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怎样写文章（6篇） - 老秘网_材夜思范文

因矛盾而思考，由问题而切入。毛泽东写文章从来不是为写而写，一定是以问题为切入点，从问题意识开始下笔。以收入《毛泽东选集》开篇之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例，开头语即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沿着这个问题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思想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实际举动进行生动而非呆板的分析，在文章结尾处给出明确的结论：哪些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哪些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哪些人“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哪部分人“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并特别强调，“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的其他文章也大都是围绕问题展开的。

问题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问题”是从实际中来的，从调查研究中得到的。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不断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道理。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写出的文章就是“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他认为瞎说“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因此他提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并反复提醒人们，写文章前如果“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写出来”。

提出问题后，还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大家在写文章或发表演说的时候，要“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赞赏这样的理论家：“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既注重运用鲜活材料，又讲究观点鲜明。毛泽东多次强调，一篇文章必须讲出一定的道理、有鲜明的观点，反对材料或现象罗列。他指出，既然问题提出来了，“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如果写文章或发言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对事物有分析”的文章才“有说服力”，“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

一篇文章要做到观点鲜明，就必须坚持真理。毛泽东认为，写文章或做演说，所阐述的问题，只要是反映科学的、真理的内容，就“决不怕人家驳”。他提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正因为共产党人坚持的是真理，所以要敢于亮出自己的鲜明观点。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这里反映的就是毛泽东坚持真理的思想品格，也是他写文章的一贯风格。

观点鲜明的文章，一般都是精炼且言之有物的。毛泽东认为，文章应该“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列举的“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就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并批评道，“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他断定写这样文章的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他甚至提出，“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毛泽东认为，那种没有明确观点、只会简单列举材料的文章的写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

一篇文章在提出问题并亮明观点后，“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这是毛泽东写文章特别看重的。他认为，写文章和讲话一样，一定要看对象；如果不看对象，写出来的都是“党八股”式的文章，就会“害人不浅”。毛泽东比喻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更要看读者、看听众，“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要养成人民群众喜欢的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毛泽东历来强调，文章所用的语言要丰富，文字要有味道，“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人民群众“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毛泽东主张，要想做到语言上生动活泼、新鲜有力，就必须向三个方面学习：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但不能变成“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第三，“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写文章或者做演说，如果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语言，就自然体现了“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样的文风，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风格，也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文章最终要“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毛泽东认为，写文章是要吸引人去看的，如果文章吸引不了人看，这样的文章是发挥不了实际作用的。吸引人的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有问题意识、有鲜明观点、有生动活泼的语言等因素外，毛泽东还强调了几点：一是文章标题要“吸引人看”，特别是理论文章和评述类的文章，“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但吸引人并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空洞无物，而是要有实际内容，因此“标题必须有内容”。二是文章写完后要经得起反复审看，不能匆匆忙忙“拿出去害人”。写文章“是专为影响人的”，写好之后不能“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而要“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三是写出的文章要经得起群众“考验”，一篇文章形成观点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而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因此，只有那些群众看得懂的、喜闻乐见的文章，才经得住“考验”。毛泽东的众多精彩文章特别是理论文章不拘一格的写法，恰恰说明一篇好文章并不是学问家的玩味品，也不是理论家纯个人的思想产品。写出的文章要符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文章所反映的思想总得回到实践中去、回到群众中去，被群众认知和掌握，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解决群众在思想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总之，毛泽东说过：“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准确性”，针对的就是要能够准确抓住所提出和想解决的问题，把反映中国实际和人民群众愿望的问题提炼出来；“鲜明性”，针对的就是要有鲜明的观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在概念、判断和推理上逻辑要清晰，态度要鲜明；“生动性”，针对的就是要有生动活泼的语言，要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能够吸引人去看。毛泽东所写的文章，大体都是建立在这“三性”基础上的，使用的是“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语言和逻辑，所以他的文章看起来带劲，正如他自己所比喻的“像一个健康人”；而毛泽东反对的“党八股”类的文章，正如他所比喻的“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毛泽东作为理论大家、文章大家，真可谓文如其人！

