般性的话变成有冲击力的话，把普通的话变成耐人咀嚼的话，把平淡无奇的话变成令人耳目一新的话。

这里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了总体部署，省委在全面抓好贯彻落实的同时，于2014年7月召开省委全会，专门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行部署和推进。在准备讲话稿的过程中，省委主要领导明确要求我们，要针对半年来推进改革过程中一些干部身上存在的求稳怕乱、锐气不足的问题，联系我省改革开放50多年来以改革突破带动发展突破的历程，以“振奋精气神、改革再发力”为题做出一段“眼”来，提炼出几句有张力的话，对各级干部推进改革的精神状态进行再激发。我们反复琢磨，最后提炼出“三个焕发”的表述：“全省上下亟须焕发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四千四万’精神艰苦创业的发展自强，亟须焕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以敢闯敢拼劲头创造奇迹的实践自信，亟须焕发在新的征程上以‘三创三先’精神攻坚克难的改革自觉。”这三句话对全省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段历程作了高度概括，由发展自强到实践自信再到改革自觉，在情绪和气势上排浪般地向前推进，而且用论述性的语言代替叙述性的语言，观点更加集中，也更有冲击力。

四

文无定法，但有章可循。对于做“眼”这件事，很难给出一个定论，总的说就是因时因事因人而异，讲究合情合适合理。如果对不同类型“眼”的文字表述风格加以列举的话，比较典型的有这么几种：

对于那些要起到鼓动作用的文眼，遣词造句要富于激情，讴歌时气势昂扬，抨击时正义凛然，必要时还得有点霸气。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结尾说：“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读来何其慷慨激昂。

对于那些要起到点拨作用的文眼，推心置腹也好，轻松活泼也好，设身处地也好，笔锋中都要藏着真性情，辅之以循循善诱。正所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动情写的话才动人。

对于那些要起到警醒作用的文眼，则要旗帜鲜明，必要时要猛击一掌，点醒梦中人。省委主要领导在一次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后谈社会稳定的讲话中，有一段这样的表述：“对当前社会稳定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不是要作十分、而是要作十二分的估计，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是要作十分、而是要作十二分的准备。”这里用了两个“十二分”，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但语气和态度是明显不一样的。

如果要对做“眼”的方法加以概括的话，我感到有两个方面是特别需要把握的：第一，指向要鲜明。客观上要奔着问题去，突出针对性，在找准问题、把握要害的基础上，提炼出一针见血、对症下药的话。主观上要对上领导的思想，把领导的意图和认知恰如其分地转化为文稿的“眼”，让领导“见文如见己”。第二，浓淡要相宜。既要符合领导的身份，充分考虑领导的个人风格，让领导能接受、愿意讲，又要顾及受众需要，想清楚听众最想听什么，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句式上宜长则长、宜短则短，文风上宜雅则雅、宜俗则俗，讲到人的心坎上，才会引起强烈的共鸣。

迈向“自由王国”

“写稿这档事”开栏以来，自出题目，自说自话，转眼间一年就快过去了，案头的文稿也在不经意间堆起一大摞。最后一篇定题为《迈向“自由王国”》，非是自许，而是对同行们的真诚祝愿。

一支笔、一沓稿纸，或是一个键盘、一方屏幕，开启的是一条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苦心孤诣、殚精竭虑的路。所谓“自由王国”，并不是说写稿子不费吹灰之力，信马由缰，一挥而就，而是因为把握了其中的“道”，即文稿写作的内在规律，从而能够摆脱“必然王国”无所适从的盲目性，挥洒自如、游刃有余，进入自觉地有所创造的一种写作状态。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很顺利，需要一点一点地突破、一步一步地推进，但只要方向是对的，方法是对的，感觉也是对的，就会有一种成功的自信与期待。

这样说似乎有点玄。写稿子的人多少都有过两方面的苦恼：一个是面对一张白纸，脑子里一片空白，特别是面对新的命题时，不知道写什么；另一个是面对一大堆材料，脑子里一片糨糊，不知道怎么下手。这两种情况下，手中的笔仿佛不由自己支配，而是被无形的力量左右着，磕磕绊绊，来回折腾，写来改去反倒没了主意，就盼着能侥幸过关，交差了事。这大概就是“必然王国”阶段最典型的表现了。

那么写稿子的“道”在哪里?若下一个精准的定义，怕是很难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然而大道至简，这里面也不是没有轨迹可循。一位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后来进入相当层次岗位的领导同志，曾经在带着我们一起磨稿子时对我说：“你们已经到了可以自由创造的地步了!”这样一句赞许，或是出于鼓励之意，我听了以后却是心里一动。这一动与其说是受褒奖的欣喜，不如说是对文稿写作迈向“自由王国”这么一种意识的觉醒。总结我的体会，如果能掌握“三个第一”，或许就与“道”相去不远了。