周恩来一生心忧百姓、操劳国事，呕心沥血、任劳任怨，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他给人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精力超人、才能出众的实干家、组织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其实，周恩来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长期实践中，写过大量的文章、文件、书信、电报，作过很多重要的报告、讲话，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周恩来的文章和讲话，要言不烦，观点鲜明、质朴有力，为我们学习“短、实、新”的优良文风树立了典范。

1926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掀起一股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敢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迁就退让。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在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接连发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等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国民党右派势力存在这个客观事实：“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被压迫最苦的工农阶级自然需要有专门为他们阶级谋利益的共产党为之奋斗”，共产党人自然需要“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这篇文章作为《周恩来选集》的开卷篇，全文只有2000多字，但深刻阐述了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但共产党决不能失掉自己独立性质的道理，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也抵制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立即给中共中央写了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仅用700多字，就清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如果革命力量继续动摇妥协，整个革命必然根本失败，主张采取坚决措施挽救革命。10年后的1937年11月13日，在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又从山西临汾给中央发电报，同样是只用了700多字，分析了日寇侵占太原后，蒋介石国民党失败求和的空气渐浓，必须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他在文中强调，当时的抗日战争必须着重于游击战，要扩大红军，争取和影响友军，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等。电报发出后，周恩来11月16日在临汾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进一步从战局、国际、军事、民众动员4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抗战形势，指出国内外妥协调解空气渐渐抬头，发生了“汉奸政权的活跃”“投降主义的生长”“特殊化思想的增长”“‘失败主义’情绪的发生”等危机，并深刻分析坚持华北抗战的可能及其前途，提出实现华北持久战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军队的改造”“开放政权”“开放民运”“肃清汉奸”。这篇3000多字的著名演讲，切中时弊、环环相扣，对动员华北人民坚持敌后抗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5年8月，在日本刚宣布投降时，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紧急要求》，全文不足500字，但紧密联系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蒋介石蓄意挑动内战和加强独裁统治的局势，提出了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避免内战、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14项要求，言简意赅、重点突出。这些内容体现在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对号召和鼓舞全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起到很大的作用。

比如，周恩来长期从事和领导统战工作，对党的统战工作有过很多论述。1945年4月30日，他在党的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从五个阶段系统地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从敌人、队伍、司令官3个方面深刻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这篇发言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例，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文章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回答了人们关切的问题，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产生了重大影响。1962年4月1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亦是如此。他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要把政协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联系的各方面的人们都动员起来，团结奋斗，争取新的胜利。

又比如，周恩来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撰写了很多重要文章。写于1928年11月的《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深刻论述了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关系，分析了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种种表现，指出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全党同志应坚决地起来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写于1943年4月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强调正确的领导必须经过实际的调查研究，使当时当地的特点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以确定一个时期的任务和方针，规定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并从实践中证明党的路线和策略是否正确;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领导才是正确的。写于1963年5月的《反对官僚主义》，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并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强调“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周恩来的这些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们经常提到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3篇讲话，就是因为讲了新话、有所创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重要文献。一是1951年9月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根据当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论述了知识分子应如何从民族立场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以及在学习和实践中分清敌我友，努力进行自我改造，做到为人民服务，给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二是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鲜明地指出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6年来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三是1962年3月在广州的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针对1957年以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左”的倾向，对我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科学分析，对他们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肯定，指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强调要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对知识分子要给以信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使知识分子积极发挥才能。

同知识分子政策一样，周恩来在经济建设方面也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重要贡献。1949年12月，他在《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的讲话中，强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创造性地分析了新中国几种主要的经济关系，提出了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的原则，明确提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的观点。这篇讲话是周恩来在深入研究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经济工作进行全盘性思考的理论总结，对指导新中国经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尤为重要的是，他在几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建设的论述，贯穿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中心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1954年9月，他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1964年12月，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75年1月，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重申了这个宏伟目标，报告中的这段话就是《周恩来选集》的终卷篇《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可以告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他们带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作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和文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今天，这些著述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重要意义，对宣传阐释好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仍具有示范作用。

刘少奇一生，撰写了大量文章，如《工会工作中的两个问题》《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论党》《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与问题》《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

这些文章，多与刘少奇的经历和实践相联系，包括职工运动和工会工作、白区工作和群众斗争、敌后工作、抗日战争策略、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土地改革、经济建设、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各项政策等方面，阐述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看法，提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原则和方法。这些文章，有刘少奇自己撰写、以笔名或化名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有在一些场合的讲话或演讲、经整理修改后形成的文章，有在各种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等。一些较为重要的文章，后来收入到《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等文集、文稿或专题文集中。刘少奇关于怎样撰写文章的专门论述并不多，但我们从这些文章中，可以了解刘少奇是怎样撰写文章的。

刘少奇一生，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注重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运用。1964年，他在同有关同志交谈时说，接近群众，写东西，应该好好工作，更好地钻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这是刘少奇超乎常人的意志和忍辱负重的精神的写照，也是他的文章具有坚持真理的品格和实事求是的特点的原因所在。

刘少奇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早年他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知道，很多党员都有一个大的弱点，就是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提出要加强党内的理论学习。他认为，共产党员加强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理论素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他主张，学习理论最为关键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因为如此，刘少奇撰写的文章，特别重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注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问题，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然后再放到群众中去实行。

1956年，刘少奇主持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时，根据党的历史发展和实践经验，特意加了一段文字：“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考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可见他对实践经验的重视程度。

刘少奇撰写的文章，很多观点来自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运用。比如，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针对当时党风方面存在的不良风气，讲了“吃亏、占便宜”的问题。他说：“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但是，最后是决不会吃亏的，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这个问题，他多次讲、反复讲，既是个人实践的总结，也是一生实践的体现。

刘少奇一生，坚持从实际问题出发，注重深入调查研究。1961年，他在湖南调研时同中央工作组同志谈话说，调查，要有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作调查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又进一步认识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统一起来，认识世界以后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同年，他在同《人民日报》有关同志谈话时说，报纸工作人员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要决心作一个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刘少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刘少奇撰写的文章，很多都是调查研究的产物，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1956年以后，我国社会上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后，刘少奇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兴趣，并用来指导实践。1957年，他利用两个月时间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状况进行调研。他经过调研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当时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的矛盾上，处理好这种矛盾关键在领导方面。他在上海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是刘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重要贡献。

1961年，面对国民经济困难，刘少奇到湖南农村开展了为期44天的调查。为了使大家说真话，他在会议开始时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刘少奇的诚恳态度感动了群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鲜明提出造成当时经济困难的原因：“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这些讲话，后来收入到《刘少奇选集》中，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1939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单行本后一版再版，历时几十年经久不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每次再版，刘少奇都要认真校阅、修改。1962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重新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刘少奇又做了重要补充和修订，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等章节中加强了理论论述，补充了关于党的战略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强调了共产党员在党取得政权后更要加强思想意识修养等。

刘少奇修改党的七大党章时，对“任何”两字的取舍，也反映着他对撰写文章的态度。1945年七大党章，强调了保证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群众路线，强调了扩大党内民主，也就是党内的群众路线，包括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这条内容，刘少奇反复思考，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动摇了几回”，“任何”两字写了又圈掉，圈了又写上。他当时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认为这样虽会出一些乱子，但没这一条，乱子会更多。经过讨论，大家同意新党章写上这一条，但将“在一定的会议上”改为“在党的会议上”。

刘少奇撰写文章的态度，也体现在他修改别人的文章上。195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胡乔木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刘少奇对这篇文章作过两次集中修改，修改了480多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收入其中一部分内容。刘少奇补充了一些重要观点，如提出中国革命的两个根本问题，增加了党成立以后工人运动的情况。他特别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完善了一些史实，如关于遵义会议，修改后的表述是：“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坚决的斗争，在贵州遵义举行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多数同志的觉悟和拥护之下，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及其他同志”“和拥护”等字，是刘少奇加写的，他严谨认真的态度和对撰写文章的要求跃然纸上。