第一性原理。这是借用科学研究的一个说法。所谓第一性原理，就是强调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探究问题本源，不被以往的经验知识所干扰，以基本数据为依据进行分析和推理思考，然后进行实践验证。这个原理用到文稿写作上，就是回到文稿起草的原点，想一想稿子是干什么用的，要起到什么作用。有些同志在材料堆里晕头转向、毫无头绪，纠缠于别人怎么怎么说，究其根底还是丢了最开始的出发点。其实，有些问题不事先想明白、厘清楚，就会南辕北辙，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老笔杆子们都知道写稿子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想明白才能写明白。这个“想”就是站在原点上想。文稿干什么用，关键取决于讲话的场合，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要求，甚至不同的风格。文稿起到什么作用，关键是把领导要表达的意图弄明白，这是文稿的灵魂。从原点出发的这两个问题，就像纵横两条轴线，为文稿划出了一个可以创新创造的区间。在这个区间里，完全有可能写出跳出传统套路、让人耳目一新的文稿。回顾这些年的写稿子经历，大凡有所突破的文稿，都是先在这两个问题上把准了脉搏，从而有了自由发挥的底气。

第一手资料。如果把文稿比作禾苗，那么资料就如同土壤，第一手资料就是最有养分的土壤。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只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文稿的基础才能扎得深打得牢，观点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语言才能影响人打动人。然而，严格地说，很多时候我们占有的资料都是第二手、第三手甚至不知道经过多少次加工处理过的。下面报上来的情况也好，部门提供的分析也好，每经过一道加工工序，材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往往就会有一些衰减。而写稿子的人偏偏挤不出多少时间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我主要从两方面入手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凡是涉及省委的重要文稿，特别是一些不熟悉的领域，都要事先搞一些短平快的座谈，或者电话讨论、上门求教，听取专家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另一方面，在平常生活中做有心人，哪怕坐下来跟亲戚、朋友、同学、邻居聊天，都是一种调查研究。一叶可以知秋。有意识地从微观层面了解一下基层的实际感受，可以提高我们对材料真伪的识别度，从一大堆纷繁复杂的资料中抓住最有价值的成分，从而写出具有分量的文稿。

第一重角色。从形式上看，写稿子是代人立言，“为他人作嫁衣裳”；但从本质上看，写好稿子必须有“我”的存在，有“我”的价值自觉。有一个“驴骑人”的故事，说的是爷孙俩买了一头驴往家走。爷爷看孙子小，就让孙子骑在驴上，走着走着，有人说孙子不懂得孝敬，孙子就让爷爷骑着驴走。一会儿又有人说爷爷不疼孙子，爷孙俩干脆都不骑了，牵着驴走。可又有人笑话他们有驴不骑，真是傻瓜，爷孙俩就都骑在驴上。可还是有人说，这两个人心真狠，存心想把驴累死。最后实在没辙了，爷孙俩把驴的四个蹄子绑起来抬着走了。这个故事看似荒诞不经，但写稿子的人看了或许会会心一笑。文稿从起草到定稿，要经过重重审阅把关，每一个把关的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如果总是被别人的喜好牵着鼻子走，多半会落得个“驴骑人”的尴尬境地。只有一开始就进入“我”的状态，直接站在讲话者的角度进行材料的取舍分辨，进行文稿的构思立意和行文表达，才不会无所适从、一派茫然。当然，这个“我”，还不是完全的作为写手的“我”，而是站在领导立场上的“我”，是写作者对自身在文稿起草中的价值作用的觉醒。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稿者与用稿的领导之间，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互动，包括观点上的互动、语言风格上的互动，而好的文稿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互动成果。回顾20多年的写稿生涯，我先后服务过不同层次的诸多领导，每一个阶段的服务历练，都让我在写稿子这档事上有了新的认识。有的领导对文字本身并不是特别看重，看重的是文稿的思想性；有的领导强调文稿的准确规范，必须字斟句酌；有的领导给写稿者很大的施展空间，但实际上的要求却更高……这些又恰好从不同的维度锤炼着我对文稿起草的把握和驾驭能力。这些不同取向的要求汇集起来，也强化了自己对文稿写作内在规律的探寻和把握，特别是注重从整体上追求文稿的思想性、准确性和创造性。所以，如果说自己在文稿写作上有所进益，对先后服务过的领导，我是一直心存感恩的。

（来源：习语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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