马克思主义是朱德一生所系。他始终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他说，“马列主义是反对黑暗与落后，尊重科学与文明的。马列主义的本身，就是科学的最高成果。”1941年8月3日，为庆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召开，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一文。在文章中，朱德指出，“马列主义乃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掌握了它，可以使一切科学得到新的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是人类五千年科学思想的结晶。”因此，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解决一切问题。写文章亦如此。

除了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1940年8月20日，为总结八路军、新四军中党的领导工作经验，朱德撰写《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一文。在文中，朱德提出，“从党员方面来说，最需要的是一般的常识和思想意识的锻炼。因此，通俗的小册子——常识的和支部生活的，是最缺乏的又是最适合的读物，应注意设法解决。从干部方面来说，他们需要的是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政策教育”。因此，必须努力为广大干部群众提供马列主义教育素材，文章的写作要以此为目标。

朱德认为，文艺要为现实服务。“一个好的艺术家，应当同时是一个政治家。在阶级社会里，艺术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绝对不能超然。”“艺术家要加强自己的政治修养，才能做一个好的艺术家。”写作文章，也要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要站稳阶级立场。他的文章，从早期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到晚年的《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每一篇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芒，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阐述问题，都在为党的工作服务。1931年7月，面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朱德十分清楚，要胜利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除了确定正确的作战方针之外，还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军队的素质。他撰写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在文章中，朱德指出，在当前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创造铁的红军是目前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怎样创造铁的红军呢?朱德提出了六个基本条件：确定红军的阶级性、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政治训练的重要、军事技术的提高、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他反复强调，“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政治性，是创造铁的红军的关键，也是文章写作的中心思想。朱德的这篇文章，对提高红军的作战能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对以后红军的建设也有很大的意义。

朱德的文章，极具针对性。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他对抗战会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1937年6月12日，为提高红军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央组织设立军事研究委员会，朱德任主任。朱德和红军其他领导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说，“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1938年，朱德撰写重要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和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等重要因素，反映了他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对全面抗战初期敌后抗日游击队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朱德也把文章当作是战斗的工具。1940年7月24日，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时指出：三年来敌人的特务机关通过新民会、宣抚班，统制了新闻杂志书籍，组织了各种欺骗宣传团体，出版了大批的报纸、杂志、小册子、传单，来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满支提携”和反共，以及进行各种挑拨离间的宣传。而我们则首先经过部队的宣传部门，并取得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配合，出版了大批的报纸、书籍和相当多的宣传品，在部队中还发动每一个战士进行宣传工作。我们宣传的中心内容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前途。因技术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宣传手段上远不及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拥有真理，同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使群众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我们正确，所以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因此，他强调，“如果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同艺术工作结合得更密切，则我们的成绩将更大。”为此，他指出，“艺术家应当参加实际斗争”，要创作出好的作品，“我们应当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

朱德还把文章当作总结经验教训的手段。他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是有很多成功经验的。这些历史经验要好好总结，好好运用，并加以发展。”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概括。1933年五六月间，为总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创造的新经验，朱德撰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等文章。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他认为，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实行了战略转变。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中，朱德强调中国工农红军要加强理论研究，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论述了六条战术基本原则。这些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朱德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指导红军的作战有重要的意义。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朱德的文章，都来源于生活，不空谈。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中，他引用苏联军事学校的标语“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指出要从实践和理论中来提高军事技能，特别是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更要以身作则来提高军事技能。因此，他“联系实际战斗的经验，来抓住军事理论的研究，提出以下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文章才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另外，朱德十分注重材料的收集和运用。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报告里，他指出，“在这样持久的作战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各解放区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是说不尽的，写不完的。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说，但我应该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些概括的数字，说明在这种残酷的战斗和牺牲中，中国人民得到了些什么。”他详细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从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七年半时间里的战绩，并且指出，“这些数目字，明白指出解放区战场人民战争的伟大发展，与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成极其明显的对照。”详实的数字，胜过千言万语，让文章极具说服力。

好的文章必须要谋篇布局，做到逻辑分明、结构严谨。朱德在战场上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在文章写作上同样条理清晰，脉络明确，整齐划一。1932年7月20日，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的朱德，发布训令，要求各级指挥员“无论命令、通报、报告，首先要写明发出的时间及地点，特别是在情况急速变迁时，常在短时间内下达两种不同处置的命令，若不将时间、地点写上，则收信者便不能从发信的先后来判断应当执行哪一个指示”。1949年4月11日，朱德向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做报告，他指出，“在实际斗争中学习，这种学习是很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如大家就是在战场上、工作中学会本领的。这是很实际的、很好的学习，但必须提高。大家要把实际斗争的经验总结起来，提高一步，使之条理化。”他还“希望同志们将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丰富的战争经验收集和整理起来，作为我军今后的新的教程，愿大家共同努力完成这一任务”。

“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好的文章，除了科学合理的谋篇布局外，还离不开高超的语言艺术。朱德同样十分注重文章的语言表达，提倡语言文字的大众化和通俗化，写老百姓看得懂的文章。他指出，“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我们必须认清对象，面向群众，面向士兵。”“认清对象，便提出一个问题——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的问题，也就是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笑它俗气而摈弃它。”而“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才能进步。不要老想着‘文章自己的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各方面拨乱反正发挥了重大作用。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解放思想、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邓小平在198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响亮口号。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的一系列文章，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为伟大事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比如，《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等深刻阐释改革开放新时期最具鲜明特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阐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重要思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阐释“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阐释时代主题。《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十三大的两个特点》阐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央要有权威》阐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初期，邓小平在山西做统战工作，《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就是对统战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分析。在领导晋冀鲁豫根据地建设中，《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按照“三三制”原则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主张。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决定调整新区政策，邓小平撰写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结合实际对中央指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发，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成为阐述新解放区土改政策重大调整和转变的标志性文件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克服国民经济困难的艰苦岁月中，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开始对“大跃进”运动的错误进行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中，《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军队整顿的任务》等文展现了他大刀阔斧开展全面整顿、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勇毅决心。

进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听汇报，进工厂，下农村，访家庭，通过实地走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他的文章往往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是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后推动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的里程碑之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等文中阐述的重大论断推动我国快速缩小整体科技实力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成功应对一系列风险挑战的经典之作，彰显了邓小平驾驭复杂局面的卓越能力。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为确立小康社会目标的一次又一次“算账”。《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阐释了设计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目标的思考过程：“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后来，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实际，又对小康目标进行了调整：“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

比起长篇大论，思想深刻的简约语言往往更能体现出掷地有声的力量感。《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中关于主权问题的阐述就是鲜活的例子：“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斩钉截铁的语句宣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气魄、力量和决心。

邓小平的文章是用以指导人民进行革命实践活动的，因此，他经常巧妙地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俚语俗谚。比如，形容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讲到精简军队的意义时说“虚胖子能打仗”?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中，为形象地表达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引用了一句四川俗语：“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各方面都要整顿》中，谈到同派性作坚决斗争的立场时举例说：“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这些生动活泼的语言使得邓小平的文字更为贴近生活，易于被群众接受。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邓小平的文章之所以吸引人，还在于饱含着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首先是对人民的爱。邓小平文章中提及次数最多的就是人民，直接抒情的对象也是人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除了对人民的大爱，邓小平的文章中不乏对个人感情的娓娓道来。有对毛泽东的敬仰：“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有对周恩来的怀念：“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陈云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着丰富的实践，创造了光辉业绩，也留下大量著述。三卷《陈云文选》收入著作190篇，70多万字；三卷《陈云文集》收入著作388篇，约130万字。他的著作集中了他的思想和观点。从他各个时期的大量文章和提纲手稿可以看到，他虽然工作繁忙，但写文章总是坚持亲自动手。文如其人，陈云写文章也体现着他的思想、作风、个性的鲜明特点。

陈云写文章不是简单就事论事，而是十分注重文章的思想性。他勤于学习，善于总结思考，找出事物的规律性，形成独到的新思想、新观点，因而他写的文章也很有思想深度。1982年，陈云谈到他1949—1956年期间的文稿时说：“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

《陈云文选》收入的第一篇文章《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发表于1926年7月，陈云那时只有21岁，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店员。他利用商务印书馆的独特优势，读了很多书，思想认识上有了极大的提高，树立起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他站在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高度指出，“有组织有力量的几十万工人，已经成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先锋”。

1939年5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针对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习惯的问题，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以新党员刘力功违反党的纪律、拒不服从组织分配而被开除党籍的具体事例，对党员进行深刻的纪律教育。文中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陈云于1954年6月写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研究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问题，包括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技术力量的需要与供应不平衡问题、财政收支以及外汇平衡、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平衡等。文中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综合平衡思想是陈云实践探索的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陈云1979年3月写的《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一文，指出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根据当时的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落后、比例失调情况相当严重的问题，他阐明搞现代化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的观点。

陈云写的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这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分不开的。他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唯物辩证法，主张“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他写文章也总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真实情况摆出来，再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陈云于1939年下半年写了《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等几篇关于群众工作的文章，就是基于他对华北根据地党的建设的调查研究。当时延安与华北敌后阻隔，他派组织部巡视团到华北检查工作，又同来到延安的华北敌后9个乡的党支部书记谈话。陈云在文章中介绍了许多调查研究的情况，指出党在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敌后根据地在完成自上而下建立工作的阶段后，应该进入由巩固下层来加强上层的阶段。

陈云于1962年初写的《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两篇文章，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形势作了符合实际的估计，提出可靠的解决办法，是陈云财经工作的重要一笔。为此，他在会前作了大量调查研究，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他还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了15天农村调查。文章中，陈云用调查研究掌握的大量数据、事例等，讲清农业减产、基建规模过大、通货膨胀、城市钞票大量转移到农村、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五个方面的严重困难，提出财政经济步骤要根据农业首先是粮食增产的速度来决定，“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主张从1960年算起，用5年时间作为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并提出调整年度计划、减少城市人口、严格管理现金、尽力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尽一切可能促进农业增产等一系列措施。

陈云于1979年6月写了《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一文。他当时是国务院财经委主任，领导经济调整，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在财政和外汇紧张的情况下上海宝山钢铁厂的建设问题。陈云多方了解情况，又到上海实地调研。在文章中陈云介绍了调研情况，提出宝钢干到底，推迟进度，分两期建设，买设备同时买技术、买专利。9月18日，他在财经委汇报会上作了《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的讲话，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在陈云领导下，调整方针得以落实，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得以稳住阵地再前进。

陈云工作作风务实，反映在他写文章时，也是条理清晰，简洁明快，不发长篇大论的空洞议论。《陈云文集》收入的《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中，他对《人民日报》进行阅评，表扬一些文章简明扼要，建议长文章要简单明了，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报。他要求“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报社的领导和编辑要经常提醒自己：‘假如我是读者’，‘假如我是一个很忙的读者’”。

《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是陈云于1978年11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小组发言。这篇讲话，全文不到1500字，开宗明义表示支持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提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这篇讲话文字不多，但讲的都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句句切中要害，论证有力，在会上会下都引起很大反响。

陈云于1981年5月8日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极大促进了干部新老交替与合作。陈云首先讲清问题所在，大批老干部还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因积劳成疾而去世的人越来越多，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领导工作，要“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陈云回应了老干部的一些疑虑：一是“文革”中有提拔造反派的痛苦教训，陈云表示“我们要提拔的是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二是党内有没有大量这样的中青年干部可供提拔，陈云认为有，“问题是我们没有去提拔，去培养”；三是中青年干部缺乏经验，陈云认为“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而且中青年干部有朝气，多数有专业知识，“他们比我们当年被提升为干部时有更多的长处”。他还就相关工作部署提出比较系统的建议。这篇文章不到3000字，但讲问题、提对策、释疑惑、作部署，把提拔中青年干部的紧迫性、可行性分析得十分透彻。

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进行全面改革，并明确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陈云作了重要发言，就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全篇只有约1700字，但把他关于改革的思想表达得十分清楚到位。他认为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要打破“大锅饭”，大大调动劳动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肯定对计划体制改革的概括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认为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这些重要的文章，篇幅都很精练，语言都非常朴实自然，道理都讲得那么透彻，效果都那么显著。陈云写文章，注重的是实质内容，而不是形式。文风也是党风。陈云的好文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